文 / 子玉
开拓者总是充满争议的存在，无论历史怎么议论秦始皇，其作为大一统帝国开创者的身份是永远不会变的，这个开创包括疆域和制度两个层面，无论后世对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争议有多大，其为游牧民族在中原开创政权打了一套样板的功劳是无法被抹除的。本质来说，秦始皇和孝文帝都是开创者的角色，而开创又往往意味着试错，这两人以帝国的覆灭为代价又给后世提供了一份避坑指南。
两千年来，围绕大秦帝国的讨论，负面声音总比正面声音多一些，这完全是因为大秦拿到了一个二世而亡的剧本，以结果论，大秦和始皇的一切都是应该被否定的。就像项羽和韩信的失败一样，其政治才能注定是被忽视的。
历史呀，总走不出以结果论证人物和事件的怪圈，导致历史的真相严重失真。
但不可否认的现实是，正是因为始皇以武力兼并了六国在地理层面一统了天下，华夏文明才有了统一的惯性，此后，虽然经历了好几段南北朝，但人们奋斗的目标永远都是再次缔造大一统的格局。
只有华夏文明是统一的状态才能集中力量解决黄河水患、天灾，应对草原上的游牧武力，同时打通各个地理单元之间的交通。这是群雄割据的政治格局所完全不能完成的事，而且，这样只会加重游牧武力对中原农耕生产的破坏，使水患产生马太效应，更加肆虐。
同时，始皇开创的以全面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也成为大一统格局的配套系统，能够进一步释放大一统的红利。此后，历代王朝虽然都面临分封和郡县的矛盾挑战，但终极目标都是向着中央集权迈进。
领土统一和制度统一的红利就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使华夏文明能够形成合力应对一切不确定性。
但始皇开创的大一统局面还是在其身后迅速崩溃，原因就是，始皇在制度层面切换得太快，没有考虑现实的消化能力。
理性地分析，郡县制只适用于秦国的基本盘关中、巴蜀和附近早时间被秦国兼并的地区，至于燕、楚、齐的边地，大秦还是不能通过郡县制消化其地，事实是，汉武后来虽然强力削藩，但也只不过是将边地诸侯王的权力让给了地方豪强，直到东汉末年，帝国对边地的统治力都非常有限，这就是东汉能够崩盘的核心原因，也是东吴能够偏霸江南的本质。
也就是说，地理层面的统一可以通过武力迅速实现，但全面郡县制还需要漫长的周期。刘邦在建立汉朝之后就认真吸取了秦亡的教训，在领土层面维持大一统的格局，但对于关东土地的统治权还是暂时交给了诸侯王来代理，逐渐完成了帝国的过渡。
想一想，刘邦是带着一群盟友还有外戚力量的配合共同治理天下，而当年的始皇却是以一人之力维持帝国机器的运转，那种孤独指数是通过想象所无法感受的。
当然，始皇没有培养政治盟友这一点后来也成为历代皇帝所高度警惕的点，历代皇帝都将外戚、宦官或者藩王引为自己的盟友共同面对前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而且，历朝都打造了精锐禁军以维持朝廷对地方的武力优势，不像始皇，将大部分军队都派往了边地负责开拓。
就勇气这一点来看，没有人比秦始皇的心脏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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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04年，匈奴人刘渊在左国城称汉王，胡人武力正式入主中原开始尝试建立自己的政权。
但游牧民族在进入中原之后却都得面对一个现实，那就是，如何适应中原生产力的问题，而要想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在制度层面作出改革，主动学习汉人用时间总结、实践出来的那套和农耕文明相匹配的文化体系，包括礼仪、制度、价值观等各个层面。
其实倒不是说游牧民族想如此，而是他们要想生存就必须得作出改变，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外人在踏入一片新土地之后就必须得适应那里的水土，这是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
所以，不管是前后赵政权，还是前秦政权，在建立政权后都不自觉地在文化、制度层面进行各种更新，以适应农耕文明的生产力。
但结果却是，大家都是浅尝辄止，一个是没有向纵深发展的短视，一个是王朝周期太短没有条件进行改革，直到北魏的孝文帝，游牧政权的汉化困境才被打破。
孝文帝首先在认知层面实现了突围，他认为，要想实现汉化改革就必须得将政治中心迁往汉文化高地洛阳，同时必须在语言、服装、籍贯、婚姻等各个层面全部汉化才能实现北魏整个系统的汉化。
用俗话来说就是，只有呆在汉人的文化高地，只有将自己打扮成汉人精英，才能实现拓跋鲜卑的全面汉化。
环境、潜意识对人的影响和改变是最快速、最彻底的。
为了实现迁都洛阳的目的，孝文帝甚至是以南征为名将鲜卑贵族强行“绑架”到了洛阳强迫他们承认既成事实。在迁都洛阳之后，孝文帝就迅速打出了一套组合拳：推广汉语，禁止在朝堂上说鲜卑语；将鲜卑贵族的姓改为单音汉姓，自己带头改名元宏；鼓励鲜卑贵族和汉人通婚，给六个弟弟全部娶了汉人媳妇；禁止鲜卑贵族去世之后葬回平城；鲜卑贵族统一改穿汉族服装...
孝文帝在短时间内将北魏打造成了魏晋的门第社会，这种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高度匹配也释放出了其巨大的能量：北魏文化兴盛、经济发达、军力强盛，很快就具备了对南朝的文化和经济优势，这种优势背后又是强大的武力输出能力。
事实验证了孝文帝全面汉化改革的正确，验证了游牧民族主动适应中原文化体系的正确。
孝文帝对历史的最大贡献就是，其以现实结果论证了游牧政权实施汉化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此后，任何入主中原的游牧民族都主动求变，以先进的中原文化来武装政权，做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高度匹配。不管是实行胡汉分治的辽国，还是入主中原的金国，还有后来入关的清朝都及时进行了汉化改革。
对于历史已经验证过的东西，后人只需将执行力拉满就行。
但北魏还是在孝文帝之后迅速衰落，先是在宣武帝时期与南朝的军事竞争中大败，接着皇权又落入女主的手里，终于导致了六镇起义，北魏分裂为东西两魏。
北魏灭亡的表面原因是六镇武力对洛阳朝廷的颠覆，因为孝文帝汉化改革的红利没有惠及边军将士，但本质原因还是，孝文帝汉化改革推进太迅速，太彻底，没有给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过渡留有缓冲时间，导致边地的严重水土不服。
就像始皇推行全面郡县制一样，根本就没考虑封建制到郡县制的过渡问题，没有评估大秦对新制度的消化能力。大秦边地当年对郡县制出现了排异反应，北魏的边地游牧文化也对全面汉化改革产生了强烈的排斥心理。
说实话，以北魏当时的集权程度其汉化改革是不可能做到覆盖全部北方大地的，就像大秦当年的郡县制不能消化所有地区一样。当时的北魏，是不可能维持对外开拓的同时进行全面的内部改革的。因为，和南朝的军事竞争需要进行全面动员，内部改革也同样需要举国之力，这个平衡很难掌握，结果很可能就是两件事情都做不好。
而后来的事实也是，北魏在和南朝的军事竞争中遭遇惨败，内部改革也是个“烂尾工程”。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北魏的军事惨败正是孝文帝快速推进全面汉化改革的漏洞所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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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呀，吃东西前一定要先考虑自己的消化能力。
当年的大秦也是因为同时在对外开拓和对内统一制度两个层面同时发力，结果根本无法消化。
所以，表面上看，北魏的问题是边军和朝廷的利益之争，但实际上还是北魏汉化改革推进太快、太彻底无法覆盖到边地导致胡汉的鸿沟越裂越大，进而内部以战争的形式彻底割裂。
有了北魏的教训，后世王朝在推进汉化改革时就考虑到了度的问题，始终考虑着自己的消化能力，用时间来逐渐填平胡汉文化之间的鸿沟。比如，西魏北周在进行改革时就是胡汉文化并行，然后用汉化一点点渗透游牧文化，在经历了几代人的过渡之后，终于在杨坚手里实现了文化的彻底融合，完了就是以其经济和武力优势兼并南朝，完成一统大业。
凡事都需要时间，都有周期，人所能做的就是，尊重周期，用时间消化问题。
后来的辽金元清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在进行内部改革时都是循序渐进，最典型的就是辽国的胡汉分治，还有元朝的两京制。
另外，孝文帝汉化改革当年还导致了鲜卑武力的严重退化，所以，后来的游牧政权在改革时都及时出台了一系列措施避免部族的武力退化，比如金国的猛安谋克制度、清朝的八旗制度，又比如在地理上将胡汉隔离，坚持草原本位，穿民族服装、讲民族语言、禁止胡汉通婚等政策。
也就是，文化上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武力层面保持游牧的骑射传统。农耕民族经济搞得好就是因为生产力发达，游牧民族能够问鼎中原又是武力值高，所以，游牧政权的改革不仅要把握一个进度问题，更要学会取舍：
汉化改革循序渐进，武力层面要维持骑射传统。
只有农耕和游牧两种文化的精髓结合才是最强大的文化。
这是孝文帝用北魏的周期换来的历史经验。
和当年的秦始皇一样，孝文帝也是一个孤独的勇士，在剧变的时代对抗所有的阻力坚定地执行自己的政治理想，没有盟友，有的只是反对和背叛，孝文帝为了推行汉化改革甚至连自己的太子都给杀了。
就冲这份勇气，孝文帝都值得被像秦始皇一样敬重。
都是历史长河中的汉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