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8月23,北京的夜晚格外寂静,夏日的鸣蝉趴在树上惬意的奏响圆舞曲。一位身着深色西装、长着一副东方面孔的外国人落地北京机场。
只见他快步走下飞机舷梯,径直坐进一辆早已等候多时的黑色高级轿车,直奔钓鱼台国宾馆。
前来迎接的是外交部徐敦信副部长,还有一众外交部各司司长。
能经受如此高规格接待的不是别人,正是韩国时任外务部长官李相玉。
李相玉乘机横跨黄海来华,当然不是为了品尝美食,留恋风景,他此行是带着重大的使命前来。
第二天,李相玉就在中外记者面前,和中国时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共同签署了《中韩建交公报》,结束了两国因历史恩怨而造成长期对立的现状,在两国外交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
可谁能想到,促使两国建交的大功臣钱其琛,在中韩建交前夕,还专程飞往朝鲜,询问金日成的态度。
这一会面并不愉快,金日成全程黑脸,未尽一个地主之谊,匆匆将钱其琛打发走了。
历史的恩怨中韩两国的外交关系因朝鲜战争势同水火,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
从五十年代开始,全球国家都处于冷战的铁幕之下,韩国紧跟美帝国主义,中方则身处社会主义阵营。
因此,不管是从历史上的过节,还是从所属一方信仰的意识形态,两国都是针尖对麦芒,说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一点也不过分。
两国不仅互不承认主权国家,且在长达半个世纪互不往来。即便在一些国际会议上,韩国代表发言,中方代表也退席以示抗议。
外界常说“体育无国界”,然而对于韩国,这一“准则”完全抛到九霄云外。
一些国际比赛,韩国运动员一度宁可弃权,也拒绝与中华健儿交手。至于互换国旗这类彰显友好行为的举动,更是天方夜谭。
1978年,改变中国走向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如同春日的惊雷,惊醒了世人。
中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努力扩展对外关系。那时,韩国经济较为发达,承接了西方的工业链,一度是亚洲“四小龙”。
中国也有意和一海之隔的韩国发展外交关系,希望能借此引进先进技术和工业经验,改善中国人的生活质量。
另一边,韩国也有意利用手中的经济资源招揽中国。韩国的战略是“以经济撬动政治”,迫使中国孤立北边的邻居,完成统一大业。
在这一政策的引导下,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几件小事,就引起了中方的注意。
1982年,加拿大某森林城市的一座篮球馆里正举办一场激烈的篮球比赛。交战双方没有东道主加拿大队,而是大洋彼岸的中国男子篮球队和韩国男子篮球队。
按照当时的规定,中国球队不仅不能与韩国队交换带有国徽的队旗,也不能接受韩国队的鲜花。
然而,韩国球员像是事前接到过某种政治指令,一名球员灵机一动,将鲜花扔给看台上的观众,场内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而中方的队员则十分尴尬,显得有些不近人情。
跟队的记者以“内部参考”形式将此事报回,交到了外交部。外交部十分重视,如何解决与韩国的交往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仅仅一年之后,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更加坚定了外交官员的判断。1983年5月5日,中国一架民航客机从沈阳起飞,在飞往广州的途中被劫持到韩国,紧急降落在春川机场。
为了保证一百多名乘客安全返回,中央立即决定,派代表团前往首尔,和韩方商讨解决方案。
当时,两国还没有任何外交关系,却能和和气气坐在桌子上,这实属创举。谈判中,韩方态度友好,很快同意将飞机及乘客送还中国,这大大增强了中方对韩国的好感。
两件事情,推动了中韩关系的松动。1983年8月,北京致函亚奥理事会,正式申办第11届亚运会,明确表示如果申办成功,欢迎韩国来华参加盛会。体育先行一步,随后而至的就是贸易经济。
中韩本是近邻,很长一段时间,贸易都是经过香港转运,这既费时,又费力。
1988年,两国关系好转一点,就迫不及待地决定开展民间贸易,取代多年来的间接贸易。
为了稳妥推进此事,直接贸易暂时只在与韩国隔海相望的山东进行,故而没有引起外界的过多注意。
同时,许多韩国商人如过江之鲫,借机涌向山东省,促进了山东经济的飞速发展。
中韩关系,始于体育,盛于经济,最后一步自然就是政治上要正式确认外交关系。可这件事并不仅仅是中国和韩国两家之事,关系到整个东北亚的地区安全,还关系到中国大陆政府的合法性问题。
让中方始料未及的是,当中方向朝鲜提出心中所想,这立刻引起了金日成的不满。
钱其琛飞抵朝鲜在和韩国建立关系时,钱其琛作为外交部长,一直是团队的核心成员。
1991年11月,钱其琛第一去首尔,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三届部长会议。中国外长出现在首尔,这在当时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
根据钱其琛事后的回忆:当时中国包机没有在韩国停留,就立即返回北京机场。等会议结束,又派飞机去接代表团。
会议完美落下了帷幕,李相玉外长将钱其琛引到另一间古色古香的会客厅,卢泰愚总统身着藏青色的西装,后脚就到,走进了会客室,同钱其琛握手。
落座后,卢泰愚先是欢迎中国代表团来首尔,参加会议。然后,便开门见山地说:“钱外长,我此次前来,真正意图想必,你也应该知道。为了东北亚的和平,韩方真诚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并早日实现建交。”
钱其琛是一个谨慎小心的外交官,对于卢泰愚,他并不是完全信任,或者说还不是时候表态。
钱其琛是这样回复卢泰愚:“中方始终希望朝鲜半岛能够维持和平的状态。中韩两国间的贸易总量,不断攀升,有了较大发展,希望这种态势能够继续发展。”钱其琛只提经济,不提政治,卢泰愚也就知趣不提建交事宜了。
晚宴间,钱其琛也委婉透露了中方的意图,便对李相玉说:“中国有句谚语,叫水到渠成,这件事要从长计议。”
钱其琛返回北京,内部就开始着手准备建交。钱其琛分析说:“卢泰愚总统目光长远,对华态度真诚,但其任期只剩下一年,如果不抓紧,可能会失去绝佳的建交窗口。同韩国建交,有利于牵制日本,孤立台湾,也利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最高决策层达成共识后,就开始对外界放出一些风声。
1992年3月,钱其琛在人大会议期间,接受中外记者采访。中外记者提问各种国际问题,总是不忘探询同韩国这个敏感话题。
如果放在以往,钱其琛总会敷衍一下,说:“我们不会与南朝鲜发展关系。”可此一时,彼一时,这次当记者提出相同的问题,钱其琛则换了一种口吻:“中国何时与南朝鲜建交,我们还没有一个时间表。”
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建交是要建交的,至于何时,暂属于绝密,恕我不能如实相告。
外界敏锐觉察出,中国的立场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当然,记者就能听出一些猫腻,更别说北朝鲜的金日成了。
中方得知了朝方的变化,就找了一个时机,去向金日成解释此事。
那是在1992年4月初,国家主席杨尚昆抵达平壤参加金日成的80寿辰庆祝活动。杨尚昆对金日成分析了国际形势,说:“现在和以前不同了,苏联解体了,东欧剧变了,我们的处境很不妙。再像之前一样,顽固不化,必定要威胁到政权的稳固。”
接着,杨尚昆提到了重点:“金日成主席,为了未来和朝鲜半岛的和平,我们正准备考虑同韩国建交。当然,中朝两国关系始终好于中韩关系,我们也支持你们的统一事业。”
金日成一听,就不高兴了,两眼露出了凶光,说:“现在朝鲜半岛处于微妙时期,恐不是最好的时机,你们要多多考虑一下,再做决定。”
杨尚昆没有继续解释,他只是打声招呼,回国后就向中央传达了金日成的态度。
为了取得朝方的尊重,中央就决定派钱其琛亲自去平壤一趟。时间紧迫,不容迟疑,征得朝方的同意,7月中旬,钱其琛的专机落在了平壤。
钱其琛明白,这不是一次轻松的访问,虽然金日成答应见钱其琛,但并不能取得最好的结果。
上午11时,钱其琛在一幢金碧辉煌的别墅见到了金日成。金日成年老体衰,时日无多;钱其琛年过花甲,却精神矍铄,似乎两人的状态就预示着谁是最后的赢家。
一见面,钱其琛率先开口:“金日成主席,谢谢你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见我。”
金日成则不耐烦说:“咱们客套话就别说了,直接说正事吧。”
钱其琛也不慌张,就直接说:“我坐上飞机之前,江总书记就对我说,中方认为与韩国建交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是时候结果了,我们相信会得到你的理解和支持。”
金日成深深叹了口气,但还是故作强硬地说道:“既然都决定了,还派你前来干嘛?”
说完,不等钱其琛,金日成就示意要中断谈话,钱其琛只好离开。
在钱其琛的记忆中,这次会见,是金日成历次会见中时间最短的一次。会后,也没有按过去的礼节举行宴会招待,足以说明金日成的态度有多么的冷淡。
中方一边向朝鲜解释,一边也同韩国进行谈判。最重要的一项话题就是让韩国同“台湾断交”。
本来钱其琛及同事预计,尽管卢泰愚对华友好,急于与我建交,但台湾地区毕竟在韩国经营了数十年,耳目遍布,在政界和商界都有很强的影响力,不会轻易将台湾丢掉。谈判将会是一场马拉松式的,估计会持续几个月、甚至是几年。
初期也正如钱其琛预料的那样,韩方提出要同台湾保持半官方的关系,但这是中方不容讨价还价的底线。
双方僵持了一段时间,韩方看中方毫无松动之意,又担心迟则生变,就放弃了原来的要求,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的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接受了同台湾断交、废约、撤馆的要求。
双方只进行了三次会谈,用时两个月,就达成了建交协议。
1982年8月24日,钓鱼台国宾馆芳菲园,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和韩国外务部长李相玉并肩走进大厅,坐在铺着墨绿色绒毯的长桌前,正式签署了建交公报,标志了两国关系从此正常化。
上百名记者纷纷举起手中的照相机,记录下了这一历史性的瞬间。
两国电视台更是破例,全程转播了签署的过程,得到了中韩人民的一致赞誉。
结语:公报的签署宛如一个句号,划完了两国敌对的历史状态。中韩的建交,对于东亚的和平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两国关系如滔滔江水,滚滚向前,不可阻挡。这也再次验证了国与国的交往,向来是利益优先,向来是实力说话。
参考资料
《钱其琛谈中韩建交始末曾搭专机赴朝鲜见金日成通报情况》钱其琛 - 领导文萃
《1992:钱其琛秘访朝鲜内情》钱其琛,延静 - 党史天地
《1992年推动中韩建交:钱其琛探秘朝鲜内情》大众文摘 2017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