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二年（1069年）3月，王安石（1021年12月19日——1086年5月21日）在宋神宗的认同下成为了副宰相“参知政事”后，便设立机构，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变法。

这场变法以失败告终，王安石也因此饱受质疑，大多数传统史学评论都否定了他的才干，甚至还有人给他扣上了“亡国罪人”的罪名。

关于王安石的争议持续了千年，并且在千年时间里评价两极分化，严有禧说他和王莽、贾似道等一样祸国殃民，但黄庭坚却说他是一世伟人。一直到近现代，王安石的变法才得到广泛的肯定，当时国人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才急忙忙地变法而“富国强兵”，夸赞商鞅和王安石思想的超前。

但即便留名青史，直到今天为止，关于王安石的争论依旧没有停止，究竟是千古罪人还是千古一相，为什么总是对王安石褒贬不一？

王安石是一个少年天才，据说他从小过目不忘，出口成章，年少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看遍千山万水，立下了“矫世变俗”的伟大志向。

王安石

庆历二年（1042年），二十一岁的王安石在当年的科举考试中夺得第一，但不幸的是，因为文章中的一句“孺子其朋”犯了仁宗的忌讳。《默记》记载：“杨察，晏婿也，时自知制诰，避亲，勾当三班院。察之弟寘时就试毕，负魁天下望。未放榜间，将先宣示两府，上十人卷子。寘因以赋求察问晏公己之高下焉。晏公明日入对，见寘之赋已考定第四人，出以语察。察密以报寘。而寘试罢与酒徒饮酒肆，闻之，以手击案叹曰：‘不知那个卫子夺吾状元矣！’不久唱名，再三考定第一人卷子进御。赋中有‘孺子其朋’之言，不怿曰：‘此语忌，不可魁天下。’即王荆公卷子。第二人卷子即王珪，以故事，有官人不为状元；令取第三人，即殿中丞韩绛；遂取第四人卷子进呈，上欣然曰：‘若杨寘可矣。’复以第一人为第四人。寘方以鄙语骂时，不知自为第一人也。然荆公平生未尝略语曾考中状元，其气量高大，视科第为何等事而增重耶！”

及第以后，所有人都是削尖了脑袋地往京城钻，只有王安石一心想往基层走，即便几任京官，都固执地要辞职远走。

王安石的第一个官职是淮南节度判官，是他主动要求的，任期满后，他也选择了放弃京试的机会，成为鄞县知县，造福地方。“擢进士上第，签书淮南判官。旧制，秩满许献文求试馆职，安石独否。再调知鄞县，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

王安石在地方兢兢业业，政绩斐然，虽然官小，但是却颇受百姓爱戴，名气一天比一天大，宰相文彦博便决定为国举贤，把他调到中央工作。“文彦博为相，荐安石恬退，乞不次进用，以激奔竞之风。”这个理由非常在理，宰相虽然有些尴尬，但是也认同他的做法，取消了任命。“修荐为谏官，以祖母年高辞。修以其须禄养言于朝，用为群牧判管，请知常州。”

因为屡屡拒绝进京升官，王安石的名气越来越大，但同时很多人都为他的理由给弄到无奈，不是喊穷，就是母亲年纪大了，二妹要出嫁了。

韩琦

王安石的顶头上司韩琦曾同范仲淹一起主持过“庆历变法”，王安石初入仕途时，韩琦曾对王安石产生过极强的好奇。“韩魏公自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知扬州，王荆公初及第为佥判，每读书至达旦，略假寐，日已高，急生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见荆公少年，疑夜饮放逸。一日从容谓荆公曰：‘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韩公非知我者。’魏公后知荆公之贤。”

事实上王安石不仅道德文章兼备，还完全不好女色，究其一生，只亲近过自己的妻子一人。王安石当了宰相以后，他的妻子吴夫人觉得有些别扭，认为自己的丈夫应当有个小妾才符合身份，于是就去给他买了一位美女来，“王荆公知制诰，吴夫人为买一妾，荆公见之，曰：‘何物也？’女子曰：‘夫人令执事左右。’安石曰：‘汝谁氏？’曰：‘妾之夫为军大将，部米运失舟，家资尽没犹不足，又卖妾以偿。’公愀然曰：‘夫人用钱几何得汝？’曰：‘九十万。’公呼其夫，令为夫妇如初，尽以钱赐之。”

但是王安石的确不太爱讲卫生，他常年不洗头不洗澡，身上长了很多虱子，不过这些虱子并不影响他和其他名士畅谈人生理想。这总让人想起来王猛，“桓温入关，猛被褐而诣之，一面谈当世之事，扪虱而言，旁若无人。”

王安石

王安石不爱干净所闹出来的笑话不少，他因为性格执拗被称为“拗相公”，和老对手司马光的“司马牛”有一拼。而他因不爱干净也得了个“邋遢相公”的绰号。“王荆公病喘，药用紫团山人参，不可得。时薛师政自河东还，适有之，赠公数两，不受。人有劝公曰：‘公之疾非此药不可治，疾可忧，药不足辞。’公曰：‘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公面黧黑，门人忧之，以问医。医曰：‘此垢汗，非疾也。’进澡豆令公颒面。公曰：‘天生黑于予，澡豆其如予何！’”后来在面圣时，他身上的虱子跑到胡子上乱窜，惹得皇上大笑。“荆公、禹玉，熙宁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虱自荆公襦领而上，直缘其须。上顾之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从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轻去，辄献一言以颂虱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应曰：‘屡游相须，曾经御览。’荆公亦为之解颐。”冯梦龙《古今谭概》介绍了他的妻子吴夫人的情况，细细读来也挺有意思：“荆公夫人吴，性好洁，与公不合。公自江宁乞归，私第有一官藤床，吴假用未还，官吏来索，左右莫敢言。公而登床，偃仰良久，吴望见，即命送还。又尝为长女制衣赠甥，裂绮将成，忽有猫卧其旁。夫人将衣置浴室下，任其腐败，终不与人。荆公终日不梳洗，虮虱，当是月老错配。”也难怪吴夫人要给王安石买妾了。

史书对于王安石不爱洗澡的原因，给出的理由是节俭，但与其说节俭，不如说王安石一直废寝忘食地将心思放在学问和基层工作上，完全忽略了个人卫生问题，以至于别人误会他纵欲过度，他也不曾解释过，只专心于眼前的工作。

二十年的埋头苦读，二十年的埋头苦干，王安石敏锐地察觉到了朝廷内外危机四伏，深切地同情百姓之苦，所以才写下无数忧国忧民的诗词。

34岁时，王安石游览褒禅山，写下千古诗篇《游褒禅山记》，变法的决心在他心中越发坚定。

如他所言，“欲观非常之景，必至险远之地”，游山是这样，变法也是这样，尽心尽力而没有成功不算可笑，空有大志而不尽力才会悔恨终生。

34岁那年，王安石历经千山万水，看尽百姓酸甜苦辣，回京述职时将自己多年的所见所感写成一本万言书上书仁宗，可惜仁宗并未将他这个全面而系统的改革方案当回事，搞得王安石只能自己努力为百姓谋福。

王安石

在这期间，因为文笔功夫好，仁宗想让王安石和司马光一起编撰史书，但王安石心在黎民，听闻使者前来下诏，还特地跑到厕所躲起来，假装不在家。

王安石不按套路来，使者也不按套路来，找不到王安石，使者直接将诏书扔在桌子上，气得王安石连忙追出来，让他把诏书拿走了。“明年，同修起居注，辞之累日。阁门吏赍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随而拜之，则避于厕；吏置敕于案而去，又追还之；上章至八九，乃受。”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继位，因为对王安石仰慕已久，他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让王安石的仕途突然拔起。

宋神宗有心成就一番事业，但苦于国库亏损，“囊中羞涩”，这个时候他曾向主持过“庆历变法”的老臣请教。但谁知经历一场失败，老臣也失去了当年的雄心壮志，还劝说神宗“广布恩德，与民休息”，不要想要改变什么，更不要想着收复旧地，再生战事。

一年后是熙宁元年（1068年），神宗见国家一直是一副死气沉沉的模样，也意识到宋朝当真危机四伏，他不想一生碌碌无为，驾崩后受先祖和后世笑话，便一心想要为国家解决问题，当即召见王安石，并认同王安石革新的相关主张。

王安石

王安石曾经多次上言仁宗，仁宗都对王安石爱答不理，但现在有了神宗的支持，王安石也意识到了这是一个改变国家命运的机会，于是也没有推辞，在熙宁二年（1069年）就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行动。

在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宋朝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可谓是越来越激烈，国家向着积贫积弱的局面持续推进，再加上外敌来犯，王安石和神宗所面对的，是一个烂得不能再烂的烂摊子。

软的不管用，只能给国家下一剂猛药，北宋最大的问题就是“三冗”，即冗兵、冗官、冗费。

为了消除弊病，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后就设立了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裁兵、练兵，裁官、育人，利农、免役，各个方面齐手抓进，主打一个“强兵富国”。

但是这些事情说是会说，但因为当时宋朝社会环境太复杂，这些政策执行起来让人特别头疼。好在几年后，在王安石变法的改革下，宋朝国库逐渐充盈，边疆战事也一一报喜，连连收回两千里沃土，让神宗喜不胜收，直接在朝堂上哈哈大笑，还把身上的玉带解下来，赐给了王安石。毕沅《续资治通鉴》记载：“初，王韶既复河州，会降羌叛，韶回军击之。吐蕃玛尔戬以其间据河州，韶进破诃诺木藏城，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道狭隘，释马徒行，或日至六七。玛尔戬留其党守河州，自将尾官军。韶力战，破走之，河州复平。进攻宕州，拔之，通洮州路。摩琳沁闻先声，遂以城降。韶入岷州，于是叠、洮二州羌酋，皆相继诣军中，以城听命。军行凡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斩首数千级，获牛羊马以万计。是役也，人皆传韶已全师覆没，及奏捷，帝大喜，进韶左谏议大夫、端明殿学士。”“辛巳，以复熙、河、洮、岷、叠、宕等州，御紫宸殿受群臣贺，解所服玉带赐王安石。安石固辞，曰：‘陛下拔王韶于疏远之中，恢复一方，臣与二三执政奉承旨而已，不敢独当此赐。’帝又谕曰：‘群疑方作，朕亦欲中止，非卿助朕，此功不成。’安石乃受赐。”

但这些政策终究是太过笼统，细节方面考虑得不是很到位，到真正落地的时候已经变了味，再加上熙宁七年（1074年）天下大旱，王安石的变法一时有些实行不下去。

司马光

因为触及到了某些保守派的既得利益，王安石的变法从始至终一直遭到保守派的弹劾和反对，还一直控诉说王安石是大奸臣。同时，因为变法思路太过猎奇，很多思路正常的人也反对王安石变法，其中就有王安石的昔日好友司马光。两人都是才智与道德双全，一心为国为民的好官，但因为对于变法有各自的意见，最终闹掰，并且还因此分为了两派。

熙宁七年（1074年）和熙宁九年（1076年），外受反对派和灾年打击，内受变法派分裂冲突、丧子之痛和新法难以推进，王安石两度罢相，退隐江宁。

王安石所变之法在当时和今天看来，都是好法，但是无奈王安石的思想太过超前，导致许多年迈之人都不接受他的变法，包括司马光、苏轼、苏辙、欧阳修等知名好官，都站在了他的对立阵营。

无奈之下，王安石只好选用思想较为活跃的年轻人来做事，可惜王安石终究是孤独的人，那些年轻人抱着不同的目的来到他的身边，最终导致政策执行不力，变法从“安民”走向了“扰民”，导致历史上很多人评价他“祸国殃民”。

九年以后，神宗驾崩，在位时间仅18年，虽然变法失败，但幸好神宗听取了王安石的建议，而不是老臣富弼的“二十年不言兵事”之言，不然神宗永远也拿不到“国库渐丰、西北大捷”的功绩，国家只能在他碌碌无为的一生中继续衰败。

苏轼‍

就好像王安石曾经的想法一样，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从来没有为此努力和奋斗过。苏轼过去反对过王安石，但是后来他遇见被贬后的王安石时，却深深地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折服，夸他是个真君子，而司马光虽然和王安石断交，他的内心仍旧尊重王安石。

元祐元年四月初六（1086年5月21日），王安石于钟山逝世，“年六十六，赠太傅。​”“绍圣中，谥曰文，配享神宗庙庭。”“政和三年，诏封王安石舒王，配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