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人喜欢编造历史。在他们的历史地图上，经常出现把大片中国领土“划归”到韩国的情况，比如古代的新罗国和百济国，其统治范围从未超出朝鲜半岛，但韩国历史专家就敢把两国的领土“拓展”到中国大陆乃至日本列岛，并冠冕堂皇地称之为“内百济”、“外百济”，“统一新罗”等等。其自高自大沦为世人的笑柄。韩国人不仅觊觎别人的领土，还觊觎别人的文化。

这样的例子很多。

比如韩国某专家称“孔子是韩国人”，其基本逻辑是：在远古时代，山东属于东夷部落，因此孔子是东夷人；韩国在远古时代也属于东夷，因此孔子也是韩国人。再比如“汉字是东夷人发明的，韩国是东夷人，因此汉字是韩国人发明的。”诸如此类的逻辑不一而足，令人无语又可笑。

从韩国人的“逻辑”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基本立论点，就是他们自称远古“东夷人”的一部分。并把这种文化观念灌输给韩国学生们，比如在他们的中学课本里，其划定的“东夷势力范围”不仅包括朝鲜半岛全部，还包括中国东北的很大部分以及山东半岛。“东夷”是中国远古时代的部落族群，与黄帝、炎帝的华夏部落和南方苗蛮部落共同构成华夏文明的基本盘。

可以说，韩国人也自称“东夷”，为他们觊觎中国领土以及古典文化奠定了基本逻辑基础，霸占中华文化而毫不脸红。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韩国在历史上究竟属不属于东夷呢？

要明确“东夷”这个概念，需要从古代典籍中去考索。

颇有意思的是，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的《史记》，对“夷”的记载非常模糊。比如“朝鲜列传”是从燕人王满进入朝鲜建立“卫满朝鲜”开始的，卫满朝鲜的基本民众构成是真番、朝鲜蛮夷以及燕国、齐国的逃亡者；对于朝鲜土著，司马迁用了“蛮夷”二字。紧随“朝鲜列传”之后的是“西南夷列传”。记载了夜郎、巴蜀、滇等国。司马迁对“夷”的这种运用，曾引起史学家傅斯年的不满，认为他的观点不全面，在《夷夏东西说》一文中，傅斯年写道：

《论语》有九夷之称，明其非一类。夏后一代的大事正是和这些夷人做斗争。此事现在若失传，然一把经典的材料摆布起来，这件事十分明显。可惜太史公当真不是一位古史家，虽羿浞、少康的故事，竟一字不提，为其做正义者所讥。求雅驯的结果，弄到消灭传说中的史记，保留了哲学家的虚妄。

可以说，傅斯年对司马迁的意见颇大。在于他对“夷”的记载很笼统。从普遍意义上说，“夷”的精确所指是“东夷”，但司马迁却用了“西南夷”这个概念，其实是把“夷”笼统化、模糊化了。

当然，历史上对“夷”有不同解释。但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精确”的运用，所谓的“夷”就是指“东夷”。另外一种是模糊的运用，所指的是区别于“华夏”正统的那部分族群，并不在于地理方位的东西南北，因此可以是“蛮夷”、“夷狄”、“西南夷”、“东北夷”等等。尤其后一种运用，是随着“华夏”涵盖范围的不断扩大而扩大的，原来的“夷”变成“华夏”一部分，因此没有成为“华夏”一部分的就是“夷”，比如清末，魏源用“师夷之长以制夷”来指称中国之外的外国：英国、法国、德国，都可以是“夷”。“夷”的外延极大扩展了。

“夷”的第二种运用很容易理解。其实很复杂的是第一种运用，就是作为“东夷”的这个远古部落或群属，其内涵和外延究竟是怎样的？根据傅斯年的研究：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建立前后，很多历史事件都是与“夷人”做斗争的结果，但这些历史事件都被司马迁忽略了。只有明确夏商周——中国的上古三代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夏夷之争”、“东西对峙”（傅斯年语）的结果，我们才能更全面地了解“东夷”。也才能解开韩国究竟属不属于“东夷”的历史迷题。

在傅斯年的专著《夷夏东西说》中，有一个很精彩的观点是：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演进是以黄河、济水、淮河流域为基本地盘的。在这片土地上，地理形势主要是东西之分而没有南北之限。历史与地理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中国的这上古三代，大体上分属于东西两个不同的系统：位于东方系统的是“东夷”，位于西方系统的是“华夏”，“夷”和“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产生斗争，又因为斗争而产生融合，从而促进文化的演进。

这种“东西对峙”、“夏夷之争”的状况一直延续到东汉时期，长江流域以及南方发展起来，中国历史才由肇始于上古的“东西之争”演变成“南北之限”！可以说，傅斯年的这个观点很精彩，把中国的上古史清晰化、系统化了。以夏朝为例，“夏夷之争”发生了三个重要事件：

第一，夏后启与伯益争统

伯益是东夷人，与夏启相争，曾一度革夏命，因此这是一次“夏夷之争”。

第二，羿浞与少康相争

东夷的首领后羿反对太康，太康失国，少康的父亲相被东夷人寒浞所杀。少康长大后，在夏后氏遗民的帮助下，攻灭寒浞，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少康积极作为，使夏朝国力大增，史称“少康中兴”。

在傅斯年看来，这也是一次重要的“夏夷之争”。

第三，商汤与夏桀之争

商朝起源于中国东北方，其祖先是否为东夷的一支，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属于东夷，有人认为不属于东夷，没有定论。傅斯年认为：商人虽非夷，但商朝建立后曾抚有东夷之地，并运用东夷的文化，凭借夷人势力而伐灭夏朝。因此，这也可以看做是一次重要的“夏夷之争”。

傅斯年又进一步认为：

周之代殷，秦之攻灭六国，陈项等人攻灭秦，乃至楚汉相争，都可以认为是“夏夷之争”、“东西对峙”的余韵。到了东汉时期，南方发展起来，中国历史才由“夏夷之争”演进到“南北之限”。

换言之，中国远古时代炎黄部落、东夷部落、苗蛮部落共同构成中华文明的基本盘，经过不断争斗，三大部落走向融合，但这个融合过程并非经过几个历史事件就能完成，而是有一个缓慢的演进过程。比如东夷的首领蚩尤被炎黄联盟打败后，东夷臣服于炎黄部落，但仍是一支强大的力量。按照傅斯年的观点：属于西系的华夏组织力强，属于东系的东夷经济好，文化优越。虽然一时失势，但还是能够凭借文化占据重心，儒家文化影响中华二千多年并非偶然。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东夷是中国远古和上古史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经济、军事、文化上影响深远。

与“诸夏”相比，组成“东夷”的群属是比较复杂的，傅斯年虽然经过长期研究，但也没有得出确切结论，东夷究竟是属于一个祖先的各个宗系，还是属于不同的族群，仅仅依靠史料已经很难考索。

但是，东夷有两个共同点：

第一，都在东方，其基本盘在黄河下游、济水、淮河流域一带

傅斯年认为：

山东全省境内，及河南省之东部，江苏之北部，安徽之东北角，或兼及河北省之渤海岸，并跨海而括辽东朝鲜的两岸，一切地方，其中不是一个民族，见于经典者，有太昊、少昊、有济、徐方诸部，风、盈、偃诸姓，全叫做夷。

第二，文化相似

无论源于太昊伏羲氏还是源于少昊，“诸夷”、“众夷”、“九夷”、“淮夷”的这一大片部族在文化上都有相似之处，比如伏羲制八卦，伯益善畜牧，高陶善做刑，而所有的夷都以射箭著名。

傅斯年明确指出，东夷的范围跨海而包括辽东和朝鲜两岸。传达出一个重要信息：居于朝鲜半岛上的人也属于“东夷”。司马迁的《史记》对朝鲜半岛历史有记载，用的是“蛮夷”而非“东夷”，且其记载是由“卫满朝鲜”开始的。班固所撰的《汉书》亦是采取司马迁的论调。

但是到了《三国志》，陈寿明确把朝鲜、日本称为“东夷”。不能忘记的是，朝鲜半岛的信史并非从“卫满朝鲜”开始，在此之前还有“箕子朝鲜”。周武王灭商后，商纣王的叔父箕子因不愿意臣服周朝，率众五千多人迁徙朝鲜，史称“箕子朝鲜”。在史学界，这段历史没有疑义。

按照傅斯年的观点，周朝攻灭商朝仍然属于“西系华夏”对“东系东夷”的胜利，因为商朝统治范围的很大一部分属于东夷，箕子不愿臣周奔走朝鲜，可以肯定有相当的东夷人进入朝鲜。

《诗经·商颂》有言：“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近些年来有人解读这段话，认为所谓的“海外”是指北美洲，印第安人是商朝遗民的后裔。商朝灭亡后，位于东方的商遗民渡海抵达北美洲。此种论调曾兴盛一时，但历史的发现不是猜想，而是需要实证，没有证据表明印第安人是殷商后裔。

傅斯年认为：《商颂》里所说的“海外”应该距离渤海不远，最近的可能是海外之辽东或者朝鲜。在那时的生产力下，去朝鲜半岛显然更现实。待至卫满朝鲜，跟随王满进入朝鲜的多为“燕、齐亡命者”。

从这些历史事实可以看出，朝鲜半岛上的人很早就与中原王朝有来往，二者是亲戚关系。这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韩国人自称“东夷”，并非空穴来风，也非臆谈，而是有一定历史依据的。

韩国乃至日本的“夷”，也并非清朝魏源所称“师夷之长以制夷”的“夷”，而是与远古、上古时期的“东夷”有紧密联系。历史上，“东夷”这一片的人确实不断往朝鲜半岛移民，给朝鲜当地土著带去更先进的生产力和文化，并建立朝鲜的信史。韩国人自称东夷，确是有依据的。

毋庸置疑，东南亚各国的历史与中华文化密切相关。以汉字为例，曾是朝鲜半岛、日本、越南共同使用的文字，后来朝鲜和越南放弃使用汉字，采用本国创造的拼音文字，但在他们的生活中还是离不开汉字，他们的古籍是用汉文书写的，法律文书或者名字还是需要标注汉字。

韩国人自称“东夷”后代，确是有一定依据的。但他们耍了一个小心思，就是本末倒置。东夷起源于山东泰沂山区，辐射苏北、安徽东北部、河南东北部、河北环渤海地区、东北的辽东半岛，乃至朝鲜半岛。东夷的根在中国大陆，韩国的“东夷”只能是大陆东夷的一个支脉。

韩国人小心思的一点是，把枝叶当成根脉，模糊韩国“东夷”与大陆“东夷”的传承关系，是大陆东夷文化传承到朝鲜半岛，而非韩国东夷文化传承到大陆。韩国的历史课本中把山东、辽东划归到韩国东夷的“势力范围”中，本末倒置，并从小灌输给学生，这种不严谨的历史态度肯定会留下笑柄：比如有韩国学者认为汉字是东夷人发明的，韩国是东夷，因此汉字是韩国人发明的。这种逻辑倒错，幼稚的、自高自大的思维，韩国人是真不懂还是故意的？

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与朝鲜半岛确实文化相通。比如远古华夏部落是龙图腾，东夷部落是鸟图腾，后来演变为凤凰图腾。韩国人也有凤凰文化，象征权威。凤凰文化也是由中国传承到韩国的，历史的传承关系应该搞清楚。不能因为韩国也有，中国也有，就认为是属于韩国的。

历史应该采取客观态度。以越南为例，历史文化与中国密切相关，这一点与韩国相似，但我们很少听说越南把中华文化占为己有，并本末倒置认为越南文化影响了中国。历史需要严谨对待：谁在先，谁在后，谁是根本，谁是支脉，理清传承关系。惟其如此，才能传达出准确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