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出生于一个文学世家，这为他的成长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祖父苏序为人慷慨，乐善好施。虽年少时不喜读书，但成年后却喜欢写诗，且身手敏捷，诗作多达数千篇。上至朝廷郡邑之事，下至乡间渔耕之意，皆能入诗，是一位充满生活气息的民间诗人。苏序的洒脱、超越、散淡、仁慈的品质与粗简豪放的农民性格融为一体，颇得道家智慧。这种品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苏轼，使他在面对人生的起起伏伏时，能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

父亲苏洵年少时游山玩水，对读书要求不严格，是 “唐宋八大家” 中唯一没有考中进士的人。但他在婚后为了给子女树立榜样，27 岁开始奋发图强，努力研读各种书籍，最终写出了像样的文章。苏洵对苏轼和苏辙的教育非常严格，他不仅指导他们写议论文，还抽查他们诗文的诵读与写作。同时，他也会巧妙点拨苏轼，在文学上给予苏轼更多的指导。正是父亲的以身立教、严格要求和巧妙点拨，让苏轼少年成名，拥有真才实学。

母亲程氏出身名门，自幼熟读诗书，深知礼仪。她在苏轼小时候就亲自担任启蒙教师，给他们讲古今成败的故事，培养他们的品德、情操和气节。程夫人还以自己的行动影响着苏轼，她不向娘家求助，靠自己经营丝帛生意，支持苏洵读书。她对待钱财的态度也影响了苏轼，让他在宦海沉浮几十年中，无论穷达，始终守心如初。

在这样的文学世家氛围中，苏轼自幼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为他日后成为一代文学巨匠奠定了基础。

嘉祐元年，苏轼与苏辙随父苏洵踏上了进京应试之路。他们从眉山出发，一路历经艰辛，满怀憧憬地奔赴京城。这一年，苏轼虚岁二十，已于两年前和王弗成婚；弟弟苏辙才十七岁，也于去年成婚。他们首先来到成都，拜见了成都的地方长官张方平。张方平对苏氏父子极为赏识，写了封信向欧阳修举荐他们。

随后，他们选择从陆路进京。从成都，到阆中，穿越剑阁，翻越秦岭，达到关中平原。接着经过凤翔、长安，再过潼关，仅用两个多月时间，五月份就抵达了京城汴梁。苏洵父子在汴梁找了一个寺院住下，一边温书备考，一边四处交游，还拜访了文坛领袖欧阳修。欧阳修在看了苏轼的文章后，大为赞赏，直言：“三十年后，无人道着我也。” 一时之间，苏轼名声大噪。

嘉祐二年，苏轼参加礼部考试。他精心构思，三易其稿，挥毫写下 600 言的答卷《刑赏忠厚之至论》。考试结束后，考卷由工作人员重新抄写一遍，再交给考官批阅。考官之一的梅尧臣，第一个看到苏轼的卷子，读过后两眼放光，拍案叫绝，立马推荐给主考官欧阳修。欧阳修也为这名考生颇具古文大家的风采所倾倒，感叹多年没有见到这么好的文章。激动之余，决定将此文评为一等，可转念一想，这位考生会不会是自己的学生曾巩呢？他身为主考官，如果把自己的学生评为第一，恐有瓜田纳履之嫌。于是，苏轼屈居第二名。

然而，是金子总会发光。在接下来由仁宗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中，苏轼兄弟毫无悬念地同科进士及第。仁宗皇帝看着面前器宇轩昂、才华出众的苏家两兄弟，喜不自胜。回到后宫，他对皇后说，自己为子孙得了两个太平宰相。苏轼当之无愧地成为不是第一名的第一名，文名传遍京师。

这一年的科举考试可谓群英荟萃，被后世称为 “千年科举第一榜”。唐宋八大家中的五大文豪齐聚，欧阳修担任主考官，苏洵经欧阳修举荐一举成名，苏轼、苏辙和曾巩纷纷高中进士。这一科共有九个人官至宰相，还有理学创始人相继入场，如程颢进士及第，其开创的理学思想与朱熹的学说并称 “程朱理学”；张载考中进士，创立 “关学”，写下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的四句名言。

嘉祐六年，苏轼守孝期满，又与父亲、弟弟一同赴京，准备参加秘阁的制科考试。制科是皇帝特别下诏并亲自主持、为选拔非常人才而特设的考试。苏轼以 “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 考入第三等，按照宋代制科惯例，一、二等为虚设，第三等便是实际上的最高等级。不久后，苏轼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正式开启了仕途之路。

北宋中期，国家面临 “三冗” 问题，宋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苏轼对王安石变法持反对态度，他认为王安石的变法确实存在一些问题。王安主持的新政，着重于开辟新的财源，增加国家税收，但这难免加重底层百姓的负担，且各级官吏在执行新制度时会歪曲新政，使得百姓生活更为艰难。苏轼多次给宋神宗上书，反对新政，也因此遭到王安石一派的排挤。公元 1071 年，苏轼自请外调，前往杭州担任杭州通判。在杭州，苏轼写下了《饮湖上初晴后雨》等佳作。三年后，他前往密州任知州，在这里写下了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委婉地表达了期盼得到朝廷重用的愿望。之后又改任徐州知州，在徐州黄河决堤时，苏轼带领军民抗洪，最终保全了徐州城。苏轼虽辗转多地，但始终心系百姓，为百姓造福，赢得了百姓的好评。

元丰二年，苏轼调任湖州知州。按照当时的规矩，官员在调任之后要给皇帝上谢表。苏轼在《湖州谢表》中掺杂了自己对新政的不满。这份谢表被送往京城后，京城内的很多拥护新政的大臣借题发挥，弹劾苏轼，说他恶意中伤朝廷，反对新政，对皇帝不忠。“乌台诗案” 由此爆发。公元 1079 年七月二十八日，刚刚调任为湖州知州仅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逮捕，随后押往京城。因为当时御史台附近种植大量柏树，有大量乌鸦栖息其上，所以御史台当时也被称之为乌台。苏轼的这个案子，也就被后世称之为 “乌台诗案”。苏轼被关入狱，受尽折磨。保守派和新政派在如何处置苏轼这件事上起了极大的争议，最终在王安石上书求情下，苏轼被贬谪为 “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且无权签署公文。乌台诗案让苏轼的人生陷入了困境。

苏轼被贬黄州后，生活一度陷入困境。但他并未因此而消沉，反而在这片土地上开启了新的人生篇章。

他带领家人开垦荒地，在东坡之上辛勤劳作，自此自号 “东坡居士”。这片土地不仅给予了他物质上的支撑，更成为了他心灵的寄托。在这里，他深入研究美食，发明了东坡肉、东坡羹等流传千古的佳肴。正如史料记载，“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苏轼对猪肉的独特烹饪方法，不仅体现了他对生活的热爱，更展现了他在困境中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在黄州的日子里，苏轼创作了众多名作。《赤壁赋》中，他以豁达的胸怀感悟历史的沧桑与人生的短暂，“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后赤壁赋》则进一步展现了他对自然的敬畏与对人生的思考。而《定风波》更是以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表达了他在困境中不畏风雨、从容前行的豪迈气概。

这些作品不仅在艺术上达到了巅峰，更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苏轼在黄州的岁月，是他人生的低谷，却也是他艺术成就的高峰。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诠释了在困境中如何保持乐观、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宋哲宗年幼继位，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旧党，苏轼也被召回。然而，他反对司马光全面废除新法，这使得旧党也对他不满。苏轼再次陷入政治困境，被外放为官。

宋哲宗亲政后，对元祐旧党进行打压。苏轼作为旧党中的重要人物，自然成为被打击的对象。他先被贬至惠州，在那里，苏轼依然保持着乐观的心态。尽管生活艰苦，但他与当地百姓相处融洽，还写下了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的诗句，展现出他对生活的热爱和豁达。

然而，命运并未放过苏轼。由于一首《纵笔》诗传到京城，被当朝宰辅大臣章惇认为他活得太过快活，于是苏轼又被贬至儋州。儋州地处偏远，环境恶劣，“非人所居”，但苏轼并没有被打倒。他在这里讲学明道，传播中原文化，为海南的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宋徽宗即位后大赦天下，苏轼获赦北归。在北归途中，他的心情复杂，既有对过去坎坷经历的感慨，又有对未来的期待。然而，命运多舛，他在途中身患重病。

苏轼先去海南岛北端的澄迈寻找好友赵梦得，不巧赵梦得北行未归。他满心遗憾，写下一通尺牍，交给赵梦得的儿子，盼望能在渡海以后相见。

当船至真州时，苏东坡跟米芾见了一面。米芾把他珍藏的《草圣帖》和《谢安帖》交给苏东坡，请他写跋。两天后，苏东坡就瘴毒大作，猛泻不止。到了常州，苏东坡的旅程就再也不能继续了。

七月里，常州久旱不雨，天气燥热，苏东坡病了几十日，到二十六日时，已到了弥留之际。他对自己的三个儿子说：“吾生无恶，死必不坠。” 又说：“至时，慎毋哭泣，让我坦然化去。”

苏轼一生虽坎坷，但他在文学、艺术等方面成就卓越。他的诗词、散文、书法、绘画作品流传千古，成为中国文化的瑰宝。他的人生态度和精神品质也激励着后人，在困境中保持乐观，坚守自己的信念和原则。他留下的作品和精神财富，将永远被后人铭记和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