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执政者临终托孤之事举不胜举，汉末三国时期也是这样，如：“策临亡以弟权托昭，昭率群僚立而辅之”；魏黄初七年（226年）“帝疾笃，召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宣王，并受遗诏辅嗣主”；“先主病笃，托孤于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副。”不仅帝王是如此，连州牧也是这样，据 《三国志・先主传》注引 《魏书》记载：“表病笃，托国于备”。对于刘表的托孤，有的史家提出异议，如何认识刘表的托孤以及刘备为何不采纳诸葛亮提出的“攻琮取荆 ”之谋略呢？

刘表托孤，《三国志》本传无记载，但《三国志・先主传》注引 《魏书》载曰：“表病笃，托国于备。顾谓曰：‘我儿不才，而诸将并零落。我死之后，卿便摄荆州。’”《汉魏春秋》记刘备曰：“刘荆州临亡托我以孤遗。”由此可知，刘表托孤于刘备确有其事。那后来为何在诸葛亮提出攻打刘琮取得荆州的谋略时，刘备又不同意呢？《三国志・先主传》曰：“过襄阳，诸葛亮说先主攻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

占据荆益是诸葛亮在 《隆中对》中提出的兴复汉室的基本方针，对于这个方针，刘备以一个“善”字给予了肯定，并从而与诸葛亮“情好日密”。那么，面对着荆州垂手可得的机遇，刘备却弃而不取，并发出“吾不忍”的感慨，为何？其原因：一是刘备所特有的“义”德决定的；二是刘表对他深情厚意。义与情的结合，触动了他的灵魂，由此而产生了思与行。

翻开史籍，不难看出，刘备的政治生涯始终贯穿着一个“义”字。他以“义”处事，以“义”立身，以“义”兴国。建安十二年（207年），他三顾诸葛亮于隆中时，就曾说过 “欲信大义于天下 ”。他也曾经表示：“背信自济，吾所不为”。《三国志》本传有记：“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大军压境，时值危急关头的刘备还不忘“驻马呼琮”，使得“琮左右及荆州人多归先主。”这些都是刘备素积“义”德的表现。

“义”根植于心，他针对“宜从表言”之规劝，明确表态：“此人待我厚，今从其言，人必以我为薄，所不忍也。”对于刘备，诸葛亮认为他“信义著于四海”。习凿齿评论说：“先主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人们的主观意识来自于客观实际，又反作用于客观实际。以此，似乎可以说刘备骨质里“义”的产生，乃“物”之所及，具体地说，他不忍攻琮取荆，是主观“义”念决定的，这种“义”念基于刘表对他的深情厚意。那么，刘表是否对刘备有着至深的情义呢？下面诸多史籍记载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刘表

一、据 《三国志・先主传》载：“曹公既破绍，自南击先主，先主遣麋竺、孙乾与刘表相闻，表自郊迎，以上宾礼待之，益其兵”。《三国志・刘表传》亦说：“刘备奔表，表厚待之”。被曹操进击处于危难之中的刘备投奔刘表后，刘表自郊迎之，这种行为比之于曹操，不能不使刘备感激。不仅如此，而且，刘表对于刘备“厚待之”，“益其兵”，刘备既受到上宾礼遇，又壮大了自己所领军队的力量，这与处处以自己为敌的曹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刘备并非草木，孰能无情。后虽因荆州豪杰的归附，“表疑其心，阴御之”，但刘表毕竟只是因产生怀疑而阴御刘备，在公共场合刘表对刘备并无过分之举。

二、据 《三国志・先主传》注引 《英雄记》曰：“表病，上备领荆州剌史。”

三、《三国志・先主传 》注引 《魏书》：“表病笃，托国于备 ”。

四、刘备投靠刘表后，服从刘表的安排，竭尽全力来巩固刘表的政权，如驻防新野、火烧博望、说表袭许等。

五、建安十三年（208年），刘备在曹操大军压境之急，还不忘两件事，一是驻马呼琮。二是“过辞表墓，遂涕泣而去。”

从上可以看出，刘备与刘表之间有着深情厚意，特别是托孤的情谊，否则，被曹操视为天下英雄的刘备，不会置 《隆中对》中提出的“占据荆益”于不顾，摒弃诸葛亮的建议，而发出“不忍攻琮取荆”的感慨。对于不攻琮取荆的原因，《汉魏春秋》记载刘备说：“刘荆州临亡托我以孤遗，背信自济，吾所不为，死何面目以见刘荆州乎！”

刘表与刘备既是同宗，在政治上又存在着某些契合点。据 《后汉书・刘表传》记载：“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鲁恭王之后也。”而刘备是“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也。”先主传同宗之缘，所以刘备在遭遇曹操所难，投奔刘表时，刘表 “便自郊迎，以上宾礼待之。”在政治上，刘表虽无称霸天下之志，但“内不失贡职，外不背盟主”，拥戴汉廷。 《后汉书・刘表传》载：“李傕等入长安，冬，表遣使奉贡”。对于曹操，刘表视为政敌。建安六年（201年），刘备投奔刘表，“ 益其兵，使屯新野”，其目的就是派兵去抵御曹操的南侵。

刘备

而刘备呢，终刘表之世竭力抗曹。荆襄数年，处心维护刘表的利益，一生坚持兴复汉室的事业。相比蔡瑁、蒯越等众臣，刘表自然把希望寄于刘备，故临终托孤与自己同宗且政见上有着某种切合的刘备不是没有可能的。

据习凿齿 《襄阳耆旧记》记载：“表疾病，琦归省疾。琦慈孝，瑁、允恐其见表，父子相感，更有托后之意……遂遏于户外，使不相见，琦流涕而去”。蔡瑁、张允的这些担心不无道理，因为该史籍记曰：“刘表长子曰琦，表始爱之，称其类己。”《后汉书・刘表传》亦说：“表初以琦貌类于己，甚爱之”。对于刘琮，刘表有言，“吾儿不才”。既如此，那么，刘表政权中为什么会出现废嫡立庶的现象呢？对此，《三国志・诸葛亮传》明言：“表受后妻之言，爱少子琮，不悦于琦。” 《后汉书・刘表传》也有言：“琮娶其后妻蔡氏之姪，蔡氏遂爱琮而恶琦，毁誉之言日闻于表。表宠耽后妻，每信受焉。又妻弟蔡瑁及外甥张允并得幸于表，又睦于琮。而琦不自宁”。

在《襄阳耆旧记》中更有言：“为少子琮纳后妻之侄，遂爱琮而恶琦。至蔡氏有宠，其弟蔡瑁，又外甥张允，并得幸于表；又睦于琮。琮有善，虽小必闻；有过，虽大必蔽。蔡氏称美于内。允、瑁颂德于外，爱憎由之，而琦益疏，乃出为江夏太守，监兵于外。瑁、允阴伺其过阙，随而毁之，美无显而不掩，阙无微而不露。于是，表忿怒之色日发，诮让之言日至。而琮竟为嗣矣。”由此可知，刘表对于二子态度的变化及其废嫡立庶，并非刘表之初意，而是在蔡瑁、张允和后妻等人的唆使下使然，其目的是以便于控制荆州政权。

如果刘表父子相感，托继嗣于刘琦，那么，蔡氏在荆州的既得利益就可能失去，这一点蔡瑁、张允等人是很清楚的，故要遏止刘琦省父，以防不测。他们也似乎看到了潜伏在刘表身上这种不测的阴影，闻到了刘表政治气味的异常。若使刘琦继嗣之位成为现实，那么，首要即摆脱蔡氏集团的羁绊，这种政治措施，对于一州之牧的刘表来说不是智所不逮，而这正是蔡瑁、张允所担忧的。

而要摆脱蔡氏集团的政治阴影，就要另立辅佐大臣，培植反对力量，而刘表临逝前的荆州政治集团，用他自己的话讲：“诸将并零落”，唯有刘备，既与刘表同宗，在政治上又与刘表存在着共同点，更与蔡瑁有隙。从《三国志》记载 “刘琦深器亮”并“去梯求计于亮”，“先主表琦为荆州刺史”等来看，刘琦与刘备、诸葛亮关系甚密。刘表不可能不无所闻。因此，临终举国托孤于刘备不是不可能的。

刘琮

刘表虽无四方之志，但“欲保江汉间，观天下变”的思想还是存在的。受其影响，刘琮亦欲“据全楚之地，守先君之业，以观天下”。然而，其身边的文辅武将如蒯越、韩嵩、刘先、傅巽等多持异意。韩嵩、刘先就曾劝说刘表“举州以附曹公”。韩嵩更劝“表遣子入质”。王粲也劝“表子琮，令归太祖。”傅巽在为刘琮分析了当时形势后，劝说刘琮归操，并强调“愿将军勿疑。”蔡瑁“少为魏武所亲”，《襄阳耆旧记》所载：“瑁、允恐其见表，父子相感，更有托后之意”来看，蔡瑁似在揣度刘表要动摇蔡氏集团在荆州的利益和地位，故对刘表是怀有二心的。

对于降操，刘表是坚决反对的，据 《三国志・刘表传》记载：蒯越劝刘表降曹，“ 表狐疑，乃遣嵩诣太祖以观虚实。嵩还，深陈太祖威德……欲杀嵩。”“其妻蔡氏谏之曰：‘韩嵩，楚国之望也，且其言直，诛之无辞’”。这种不稳定的政治局面不仅动摇了刘表集团抗曹的决心，而且还将危及其在荆州的利益。而刘备与曹操有隙，在与刘表相处的几年中多有反操言行。对此，刘表是心知肚明的。因此，刘表托孤于刘备是必然的。

废嫡立庶在封建社会虽屡见不鲜，但实乃违背封建礼制的事情，结果多遭人嗤鼻，世之抨击。刘表亦然，陈寿在 《三国志・刘表传》中就有评论曰：“废嫡立庶，舍礼崇爱，至于后嗣颠蹙，社稷倾覆。”而蔡瑁呢，“魏武虽以故旧待之，而为时人所贱，责其助刘琮，谮刘琦故也。”对于自己所为逆反道德规范的非礼之举，作为一州之牧、知名当世、号为“八俊”之一的刘表不可能不明。加之后嗣者并非刘表初爱，故其临终应天顺礼，移情初爱，托后继于刘琦似有可能，虽然这种可能并未出现，但面对着“儿不才，而诸将并零落”，且“二子素不辑睦”的局面，刘表也要安排好后事，托孤于刘备，以企永保江汉间。

曹操

刘备一直视曹操为贼，他要恢复汉室，就要攘除叛逆，故有与董承合谋诛曹操之举。而曹操呢，视刘备为天下英雄，“不击必为后患 ”，于是，“既破绍，自南击先主”。刘备投奔刘表后，做了许多有益于刘表的事情，表达了坚定的反操决心。这在当时刘表政治集团一片降曹声中实属可贵。对此，刘表自然耳闻目睹。曹操进伐刘表，是要吞并其所辖荆州，剥夺其在荆州的地位和利益，这当然是刘表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在抗击曹操南侵这个问题上，刘表与刘备便有了共同的语言、形成了统一的思想。因此，面对内外形势，为了各自的利益，刘表托孤于刘备就在情理之中了。

总之，无论从刘表政治集团所面临的内外形势、刘备与刘表的关系、刘备思想及言行等方面来看，刘表临终托孤于刘备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刘备不纳攻琮取荆之计是由于刘表对刘备有着举国托孤的厚恩，恩之所至，义之所及。此外，刘备的决定还有迫于当时形势之所需。

曹操是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的一生志在统一，“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即表达了他统一全国的决心。在取得了官渡之战胜利之后，他又于建安十二年（207年）平定三郡乌丸，消灭了袁尚、袁谭势力，统一了北方。在统一北方的征战中，他始终没有忘记荆州，几次欲南下袭取之，但缠于北方军务，在荀彧等众大臣们的劝说下欲行又止。建安十三年（208年），他“乘战胜之威，伐丧乱之国”，把战争烽火引向南方，大有一举吞并南方之势。在给孙权书信中他写道：“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权得书以示群臣，莫不响震失色。”正如诸葛恪所说的：“操率三十万众来向荆州，当时虽有智者，不能复为画计”。可见，曹操气焰甚嚣，威震四海。

曹操对荆州这块战略要地是如此企及，那么，对刘备如何呢？据 《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先主未出时，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可见刘备早就对曹操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在曹操眼里“刘备是天下英雄”，因此，“今不击必为后患”。他的许多大臣如程昱也对他说：“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于是，建安十三年（208年），他发动了荆州战役，刘琮不战而降，刘备急忙南撤，即使如此，曹操还“将精骑五千急追之……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欲置刘备于死地而后快。

孙权

孙权方面，鲁肃早就给他规划出了成就霸业的蓝图，其中就有“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的战略设想，对于荆州，鲁肃曾向孙权进言：“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荆州在东吴大臣们心中的地位及其企望占有之是很强烈的，更何况具有“句践之奇，英人之杰”的孙权呢！

鉴于孙刘双方还未就当时的形势及荆州对双方的利害关系达成共识之前，刘备若从诸葛亮之言攻琮独占荆州，势必会引起对荆州有强烈占有欲的孙权的不满，若如此，刘备可能会陷入势单而力薄、事危而无助的境地。

从刘表集团来说，作为一州之牧的刘表，“虽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雍容荆楚，坐观时变”。早在执政时，集团内部多有劝其降曹操者。刘表死后，刘琮虽有“据全楚之地，守先君之业”的思想，但是，诸如韩嵩、蒯越、傅巽、王粲之流，众叛亲离。且“二子素不辑睦，军中诸将，各有彼此”，“国危而无辅”。

而依附于刘表的刘备，在政治上受到刘表两重“待遇”，初始，被刘表安排远守新野，以抵御曹操南侵。后为了利用刘备，刘表又调其移屯樊城。刘琮举州投降时，“不敢告备，备亦不知”。在军事力量方面，其统领的军队可以说是杂合而成，其中有自己嫡系，有刘表所益之兵，更有琮左右及荆州人士归附者。面对着这种情况，刘备如若攻取刘琮的“水军，船步兵数十万”之众，胜败与否，难以预料。再者，刘琮集团虽降曹呼声很大，但是否容忍刘备攻琮取荆呢？另外，刘表所益之兵在跟随刘备保护刘表政权时尚可，刘表刚死，刘备即攻刘琮，其统领的刘表所益之兵和刘琮左右及荆州归附者是否临阵倒戈呢？这种种情况都在难以预测之中。

退一万步讲，刘备即使乘一时之虚，暂时取胜，势必会损失部分力量，且短时期内，内部肯定会出现种种不稳定的因素，在政治、军事都来不及整顿的情况下，又要迎战曹操，那是必败无疑的。

刘备

此外，襄阳是荆襄大姓的中心，蔡氏一家在刘表病逝前后疑已控制局势，刘琮亦为其掌握。从众人力劝刘琮投降之事中，似感到他们对刘备十分忌惮，为防刘备怒而夺权，故降操而不告备。再从 《襄阳耆旧记》记载：“少为魏武所亲。刘琮之败，武帝造其家，入瑁私室，见其妻子”来看，曹操与蔡瑁关系甚密。联系众臣竭力急劝琮降，疑当时的荆襄政团大部分力量早已与曹操形成内联，故曹操南击襄阳，不费吹灰之力，便拥而有之，旋即果断追击刘备于当阳，致其弃妻子。这也说明蔡氏集团等降操派与曹操共同做好了消灭刘备之准备。刘备若从诸葛亮之言攻琮取荆，则只会陷入更加危难的境地。

曹操欲据荆灭备，刘备不能攻琮取荆，不仅刘备心知肚明，就连局外之人鲁肃也看得很清楚。对于曹操，鲁肃曾断言：“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对其南征荆州，鲁肃也有预料：建安十三年（208年），刘表死，鲁肃抱着联合刘备和荆襄集团共御曹操的目的，请命凭吊刘表二子时，就向孙权明言：“今不速往，恐为操所先。”

对于建安十三年（208年）的荆襄集团和刘备的处境，鲁肃也有清醒的认识，指出：“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辑睦，军中诸将，各有彼此。”而刘备呢，“与操有隙，寄寓于表，表恶其能而不能用也。”刘备既与曹操有隙，势必水火不融，加上寄寓摇摇欲坠的荆襄集团篱下，必不能敌曹克琮据有荆州。鲁肃对形势就看得如此清楚，更何况刘备呢？所以他断然放弃攻琮取荆。

刘备

从以上分析情况来看，刘备是一个具有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再比较建安十三年（208年）的诸葛亮，从年龄结构上看，刘备与诸葛亮相差二十余岁。从政治阅历上看，诸葛亮刚步入政坛，之前，虽提出了使刘备精神振奋的兴汉蓝图——《隆中对》，却无政治实践经验可言。终备之世，诸葛亮彰显的是政治才干。对此，刘备是有清醒认识的，故临终安排其为政治统帅，李严为副统督军务。而刘备呢，此前早已是驰骋政坛的老将，曹操曾有言：“夫刘备，人杰也。”鲁肃也说：“刘备，天下枭雄。”在久经沙场的征战中，刘备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也留下了许多教训。经验和教训使他形成了自己的政治主见。故当诸葛亮向他提出“攻琮取荆 ”时，他面对着曹操、孙权、刘表等集团和自我力量等方方面面的情况，未予采纳，这完全是合乎当时形势的正确抉择。

清人黄以周总结得好，他说：“操之南下也，兵数十万，气焰甚盛。先主部下之兵不过数千，夺琮不难，拒操非易。以其旋得旋失，何如养晦待时。先主计之熟矣。”黄公的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