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十年特殊时期”开始后，红卫兵作为一支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尤其是1966年8月18日，红卫兵被接见之后得到迅速发展，红卫兵运动也逐渐由校园走向了社会。各大中高院校也纷纷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比如红卫兵“一司”、红卫兵“二司”、红卫兵“三司”等。

今天我们主要讲一讲红卫兵“三司”。红卫兵“三司”的全称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也被称为“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红卫兵“三司”或者“红三司”。

红卫兵“三司”正式成立于1966年9月6日，发起人是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的第一把手朱成昭。东方红公社属于“地派”，也是北京地质学院的红卫兵组织，红卫兵五大头目之一的王大宾就出自这个学院，当然，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王大宾也加入了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与红卫兵“三司”。

值得一提的是，参与“三司”成立的一共有16个群众组织，为了突显平等性，“三司”并没有像当时大多数红卫兵组织一样设立“司令”，总负责人是发起人朱成昭。不过，外界还是喜欢用“司令”或者“副司令”称呼“三司”的负责人。

在“三司”的负责人中，最有名气的并不是朱成昭，而是蒯大富。蒯大富之所以成为“三司”的负责人，也算是机缘巧合。1966年6月之后，蒯大富开始在清华大学造反夺权，不过，工作组却不认可蒯大富，认为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给蒯大富扣上了“右派”的帽子。

1966年9月初，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专门派出百余人到清华大学，支持蒯大富。当然，地质东方红对蒯大富的支持不止于此，9月5日，在“三司”的负责人会议上，朱成昭提议也给予蒯大富“首都三司负责人”的头衔。9月6日，“三司”正式成立的当天，蒯大富还以“三司”负责人的身份带领三千多名红卫兵现场宣读誓词。外界不知道，依然用“司令”称呼蒯大富，所以很多人都称呼蒯大富为“蒯司令”。

“三司”的基本态度是造反，站在“一司”与“二司”的对立面，是陈伯达、江青、戚本禹等人所在的那个小组手中的“武器”。同时，“三司”也在全国范围内支持造反派，支持造反夺权运动。因为支持造反夺权，“三司”也迫害了很多干部，举例来说，“三司”就曾参与迫害过彭老总。

1966年12月中旬的一天，戚本禹安排阎长贵去找朱成昭，让朱成昭安排人到成都，把正在西南搞“三线”建设的彭老总带回北京。也就是说，当年把彭老总带回北京这件事就是“三司”做的，当然，主要是由隶属于“三司”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做的。

朱成昭当时走不开，特意安排了人员到成都，此后王大宾、胡乐成等红卫兵乘坐火车把彭老总带回了北京。回北京后，彭老总受到了无情的迫害。在这背后，“三司”是负一部分责任的。

另外，1967年2月，“三司”还在陈伯达、江青所在的那个小组的指挥下捣毁了另一个群众组织“联动”的据点，抓捕了很多“联动”成员，也使得很多群众受到伤害与冲击。不过，在1967年之后，“三司”不再活跃，尤其是1968年之后，红卫兵五大头目都受到批评，“三司”也慢慢退出了历史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