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明史》记载，崇祯十三年（1640）秋，河南因连年遭灾，闹起了大饥荒，朝廷不仅不赈灾放粮，救济饥民，依然敲骨吸髓，征发无度，致使民不聊生，中原大地饿殍遍野。据时任户部给事中的官员左懋第在给朝廷一份奏疏中说：“在运河北段的中原地区，百姓饿死者占三成，病死者占三成，剩余四成走投无路，只好相率‘为盗’，其他地方的困难窘迫可以想见” 。

当时李自成因接连遭遇潼关南塬大败和四川奉节之败身边仅剩数十人了，藏匿在奉节大山中意志消沉，几次欲自杀，都被左右亲信发觉及时劝止。之后，打听到张献忠兵败失利后退至湖广房县一带，李自成率部走出深山，辗转向盘踞房县的张献忠残部靠拢，但张献忠复叛后亦连吃败仗，两人的兵力都很羸弱，加起来能上阵对敌的精兵也不过千余人，所以很快被从四川尾随而至的明军傅宗龙部击垮。

几经恶战，李自成身边已没剩几个人，不过人少目标也小，所以他没费太大劲就摆脱了明军的追击、搜捕，于当年七月又折返回陕西，又打听到河南遭灾严重，遍地流民，官军大量外调，防守空虚，旋即又经渭南进入河南。

李自成进入河南时境遇比难民也强不了多少，身边仅有数十人跟随，缺吃少穿，狼狈万分。但他这次进入河南可谓掐准了时机，也该轮到他转运了。彼时的中原大地，赤地千里，到处都是流离失所、乞讨苟活的百姓 ，遍地干柴烈火，就差一颗火星了。凭借“闯王” 的赫赫威名，活不下去的中原百姓纷纷前来投军 ，许多当地小股农军也闻讯投奔，使他得以“咸鱼翻身” ，其力量在短时间内很快又壮大起来。到崇祯十三年年底，李自成率军攻城拔寨，势如破竹，接连攻破了鲁山、郏县、伊阳、宜阳等州县，声势复振。

李闯王名气很大，声威所向，别说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中原草根百姓，就是一些饱读四书五经的文人儒士，因各种原因也纷纷前来投靠，著名的有牛金星、宋献策等人。河南宝丰人牛金星是个举人，在当地有些地位，和官府亦常有来往，他遭人陷害后愤而投靠李自成这一事件，在当时也引发过一些轰动，其人其事被史书记载并被称作“举人降贼”之始，这也标志着明王朝的统治基础开始动摇并即将崩溃——从前只是活不下去的饥民揭竿造反，现在可好了，就连读圣贤书举子都从贼了！

牛金星等人饱读诗书，眼界见识自非寻常农人、武夫可比，他一到闯营就劝说李自成“禁淫杀，据中原，收人心” ，还为义军拟定了政治斗争口号“迎闯王，不纳粮”、“不杀平民唯杀官”......并派人四处张贴，以争取民心，扩大影响。牛金星、宋献策以及之前的顾君恩等知识分子的到来，使农民军干部队伍的素质迅速提升了好几个档次。

除了用经济手段笼络人心，李自成还在牛金星等人的帮助下制定了 “杀一人如杀吾父，淫一人如淫吾母”的严格军纪，每破一城，都拿出部分缴获的钱粮救济难民，所以李军被中原百姓 称为“仁义兵”，各地民众皆热切盼其快来 ——“民多归之”。

明廷经过分析李自成、张献忠这两股“巨贼后得出结论，认为“治献（贼）易，治闯（贼）难””。这是为什么呢？《怀陵流寇始终录》解释道：

“盖献（献忠），人之所畏；闯（李闯），人之所附”。

因为人们只是畏惧张献忠，而李闯太得人心，人人趋之若鹜，争相归附他，就连大明的忠臣义士都“视贼如归，人忘忠义”——这样的声威，这样的贼势，又怎么能治得了？所以，自崇祯十三年秋天曾走投无路的李自成进入河南后，中原大地便乱如鼎沸、遍地燃起熊熊烈火来。

李自成此前十年到处流动作战 ，全是为了逃避官军的围追堵截，仅仅是为了求生存而漫无目标地打哪算哪。而此时因牛金星的加盟劝导，加上精通相纬之术的算卦先生宋献策为其卜卦“十八子（李）主神器”，天命人事都在隐约告诉李自成“天下本是天下人之天下，彼可取而代之”。

一场逐鹿中原的大混战即将拉开帷幕。当年12月底，李自成率军一举攻克永宁，俘斩明宗室万安王朱采轻。崇祯十四年（1641）初，李自成督军连取偃师、灵宝、新安、宝丰，迅速包围了中原重镇、古都洛阳。

洛阳是崇祯帝朱由检的亲叔父、福王朱常洵的封地。朱常洵是万历帝的宠姬郑贵妃所生 ，他和自己的兄长、崇祯的父亲朱常洛为争太子位折腾了数十年，最后朱常洛胜出成了明光宗，朱常洵落败后成了福王。这就是明史上著名的“国本之争” 。

虽然满朝文武大多支持朱常洵，其母郑贵妃不仅得宠而且诡计多端，但常洵到底没能争到储君之位，他爹万历帝一向很宠溺他，对此满怀愧疚，只得从其他方面尽量弥补他。所以福王的封地是当时最富庶的中原重镇洛阳，其待遇更是甲于诸王之上。

万历将常洵封在洛阳，而且赐地两万顷，并获得了河南的食盐专卖权，垄断了当时利润最高的盐业生意。据记载，万历帝还将通过矿盐税在全国各地搜刮的巨额钱财的一大半都赐给了福王朱常洵。朱常洵虽然在“国本之争”中败下阵来，却封到富得流油的洛阳，每年坐收渔利，还得到万历的大量赏赐，富可敌国，据说比名义上坐拥天下的崇祯帝还有钱。

李自成围攻洛阳时，福王朱常洵已经年过五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体重达到300多斤，因常年耽于酒色，身体虚胖肥大，连走路都要人搀扶了。

彼时的天下大势他已经完全看不明白了。这年刚过完春节，到处风声鹤唳，凶信接踵传来，因凤阳明祖陵被李自成、罗汝才、张献忠等焚烧捣毁而被崇祯帝革职的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此时正在洛阳闲居，他突然派人给福王送来一封亲笔信。信中说，李自成连破中原名城，势焰颇凶，如今李闯“流贼”大军已经逼近洛阳，城中守军很少，积蓄的粮草也不多，王爷您身在此城，要为自己的身家性命多考虑考虑，您是不是能捐些银子、 粮食补充军饷、军粮，鼓舞士气呢？膘肥体壮、满脑肥肠的老福王朱常洵看信后却不以为然，他有些费劲地左思右想，心里说：“吕维祺这老儿怕是在吓唬本王吧？丢了洛阳城，你们这些官儿难道不怕受皇上处分？再说太祖定下铁律‘君王死社稷，天子守国门’，保卫国家是我侄儿崇祯的责任，与本王何干” ？

福王府里贯朽粟陈，钱粮堆积如山，可他死活不肯掏钱捐粮，面对饥寒交迫的守军以及 从成都千里来援的川军，始终一毛不拔。

河南巡抚李仙风驻节开封，他听说李自成大兵压境，洛阳告急，心中焦急万分，急忙派总兵王绍禹和两位参将率军驰援洛阳。福王听说援军到来，很是高兴，在府里设下酒宴，请王总兵和两员副将入城到福王府里饮酒，意思是替三位将军接风洗尘，但他让王部将士在城外安营扎寨，不许进城，理由是王绍禹的军队一贯纪律涣散，一旦进城必会扰民，其实是担心大军入城会向他索饷，怕多花钱。王绍禹率军风尘仆仆赶到，将士们都已精疲力竭，他提出一个折中方案，自己率部分精兵先入城助守，两位参将率部驻扎城外。福王患得患失，坚决不同意。王绍禹大怒，率自己的亲兵队强行闯进城中，面对这群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的军人，福王虽然很不痛快，却也是无可奈何。

留在城外的增援部队，长途跋涉跑过来，原指望能得到福王犒赏，早就听说他富得流油了，可如今不仅分文不给，连个城门都不得进，还露宿在荒郊野外，寒风刺骨，忍饥挨饿，大伙儿怨气冲天，旋即裹挟两个参将一同聒噪着投降了李自成。

福王听说城外军队哗变投了贼，发现势头不对了，心中惶急，只得狠心拿出千金招募了数百勇士趁夜出城偷袭李自成大营，农民军猝不及防，被打死打伤了数十人，李自成吃了小亏，勒兵暂退。

次日即正月二十日天刚破晓，因福王仍然不肯捐资助饷，王绍禹带入城中的亲兵队居然在城头上和城下哗变投李自成的同袍弟兄嬉笑聊天，督众守城的参政王胤昌上前制止，竟被王绍禹的亲兵队给制服并用绳索五花大绑，士兵们举刀威胁王参政，向他索要饷银。

总兵王绍禹跑过来劝解，也被亲兵们驱赶到一旁，城头上的各路守军因欠饷严重而士气涣散，纷纷向长官索饷，有些还动手行凶，一时秩序大乱。李自成趁势督军猛攻，农民军奋死登城，部分哗变守军士卒则打开洛阳北门，农军主力蜂拥而入，洛阳城终告陷落。

福王朱常洵和世子朱由崧在城破时分头逃跑，福王身体虚胖跑不动，遂藏匿到一户居民家中，第二天被挨家挨户搜查的农民军士兵抓获。福王聚敛有术，比皇帝还富有，却只顾自己享受，对百姓、士兵的疾苦不闻不问，孤寒吝啬，一毛不拔，民愤极大，如今城破被抓，府中堆积如山的钱粮都便宜了李自成，也算咎由自取。

李自成简单讯问了几句，就下令把福王处死，然后分割其肉和王府花园豢养的梅花鹿肉混在一起，用一口铜鼎烹煮，置酒高会，在场众将士一人一碗，左以美酒，大快朵颐，谓之“福禄酒”。福王世子朱由崧毕竟年轻些，他趁乱逃脱，后辗转逃到江南。1644年李自成进京，崇祯帝自挂煤山殉国，朱由崧在南京被明遗老遗少们拥立为帝，改年号“弘光”，是为南明弘光帝。

李自成没费太大劲轻取洛阳后，将福王府里数千万财物全部收缴，将其中多余的粮食赈济饥民，中原灾民奔走相告，人们扶老携幼，纷纷从四面八方汇聚洛阳，投奔李闯大军。随后，李自成下令纵火焚毁富丽堂皇的福王府，大火整整燃烧了三天三夜才渐渐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