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一封来自89岁老人的特殊信件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信中，这位曾经的”红军叛将”龚楚写道，他渴望在有生之年能够”落叶归根”，回到家乡乐昌一睹故土的风景。这个要求看似平常，但当年龚楚在革命年代的所作所为，使得他的身份备受争议。

作为曾经最高领导层的重要成员，他后来却叛变投敌，严重破坏了革命事业。如今，这样一位”叛徒”提出归根请求，中央将如何处置？

在那个风云诡谲的年代，一个普通的广东农家子弟却注定要走上一条不平凡的道路。他就是龚楚，一个天资聪颖、早慧过人的少年。仅用短短一年半的时光，他就完成了三年的小学课程，展现出了惊人的学习天赋。

1917年，16岁的龚楚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麾下的粤军，并考入滇军讲武堂韶关分校，开始了系统的军事教育。从那时起，他踏上了一条曲折漫长的革命之路。

时势造英雄，大革命的热浪也汹涌袭来，1924年，龚楚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最早的党员之一。基于国共合作的原则，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共产党人在广东大力开展农民运动。

龚楚作为先驱者，主要在家乡乐昌县活动，不仅推进基础性农运，更是凭借多年军旅阅历，创建了一支训练有素的乐昌农民军。

正是这支农民军，成为了龚楚后来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根基。1927年大革命失利后，他率领这支部队加入了贺龙的第20军。虽然后来被安排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但龚楚最终因安全考虑而中途回乡，暂时避开风暴中心。

然而，革命的号角再次吹响，朱德总司令的南昌起义军在龚楚家乡乐昌短暂整编。鉴于龚楚在革命道路上的资历和表现，他被任命为第3师党代表，重新卷入革命的漩涡中。这个性格中带些许退缩因子的普通农家子弟，就这样走上了一条不平凡而曲折的道路。

这已经是龚楚第三次在关键时刻选择了临阵退缩，令人质疑他的革命意志。而每当遇到危难时，龚楚都会本能地回到家乡的怀抱，好像只有在这里他才觉得安全有保障。然而，这并未影响组织对龚楚的重视程度。

红军在江西时期，龚楚依然被视为党的重要军事领导人物之一。1930年，他受命参加了遵义会议，并被增补为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候补中央委员，从一个原先仅仅是地方农民运动领导人，一跃成为全国性的革命领导核心成员。

在这之后，龚楚随同红军进军川陕，很快又被提拔为红一方面军的政治委员，掌管了方面军的政治工作。可就在这一时期，龚楚的心理开始出现了动摇，对革命前途逐渐失去了信心。

1935年10月，在遵义会议后不久，红军即将转入平津战役，准备越过黄河北上。这时，龚楚突然向组织提出了退出现役、回家探亲的要求。革命形势严峻，人心渐疏，组织对龚楚的离去虽然深表不解，但也无可奈何地予以批准。

龚楚便借故回到了家乡乐昌，结果在那里一待就是长达五年的时光。离开红军后不久，龚楚便彻底叛变投靠了国民党，并公开对抗共产党人。他率领着自编的农民武装队伍，在乐昌一带发动了所谓的”扫红”运动，对红军游击队展开了疯狂的”围剿”，造成了大量红军伤亡。

在龚楚的带领下，乐昌地区的地方武装先后参与了三次对红军的”扫荡”，其中以1936年的那次”扫荡”最为惨烈。当时，龚楚的部队与国民党正规军一起，对根据地展开了长达三个多月的围攻，给革命根据地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和伤亡。

除了乐昌根据地，龚楚还将作战范围扩展到了湛江、阳春、韶关等区域，处处都留下了他”扫红”的罪行。在龚楚投敌叛变后的五年间，广东西南部的革命根据地可谓是遭受了空前的摧残。

叛变的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龚楚长期浸淫在农民运动中，发展出了一种地方武装思想，使他对全国范围内的革命理解存在偏差；二是红军长期艰苦作战磨灭了他的意志，对未来产生了失望；三是他对党内某些做法存有不满和疑虑。

不过，叛变并非是龚楚一意孤行。当时，广东地区出现了一股被称为”AB团”的很有影响力的逆流，主张放弃武装斗争、回归和平生活。龚楚的叛变，正是受到了这种错误思潮的影响。

在叛变之初，龚楚还试图拉拢自己的战友、好友张云逸同流合污。但张云逸拒绝了龚楚，依然坚守了革命理想和信念。两人的命运从此分道扬镳 ，前者堕落为叛徒，后者成为共和国的开国上将。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于1937年重新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在这一时期，龚楚也借机重新回到了共产党的队伍之中。在抗战期间，龚楚率领的部队加入了新四军，担任了新四军第七纵队的职务。

由于龚楚长期在乐昌一带活动，对当地地形环境十分熟悉，他在当地展开游击战争时，屡建战功，对日军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和困扰。不过，随着抗战时期的深入，龚楚渐渐又开始心浮气躁、焦虑不安，暴露出他目光短浅、意志不坚定的一面。

在日军对粤东的大规模”扫荡”行动中，面对敌人的重兵围攻，龚楚丧失理智，命令部队狼狈溃逃，致使大批武器弹药被日军掳去。事后，上级对龚楚的这一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和处分。作为惩戒，龚楚被撤销了军职，只能在新四军后方负责宣传工作。

这一打击，使龚楚的心理落差极为巨大，从骄横狂妄，陷入了彷徨无助的境地。1945年抗战胜利，龚楚随新四军北上，进入解放区。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也开始了向华中、华北地区的大规模进攻。

为了遏制国民党军的进攻，中共中央决定由已退役的龚楚负责劝降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总司令薛岳。这一重任，让龚楚重新燃起了报效革命的希望。当时，薛岳的部队已被解放军包围在潮州，形势极为危急。龚楚本想借机劝说自己的老朋友薛岳，加入人民军和政府的行列。

然而，在行动之初，龚楚就再次表现出了犹疑不决和临阵退缩的一面。他驻扎在广州却迟迟不愿前往潮州劝降，只是空谈了许多无谓的理由和借口。导致最后，这一特殊任务无疾而终。

值得一提的是，在潮州被解放军所包围时，薛岳还曾向龚楚发出求救信号，希望老友能出面相救。但龚楚却对此熟视无睹，这让薛岳对他彻底失望，两人的友谊也就此终结。

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处于瓦解边缘。面对大势已去，龚楚在1949年5月率部向人民政府正式投诚。投诚后，龚楚先是被安排在广州大院子里”学习”。随后经过中共广东省委的批准，他又被调往了香港，担任中国民主同盟的副秘书长职务。

在香港，龚楚的主要工作是联络和发展港澳地区的爱国民主人士。然而，短短半年后，龚楚又一次行径反复，擅自离开香港前往英属马来亚流亡去了。在那里，他与蒋介石政权的残余力量勾连在了一起，被视为”反革命分子”加以通缉。

1950年，国民党当局在台湾约见了龚楚，并与他商议了一些对大陆不利的活动。蒋介石曾想利用龚楚在香港筹划破坏性的事情。但龚楚心中早已看清了国民党的前途，对蒋介石的这些阴谋并未买账。

在台湾期间，龚楚一直过着颇为清贫的生活。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不在一家工厂里做起了普通工人。就这样，昔日的”红军将领”，沦落到了一个尘世中的普通劳动者。随后数年，龚楚一直在香港和澳门之间流浪度日，久而久之，他也对政治斗争彻底产生了厌倦之心。

终于在1956年，龚楚决定在香港长期定居下来。在香港的40年间，龚楚彻底远离了政治舞台，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了经商事业之中。由于勤勉好学，他很快在这一领域内小有成就，生活也渐渐开始走向富裕。

这40年间，他始终未曾踏足过祖国的国土，但心中却时常怀念着故乡乐昌的风土人情。随着年事渐高，他内心的这种乡恋之情也愈发强烈了。

终于，在1990年9月，89岁高龄的龚楚获准重返家乡。当他踏上乐昌的这方热土时，周围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自发组织起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一时间将龚楚的归乡之旅热烈而感人。



来自 陈予欢著. 云南讲武堂将帅录[M].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