吟咏“奇女”，寄情抒怀，成为清代女性诗歌的一大特点，她们的题图诗、咏史诗中总是不缺乏这样的主题，几乎每一位闺秀诗人都有相关诗作，而在诗中用“奇女”典故，或以“奇女”自喻更是不胜枚举。但有相当一部分的女性诗人，接受了主流文坛所认可的奇女形象。以蔡文姬为例，蔡文姬一个不可多得的才女。

清代闺秀们理应与她产生共鸣，并且在题咏文姬诗歌时产生一些新变。事实却并非如此，相当一部分清代闺秀诗人，继承了主流文学对蔡文姬的看法，也袭了男性文人笔下的文姬形象：或是将她作为失德才女的代表，大加斥责；或者将她作为整个事件中的客体，被动地接受被拯救的命运；又或是书写同情蔡文姬的诗歌，从内容与题材上都没有什么特点，难以超过男性诗人。

蔡文姬命运多钟，在乱离时流落塞外蛮荒，难得被曹操赎回故土，却不能带走自己的孩子，一生中三次婚姻皆以丧夫告终。作为自小养尊处优，生长于书香门第的才女，竟然遭受如此野蛮残酷的人生，蔡文姬应该受到同为女性的清代闺秀的同情与理解。可惜清代闺秀们却对蔡文姬似乎褒不一。

并非所有的闺秀都对她抱有同情心，事实上不少闺秀对文姬归汉颇有微词，甚至极其苟刻地评价她的遭遇。不仅如此，相当一部分的清代闺秀诗人承袭了文人的旧有话语，蒋文姬作为失德才女的代表，她们对蔡文姬的谴责，甚至有甚于男性文人。譬如高簷在《诵父书》中言辞激烈地批评蔡文姬苦难的经历。

诗中有句云：“苟活草闲惭节烈，人生仓卒难引块。从古盛名多瓦裂，异域儿生不知耻。”，最后甚至发出“呜呼文姬何不死”这样极端的感慨。根据沈善宝《名媛诗话》记载，她还曾作《钱贞女诗》，这位钱贞女“未嫁夫卒，请命于父归夫家守贞，翁病危刦臂以进”，甚至为偿还夫家债务几次被逼自尽。

为了歌颂钱之节烈，她在诗中以蔡文姬作为反面教材，认为蔡文姬失德，所以她的才学根本不值一提，至于蔡文姬能在历史上流传下来，高篇认为，那是因为曹操的爱才。“悲笳归汉”的积极意义不仅产生倒退，甚至被抹杀。无独有偶，乾嘉时期的女诗人虞友兰也持有相似观点。

她有吟咏女性历史人物的《咏古三十首同女琬作归国》，是三十首组诗中的一首，言文姬归国之事。在这首诗歌中丝毫看不到她对文姬的同情，其中“胡節”在作者的笔下，不再是文姬身世悲惨被掳入胡的象征，她认为蔡文姬作《胡節十八拍》不过是为了博取人们旳同情，从而得到回归汉地的机会，最后她果然被奸雄曹操赎回。

最后一联更是先扬后抑，讽刺意味浓厚，语言极其刻薄。从“词场”与“贞烈”的对比来看，作者认为蔡文姬也许早就应该在被掳入胡的时候殉国殉节，活着回到中原更是没有必要。这也影响了她对蔡文姬才学的态度，作者认为她的才学一点都不值得她欣赏，因为不能弥补她“道德”上所谓的缺陷，甚至认为用自己“不光彩”的遭遇博取文坛名声。

这首诗歌借文姬之事，极端地表现了华夷之分，文野之别。在这三十首组诗中还有一首咏昭君的《出塞》，诗中有句云：“万里征程别汉家，凄其胡语托琵琶。”同样是出塞，作者却对昭君表现出了同情，她究竟为何如此双重标准呢？联系句中“汉家”、“胡语”等说，作者之所以同情昭君，并非是她不得遇于君王，也未必是“红颜命薄”。

而是作为一个礼乐文明之地的中原女子，她的后半生都将身陷蛮夷之邦。所以作者华夷之辩的意识非常强烈。但她并不为蔡文姬离开野蛮回到文明感到庆幸。因为她认为，蔡文姬作为一个儒门女子，自幼受诗书礼乐的熏陶与教养，理应懂得“贞烈”观念，不该失身匈奴，也不该回国再嫁董祀，更不应该接受奸臣曹操的帮助回到中原。

因为作为知书达礼的女子，作者认为她应该远离不忠不义之人的帮助，正如君子不饮盗泉之水。陈蕴莲并不像虞友兰那样讽刺蔡文姬，她甚至是有些同情文姬的。然而这种同情不是因为文姬坎河的身世，而是因为她被曹操赎回汉地，并且在同情中掺杂一丝失望与责备。

首先陈蕴莲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曹操，认为曹操赎回蔡文姬是为了显示自己爱才仁慈，以掩饰其奸雄的本质，而且是以破坏别人名节的代价成全自己的名声。作者还以曹操盗墓发财一事，讽刺他即便一掷千金也要做“无本生意”。至于文姬，作者为她没能全贞扼腕，更为她有绝世才却无相配之“德”感到遗憾。

这甚至影响到了作者评价蔡文姬文学造诣的看法。蔡文姬的《胡筋十八拍》与《悲愤诗》，是公认旳佳作，在作者看来这两首诗歌原本应当表现为甘愿流落他乡，依然不忘故国的域外孤臣义士之心，体现忠贞节气。然而文姬的归国，却使得她的诗歌失去了这样高远的立意。对于女性“德”的评价远甚于对于她才的评价。

甚至隐含了“才妨大节”的观念。这样视女德高于女才的观点并不鲜见，不少女性诗人将蔡文姬作为有才无德的象征，并且在歌咏其他女性的诗歌中，常常将她同有德行的女子对比，以她的大节有亏，衬托出其他女子的恪守礼法，“品德”高尚。将她受曹操救助，视为没有气节的表现，以此衬托出其他女性坚守汉室忠义，不畏乱臣贼子。

比如何玉瑛《咏史》中有句云：“此女甘荼毒，空赎蔡文姬。”这首诗歌咏孔融之女。孔融因事触怒曹操，举家株连。根据《后汉书》的记载，当孔融全家遭难时，七岁的女儿不畏大刑，慷慨赴死，被抓住时还有“覆巢无完卵，肉味安赖知”等语。而蔡文姬同为名臣之女，被曹操赎回中原，又曾经为董祀事披髪跌足求助曹操。

两者相比，凸显了孔融之女的节气，而蔡文姬自然成为了那个反面典型。再比如席佩兰《题美人册子》咏文姬曰：“雁声嘹晒起平沙，哀怨惟应托暮笳。多事玉关生再入，汉家天子己无家。”。从“多事玉关”句来看，席佩兰依然并不太赞同蔡文姬返回故乡，因为她的故乡也不再是汉家天下，与胡地没什么区别。

其中潜台词是文姬不该接受曹操的救助，因为他是汉室的乱臣贼子，意在篡汉，其行为主张皆违背儒家忠义观念。因此作者认为蔡文姬应当固守节操，拒绝赎回。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同时代男性文人对蔡文姬失身塞外颇有微词，甚至一度将她作为“失德”的象征，然而依然有个别男性文人为文姬辩白，认为这并非她的过错。

比如张玉给绝句《文姬归汉其二》，同情蔡文姬与亲子骨肉分离，对世人的苟责颇有微词；再比如唐鹏的《蔡文姬制悲節》开篇以“白玉纒泥沙，谁能诘其由”质问针对蔡文姬的苛责，诗中“遮蛇刺我步，蜂蚁捎我头。逼我为室家，怛陀森双矛”，更是生动形象地还原了蔡文姬被迫委身胡人的悲惨遭遇。

可惜在众多清代女性诗集中，虽有不少闺秀为蔡文姬抱屈，然而没有一位女性诗人，会像男性文人那样为蔡文姬辩白，或是反对蔡文姬失德之说。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是这些女性诗人自小就受到礼教的教育。清代不少女教读物言及蔡文姬必然提到她“大节有亏”，甚至有“逐出《列女传》”的呼声。

因此女性诗人几乎无可避免地接受女教的价值观教育，视妇女之节为道德底线，并奉为圭臬。清人公认蔡文姬为矿世才女，其才学原本应受到清代闺秀诗人的敬仰，然而从严格的女教规范来说，蔡文姬却被认为是失节的，这与清代闺秀诗人的价值判断全然相恃，蔡文姬不仅没有成为她们的文学偶像，反而成为“才与德妨”的例证。

这样的反差引起了一些闺秀诗人对蔡文姬的反感，无法认同失节的偶像。而且这些题咏蔡文姬的诗歌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作者们都把所谓的“女性道德”提高到了文野之别的高度，试图以此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

这也隐隐透露出这样一种女性价值观：普通女性因为少有留名的机会，因此只有通过牺牲自己的权利与自由，占据道德高度，实现社会所要求的价值，才能得到社会体系褒奖与认可。这就是为什么部分男性诗人反而为蔡文姬辩护，而女性诗人几乎没有这样的声音。

清代女性诗人从固有人物形象中拓展出新意，是个复杂的过程。尽管上述女性诗歌，因袭了男性诗人的诗歌主题，人云亦云，甚至在此基础上有所倒退，从而没有创造出具有新意的蔡文姬人物形象，也难以在诗歌中体现蔡文姬作为奇女的“奇”。然而蔡文姬本事中积极的一面，到底还是有启发女性诗人创作翻新的可能。

所以我们在部分女性诗人的作品中看到一些新变的“萌芽”。对女子才学的推崇，使得部分清代闺秀从另一个视角看待文姬归汉事件。一般而言，清代文人论及文姬被赎，无论是认为曹操爱才，还是曹操虚伪，都以曹操、作为主体，将蔡文姬视为被动者，包括不少闺秀诗人亦有“奸雄恩深”之叹。

然而在个别女性诗人认为正是因为蔡文姬有才学，才被曹操赎回中原，因此她成为了才学改变命运的象征。万启箕的诗歌《蔡文姬》就体现了这样的观点，全诗如下：“已作胡妃别汉人，翻教笳拍苦吟呻。当年倘并王嫱死，金尽曹骑莫赎身。”作者认为蔡文姬被掳入胡，本来已经“别汉人”，没有再回中原的指望。

是她创作的《胡笳十八拍》精妙绝伦，字字血泪，感人肺腑。所以因为她的才学感动世人，使得曹操生出爱才之心，将她赎回中原。不然没有才学，也就没有人赎回，那么她只能像王昭君一样老死塞外了。

清代闺秀其实同文姬一样柔弱，唯一能有力量，能不朽的就是她们的作品。

因此，个别女性诗人在文姬归汉一事中看到了她因才学被赎回，因为《胡節十八拍》传递了内心悲愤，令世人动容，这引起了她们作为文人的共鸣。所以她们笔下的文姬，成为了以文学改变命运的象征。一些闺秀诗人认为蔡文姬从匈奴回到中华，不仅仅是她个人之幸，更是华夏文化之幸。

蔡邕喜好藏书，多达数万卷，家藏四千多卷，可惜在汉末战乱中流失。而蔡文姬被赎回中原以后，凭借过人的记忆与才智，将百余篇原本已经散佚的文献全部记诵下来。所以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蔡文姬的才学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还为保存中原文化做出了贡献。

归结起来，女性诗人的文学创作必然受到主流文坛的影响，在能够真正创造出富有生命力之前，她们的诗歌话语难免会受到男性文人话语的影响，而在评价人物时，其价值观又为礼教所制约。确切地说，她们的道德底线、世界观、价值观也全都是礼教构成的。而蔡文姬尽管才华横溢，在一些女性诗人的眼中，她毕竟触及了道德的底线。

因此不少女性诗人接受了主流文坛所认可的文姬刻板形象，也接受了其中所包含的礼教价值观，蔡文姬在清代闺秀眼中才会毁誉参半。这正是奇女想象的＂蒙昧”状态。然而在这混纯蒙昧的状态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些女性诗人的思想火花，尽管微弱，但是也是启蒙的表征。因此女性诗人要创作出不同以往的奇女形象，将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