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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隶书的起源，最早可见东汉经学家、文学学家许慎的《说文解字》以及儒学大家班固所著《汉书》。许氏言：“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班固《汉书》：“是时，始建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

除此之外，卫恒《四体书势》也执隶书源于秦的说法：“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汉因行之，独符印玺幡信题署用篆。隶书者，篆之捷也。” 隶书是继小篆之后的实用书体，又被称为佐书、八分、徒隶书等。

自战国时期开始萌芽的古隶，经过三四百年的发展，至东汉已经成为典型的汉隶。篆书隶变实际上是用笔的改变，变圆笔为方笔，化弧线为直线，在字体的间架结构上更为简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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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字载体和书写方式上看，可以分为墨迹简帛文和石刻隶书。《尚书·周书·多士》中有明确记载，殷商先王已经开始使用册和典。甲骨文和金文中的 “

（册）”，乍看就是编简的实物形象，如同人将册放在案几或捧在手中一样。

《史记》中记载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因为翻阅的次数很多，以至于将连接简的牛皮条磨损了很多根。这种使用毛笔写在简牍之上的文字便是区别于契刻文字的另一种手写文字，我们称其为简牍。

区别于刻写的繁复工制和不易携带，软笔独有的流畅快速的行笔方式逐渐成为人们的首选书写形式，顺应了时代发展、信息需要高速传播的的要求。如1975年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图一）、1986年出土的《天水放马滩秦简》、1972年出土的西汉马王堆帛书等，都可以充分证明隶书的萌芽从战国晚期就已经开始了。

图一 【云梦睡虎地竹简】

经过凿刻等工艺将墨迹再加工铸刻在石材上或者铜器上的，被统称为碑刻隶书。两汉是碑文化的兴盛时期，如《华山碑》（图二）、《西狭颂》等；三国时期也有很多石刻名碑，如《上尊号碑》、《孔羡碑》和《王基残碑》；唐代也是隶书的繁荣期，而且很多隶书也是凿刻在碑文上，如师惟则的《大智禅师碑》，李隆基的《阙特勤碑》等。

图二 【华山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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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以时代区分，隶书大致可以分为秦隶、汉碑、汉简、魏隶和清隶。

先秦和秦代隶书又被称之为古隶，同时包含西汉碑和马王堆帛书等。结构仍保留较多的篆书结字特征，波磔并不明显。

汉碑则是隶书发展的顶峰，“碑碣云起”的东汉名碑，数以百计的丰碑巨石形成中国书法石刻史上第一次高峰：恣意开张、疏朗有度的《石门颂》；轻灵飘逸、温婉流畅的《曹全碑》；方笔为主、朴拙可爱的《张迁碑》等，体现了东汉隶书的最高水准。

不同于汉碑的端庄大气、法度严谨，信手拈来的汗简墨迹则是良莠不齐，但其中居延汉简、武威汉简最为著名。

魏碑是北朝刻石文字的总称，包括石碑、墓志、造像以及摩崖刻石等。魏碑字体介于扁平的隶书和方形的楷书之间，方笔为主，质朴雄浑。圆笔为主、气势博大的《郑文公碑》和以方笔为主、峻峭险劲的《张猛龙碑》则是魏碑的典型代表。

隋唐隶书作品受魏晋隶书影响，较为拘谨，宋元时期亦无优秀隶书名家，直至清代碑学大师金农、邓石如、尹炳绶《七言联》的异军突起，至此，隶书再次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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