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现代经济领域的乱象丛生使得经济与道德的矛盾尖锐化”的问题，儒商与儒商文化的概念应运而生。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儒者或是那些温文尔雅、之乎者也的文弱书生，亦或是那些崇义贬利、嫉富如仇的道学家。然而，有那么一个群体，他们是跻身商场逐利的“商人”，他们以自己的品行，实践儒术，崇尚儒道，发展儒学。这个“亦儒亦商的群体，就是“儒商”。

正如明代儒商汪道昆所言:“良贾何负闳儒!”儒商以其“实践的儒学”弥补了“典籍的儒学”之不足在经济领域成就了儒家“内圣外王”的事业，从而使儒商文化成为儒家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普及和应用儒家文化的重要原则是必须满足时代的要求而最佳途径是在实践中应用。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发展进而实行市场经济，经济领域的乱象丛生使得经济与道德的矛盾尖锐化。市场经济的实践吸须中国传统儒商的道德和智慧的指导,也正是在这一时代的要求下,“儒商和“儒商文化”的概念应运而生。由于人们对承载着中国商业优良传统的儒商存有好感和信任，许多商人、企业家也越来越认识到做一个现代儒商的重要性，儒商文化随之蔚然成风。人们呼唤着诚信为本、乐善好施的传统儒商的回归，寄希望于商之风能够“清扫”市场经济的乱象，期盼着现代儒商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大潮中，勇当排头兵，成为21世纪的时代骄子。可见，儒商文化实际上是顺应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需求，在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应用着的中国当代文化现象之一，它不仅应当和能够成为普及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而且必将成为中国当代文化中的显学。

然而，任何社会潮流在其兴起之时难免良莠混杂、泥沙俱下，作为一种经济文化思潮，儒商文化概莫能外。最为突出的是许多人将儒商作为一顶“桂冠”争相顶戴，实际上却是叶公好龙，甚至是打着儒商的旗号达到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究其原因，理论的偏误难辞其咎。一方面，儒商文化虽然是从古至今都存在的中国经济文化传统，但儒商的概念则是后起的，儒商文化的一系列理论并未形成公认的认知体系,因而很不成熟。另一方面，儒商文化的价值基础是儒学而儒学则是包含了精华和糟粕于一体的传统文化，这就使得儒商文化处于先天不足和后天亏欠的境地。因此，与儒家文化的普及一样，儒商文化在普及的同时，还肩负着批判和创新的任务。

历久弥新的儒商文化也只有靠历史和实践来检验其正误，创新其内容和体系，才能彰显其价值。“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不断地在实践中扬弃和创新儒商文化，正是普及和弘扬儒商文化的一项重要任务。

如果说，随着中国的崛起儒家文化必定复兴，那么，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作为中国经济理性代表的商文化也将大放异彩，成为中国软实力的代表和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最靓丽的风景，展现出其实用的价值和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