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0日，大连市沙河口区人民法院对10岁女孩小淇被杀案进行民事诉讼宣判。受害者小淇母亲贺美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次判决被告方父母、律师再次未出庭，法院判处被告向其公开赔礼道歉，并进行128万余元的民事赔偿。

判决书显示，2019年10月20日3时许，小淇被蔡某某骗至家中，欲与其发生性关系，遭到小淇拒绝后，蔡某某将其杀害，抛尸灌木丛。

10月24日，大连市公安局发布《收容教养决定书》，认定被告蔡某某实施故意杀人行为，致小淇死亡，但因蔡某某未满14岁，决定对被告蔡某某收容教养三年。

2019年10月，大连一11岁女孩被一13岁男孩杀死。在整个过程中，男孩表现超越一般成年人。男孩一共刺杀了女生7刀，堪称残忍。他的身体素质也与成年人相当，身高超过1米7，体重160斤，年纪虽然不大，但附近多名女士都称曾遭其不同程度尾随、骚扰。更重要的是，男孩在犯案后表现出了极强的心理素质，甚至超越一般成年人。女孩家人寻找失期间，涉案男孩两次与其擦肩而过，还淡定地问：找到了么？”丝毫没有惊慌和失措。事后，他还表现出足够的对法律的理解，他对同学说，“害怕，怀疑我了，我的指纹咋整，我虚岁14”。

根据中国《刑法》第十七条规定， 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只有犯下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才应当负刑事责任。而不满十四周岁的，则完全不用负刑事责任。媒体对近年发生的一些广为人知的校园暴力事件处理结果做了统计。大多数施暴者因为是未成年人，仅是被批评教育，或者受治安管理处罚。

免除14岁以下青少年刑责的理由是，14岁以下的青少年，心智并没有成熟到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这不仅使刑法的报应功能变得无的放矢，更使得震慑同类犯罪的逻辑链断掉。

推翻这个结论，当然需要建立在数据与专业上的充分的探讨。不过，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刑事责任的年龄门槛以下的青少年，心智是否成熟到足以利用这个规定。如果是，那么这个规定就有着严重的道德风险。

所谓道德风险，抛开那些晦涩的解释，用大白话来说就是：一个上了抢盗险的车主，当他知道他的行为有保险公司兜底，往往不再怕汽车被盗，有时候他甚至希望自己的车被偷掉，获得保险公司赔偿之后，可以换一辆新车。这种投保前后的心理变化，会导致他在停车时不再考虑预防被盗，于是，上了保险之后，他的车辆被盗的可能性反而提高了。如果保险公司是以保险之前的行为来测度风险并计算保费的话，保险公司就可能会亏损。当然，实际生活中，保险公司已经把这种风险考虑进去了。

不过，时代在变化，随着经济、信息水平的提升，青少年在体格、心智上都提前成熟了。都使不满14岁的青少年，身体上已经足够有力去实施犯罪行为，在心智已经足够理性去利用刑法规定。实际上，这并不是理论的推测。在相关的新闻中，因为不满14岁，所以才敢去实施犯罪或暴力行为的例子并不少见。

比如，在这次犯罪中，这个少年就问同学：“我还不满14岁”，这就意味着，“有犯罪行为的青少年，已经理性的利用刑责的年龄下限。”所以，本意在于保护青少年的的刑事责任门槛，反而促进、刺激了胆大妄为。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适当的降低刑事责任的法定年限是合理的。

不过，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刑法是抗制违法行为的“最后手段”，如果道德、习惯、风俗等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手段和民事、行政等其他法律手段能够有效调整社会关系、规制违法行为时，就没有必要动用刑法。这本质上体现了“慎刑”的观念。而且，通过刑罚来惩罚、隔离问题青少年儿童，并不利于其改造教育，也违背人道主义。毕竟，青少年即使能够有意识的犯罪，但仍充满可塑性，所以，教育、矫治才是最好的办法。

不过，降低刑事责任，还牵涉另一个问题，性自主权。

这次案件中有性侵情节，被告蔡某某将小淇骗至家中，欲与其发生性关系，遭到拒绝后将其杀害。被告蔡某某将小淇骗至家中，欲与其发生性关系，遭到拒绝后将其杀害。惩治14岁以下的性犯罪，有一个暗藏的前提，就是低于这个年龄，已经明白性行为。

这就涉及到对性自主权年龄的界定。与此同时，这个公共议题也充满争议，很多人认为应该把性同意年龄提到18岁。

法律是严谨的，有内在的逻辑自洽，正因为如此，我国法律的性同意年龄与刑事责任的门槛，都在14岁。法律认为，14岁以上足够成熟，应负刑事责任，同时，也有了性自主权。

所以，如果降低刑事责任的年龄门槛，又同时提升性同意年龄，这里有个矛盾。简单的说，法律认为一个人，13岁就能明白强奸的含义，自然也明白性的含义，所以应该、也能为强奸行为负刑事责任，但同时，法律又认为17岁的人，仍然懵懂状态，不能明白性行为的意义。

这就产生了矛盾，影响到法律的内在逻辑自洽。这个矛盾，就留给读者您来辨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