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我军军史的大伙儿应该都知道，东北野战军在下达命令，或者给中央发电报时，一般抬头署名都是“林罗刘”，分别是司令员林总、政委罗荣桓和参谋长刘亚楼。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东野电文的署名一度是四个人，而排序则是“林罗谭刘”。而这里的谭，是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谭政。然而不知怎么的，到了辽沈战役时期，电文署名都成了“林罗刘谭”。甚至有些电文中，连“谭”也没有了。

对此有人曾为谭政鸣不平：“政治部主任放在参谋长后面说得通，但也不能没有政治部主任啊！”对此，谭政只是笑了笑：“你可知将相和的故事？”

那么问题就来了，从职务上看，作为中央候补委员的谭政在行政级别上是高于刘亚楼的，在东野中排名第三。在野战军中，作为政治部主任的谭政也与参谋长刘亚楼平级。但是为何在电报署名时，谭政却“消失不见”了。这其中有何玄机呢？

相比于大名鼎鼎的刘亚楼，谭政的存在感似乎薄弱一些。但论及资历，谭政却远在刘亚楼之上。

谭政是湖南湘乡人，原名谭世名，他的父亲与陈赓的父亲是总角之交。谭政幼年时曾长期寄宿在陈赓家，一起读了几年私塾。不仅如此，谭政还和陈赓的四妹建立了恋爱关系，并且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在陈赓的介绍下，谭政离家从军，投奔了卢德铭的武昌警卫团。由于有文化，因此谭政在军内担任文书。武昌警卫团和秋收起义队伍合编后，谭政随毛泽东登上了井冈山。此后，谭政便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谭政。

作为一个秀才兵，谭政很难像其他将军那样冲阵杀敌。他的直属领导曾问他：“给你10发子弹，能命中10人吗？”将军摇头。又问：“5人呢？”将军亦摇头。又问：“3人呢？”仍摇头。

领导面露不悦：“枪法那么差，还打什么仗呢？”然而他转念一想，又对谭政说：“那你别拿枪了，好好用你的笔，笔扫千军嘛！”就这样，谭政走上了政工之路，从此一飞冲天。

由于能力出众，谭政于1928年2月调任毛泽东的首任秘书，与伟人同住一屋，专门为他起草文件。在古田会议时，谭政与罗荣桓一起紧密合作，秉烛疾书，完成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毛泽东对谭政、罗荣桓的作品十分满意，抗战期间他曾命人将这篇决议复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以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为止，叫他们作课本加以熟读。

抗战期间，谭政出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这是个相当高的职务，仅次于主任王稼祥。而在当时，王稼祥身体不适，长期养病。因此几乎所有的文书起草以及电文的拟定，都由谭政负责。在此期间，谭政奋笔疾书，写下多篇文章。毛泽东阅后大喜，他到处和人说：“谭政者，谈政也。”

在延安，毛泽东特别喜欢和谭政聊天。谭政曾说，当时军队里一系列重要决策均在与毛泽东的聊天中决定，比如重新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开展拥军爱民工作和反对部队军阀主义作风等，均由谭政具体负责。

相比于谭政，刘亚楼在资历上是要差上一筹的。在红军时期，刘亚楼曾在红一军团担任师长、师政委，在职务上与谭政是持平的。但是刘亚楼没有参与秋收起义，也没有当过毛泽东的秘书。

此外在抗日战争中，相比于在政治工作上大放光彩的谭政，刘亚楼于1939年被派往苏联学习，缺席了抗战的大部分时段。而且即使刘亚楼留在国内，其职务也难以与谭政持平。在党内地位上，谭政在中共七大上被选举为候补委员，这也是刘亚楼所不及的。

解放战争爆发后，从苏联归来的刘亚楼却迎头赶上，并且显示出巨大的存在感。

四平战役后，东北民主联军不幸落败，不得不退往吉林舒兰。部队刚宿营，参谋处处长李作鹏和苏静、何敬之等人一起喝酒痛饮。就在这时，林总却黑着脸走了进来，他一把掀了众人的桌子，并且大骂道：“现在什么时候，你们还在醉生梦死！”

因为此时，李作鹏被调离总部，去往1纵担任副司令兼参谋长。而总部的参谋长则空了下来。就在这时，罗荣桓适时向林总推荐了刘亚楼。就这样，刘亚楼一跃成为后来东野的103，成为天下闻名的名将。

刘亚楼在苏联留学多年，在军队正规化方面具有相当的造诣。我军刚入东北时，林总的指挥班子较为精干，一共不过10人。后来人数虽然有所增加，但在刘亚楼看来，却是完全不合格的。

我军长期打游击战，很多参谋对于正规战并不熟悉。该参谋的不参谋，不该参谋的瞎参谋，有的甚至不经请示就擅自调动部队。一些堪称游击战专家的师团长和纵队司令，也不习惯于司令部的参谋。打游击战打惯了，有的打仗扔了司令部，独来独往：“我就是司令部”。

对于这些现象，刘亚楼没少发脾气。他说：“有人说我从苏联回来了，什么都看不顺眼了。是，也不是。东北战场马上就要反攻了，用林总的话来说讲是打堂堂正正之仗。司令部是首长指挥部队的机关，是首长决策的助手，部队要打正规仗，司令部不正规起来怎么行？

在刘亚楼眼中，司令部的正规化要先从仪表开始，必须要整洁。衣冠合体，领扣不松。衣角、袖口、领口不容有半点污渍：军衣、便装、西服，不见丝毫褶皱。按时修面、剪指甲。必须要威风凛凛，神采奕奕。

穿皮鞋的，必须把皮鞋擦得如镜面一般亮。据说这是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要求，不会擦皮鞋者不发毕业证书。

同时，刘亚楼还强调，司令部必须有时间观念。直到今天一些老人还记得刘亚楼的“三部曲”：一是部队到了什么位置，20分钟向师向纵队报告，一小时内纵队向总部报告，超过时限，他就要通报了；二是他发了电报，你马上就要回复，没有回音，那通报马上就要到了；三是一仗打下来，两至四个小时要简报，六至八个小时要详报，要是报告晚了，就别怪刘亚楼不客气。

刘亚楼人送外号“霹雳火”“雷公嘴”，他的怒火可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起的。辽沈战役时，锦州战役前，刘亚楼命令东野八纵以炮火封锁锦州机场。

次日，8纵司令段苏权回电请示：“锦州有两个机场，东郊机场已几年没用，西郊机场正在使用，请示应该封锁哪个机场？”

刘亚楼阅报大怒：“你们是吃干饭的？一个能用，一个不能用，封锁哪个还用请示吗？”为了不浪费时间，刘亚楼命令9纵攻打西郊机场，8纵就不用去了。

龙书金将军曾说过这样一个往事，某战斗发起前，刘亚楼与一小参谋对表。参谋说：“首长的表慢了。”将军不信，说：“我的表是苏联明斯克名表，怎么会慢？”随后他又问另一个参谋，结果还是刘亚楼慢了。刘亚楼大怒，脱表砸在地上。一个参谋急忙捡了起来，却发现表面虽然已经四分五裂，但时针、分针和秒针依然转个不停。刘亚楼看后大喜：“你们的表都快了，以我的表为准。”

刘亚楼的性格之强烈，是可见一斑的。

然而刘亚楼可不仅仅只是严厉而已。在平时，他又是个好吃好玩，风趣幽默的青年。他热情、爽快、果敢、潇洒、机智，是东北野战军中最活泼的一个。在哪都能与上司、下属打成一片，大家不仅仅只是敬畏他，更加喜爱他。

都说空降干部难做，但刘亚楼以其专业的能力以及强悍的性格，很快便在司令部里站住了脚，建立了威信。而他所提出的建议，几乎就没有不被林总采纳的。有人说林总手下有那么多参谋长，刘亚楼无疑是其中最出色的。

然而苏静也表示，林总虽然看重刘亚楼的才能，但有时也挺烦他的。因为林总喜欢安静，不喜欢太咋咋呼呼的人。一次林总在作战室看地图，忽召苏静将军，以手抚耳道：“别让刘亚楼进来！”生怕刘亚楼吵到他的思考。

如果说刘亚楼是一团火，作为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的谭政就是一汪水。在军内，两人职务不相上下，只不过刘亚楼管作战，谭政主管政治工作。

众所周知，我军是双长制，司令员和政委平起平坐。有些人就要问了，既然有了政委，为何又有政治部主任？

政委和军事首长一样，都是决策层，而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则是两者的执行层。在东野，罗荣桓提出战略性决策，而谭政则负责实施。由于罗荣桓有肾病，因此谭政负担了罗荣桓很大一部分工作。

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谭政在罗荣桓的领导下，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着力抓好部队诉苦教育、立功运动、战评活动、土地改革教育、群众纪律教育以及加强党委制、党支部建设等活动。

这些活动大大加强了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将大量原国民党军俘虏化为我军忠勇的“解放战士”。全军上下士气高涨，战斗力大大提高。

在谭政的努力下，我军建立了强大的二线兵团。东北野战军在短时间内从一开始的30多万人扩充到百万之多。政治工作虽然不像前线指挥战斗那么耀眼，却是必不可少的工作。

1948年初，东野司令部采用数字代号制，林总是101，罗荣桓是102，刘亚楼是103，谭政是104。但这并不意味着刘亚楼的排名高于谭政。举个例子，东野副司令员吕正操、周保中没有数字代号，但他们的职位却比刘亚楼要高。结合军内职务以及党内职务，谭政仍应排行第三。

虽然谭政立下了有目共睹的功劳，在军内排名也比刘亚楼高，但其存在感却不如刘亚楼。当然这也与谭政儒雅、敦厚、谦让、一心为公的性格有关。

打从一开始，电文署名曾将谭政放在刘亚楼之前，乃是林罗谭刘。然而性格强烈的刘亚楼却管那么多。由于起草电报一般要经参谋长的手，于是刘亚楼抬手就将署名改为“林罗刘谭”。

谭政听说此事后并不气恼，而是默然道：“以后电报就不要署我的名字了吧。”因此后来的电报署名就成了著名的“林罗刘”。

后来有人为谭政鸣不平：“政治部主任放在参谋长之后说得通，但也不能不署名吧！”结果谭政只是呵呵一笑：“你们知道将相和的故事吗？”谭政就是这样一个不争不抢、顾全大局、敦厚儒雅的大将军。

到了1949年，东野改编为第四野战军，谭政就任政治部主任兼副政委，而刘亚楼则由参谋长改任14兵团司令员。从此时起，谭政在军内的职位已经超过了刘亚楼。

四、大授衔：谭政授大将，刘亚楼授上将

到了1955年大授衔时，谭政被授予大将军衔，高居大将中的第五位，仅次于粟裕、徐海东、黄克诚与陈赓。而刘亚楼则被授予上将，比谭政低了一级。

值得一提的是，在各大野战军中，政治部主任的军衔普遍比参谋长高。比如一野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授上将，参谋长阎揆要授中将。

而二野政治部主任张际春没有参与授衔（如果参加至少是上将），参谋长李达为上将。

三野政治部主任唐亮为上将，参谋长张震为中将。

东野改编为四野后，萧克成为四野参谋长。在大授衔中，谭政为大将，萧克则为上将之首。

原华北野战军的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为大将，参谋长赵尔陆为上将。

即使志愿军也是如此。政治部主任杜平为中将，而参谋长解方为少将。

而这一点，也体现了我军“党指挥枪”的特色：

解放后，谭政就任总政治部主任，而刘亚楼则担任空军司令，皆为新中国“擎天柱”般的电影。

总而言之，电报中“林罗刘谭”的排名，并不是职务上的排名，并不能证明刘亚楼在东野的地位比谭政要高，也不能证明刘亚楼的功劳超过谭政。但从中，我们依然能领略谭、刘二位功勋将领的过人才华以及如同泾渭一般分明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