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4月24日（复活节的后一日），在爱尔兰共和兄弟会的策划下，两支主张爱尔兰独立的武装力量——倾向于爱尔兰民族主义、共和主义的爱尔兰志愿军和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爱尔兰公民军合流，发动起义。

1250名起义者攻占了都柏林市内的邮政总局大楼、市政厅、报社大楼等关键据点，并在圣斯蒂芬草地、火车站以及城区与市郊交界处的弧形地带等处构筑阵地。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志愿军领袖帕特里克・亨利・皮尔斯（Patrick Henry Pearse）在邮政总局大楼前，向围观群众及过往行人宣读了《1916年共和国宣言》（俗称《复活节宣言》），宣布爱尔兰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中独立，建立爱尔兰共和国（Irish Republic），并升起两面旗帜——写着“Irish Republic”大字的绿底金字旗和绿、白、橘黄三色旗（这面旗帜可以追溯到青年爱尔兰党起义），第一次高高飘扬在都柏林——大英帝国在爱尔兰的统治核心。

爱尔兰志愿军于1913年11月25日组建，其初衷只是为了对抗统一派（忠于英王、忠于英国，主张爱尔兰或爱尔兰北部六郡应当与英国紧密地统一在一起的爱尔兰政治派别）——在1913年1月13日组建的武装组织厄尔斯特志愿军（Ulster Volunteers），以及反击橙带党（Orange Order）分子针对天主教徒、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共和主义者的暴力行为和恐怖袭击。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1914年8月，地方自治派（主张通过政治手段在英帝国内取得爱尔兰地方自治权，以至将来谋求独立的爱尔兰政治派别）和爱尔兰国会党（Irish Parliamentary Party）的领袖约翰・爱德华・雷德蒙德（John Edward Redmond）向爱尔兰民众宣称，“以英国为代表的协约国正在为了自由而战，那么自由的胜利也必将为爱尔兰带来自由”，主张停止一切政治上的敌对行动，鼓动爱尔兰人加入英军。

爱尔兰志愿军里超过90%的成员被雷德蒙德忽悠成了英军志愿兵，被编入第10（爱尔兰）步兵师、第16（爱尔兰）步兵师等英军部队，就此投身到其实与爱尔兰人根本没多少关系的残酷战争中。志愿军内留下的坚定分子只剩1万到1.4万人。

除了志愿军，参加起义的力量还有爱尔兰公民军和爱尔兰共和妇女会（Cumann na mBan）。爱尔兰公民军是1913年都柏林大罢工前，发源于爱尔兰运输工人总工会（Irish Transport and General Workers' Union）的武装组织。同爱尔兰工党（Labour Party）、爱尔兰社会主义共和党（Irish Socialist Republican Party，即1924年解散的第一次爱尔兰共产党的前身）联系密切。这支爱尔兰工人武装虽然规模不大，却在与爱尔兰志愿军联合之后，对其造成了深远的意识形态影响——这种影响成为日后爱尔兰共和军“1934年左翼退出”、“1969年主流派转向马克思主义、放弃恐怖主义活动”等几次左右翼分裂的催化剂。共和妇女会则是由一些爱尔兰女性共和主义者组成的准军事组织，这些巾帼英雄在起义中不仅承担了战场救护、运输、通讯等辅助工作，还曾拿起步枪同男人一起并肩作战。

前英国外交官、志愿军成员罗杰・大卫・凯斯门特（Roger David Casement）作为争取外援的负责人，通过盖尔人兄弟会与德国政府秘密接触后，千辛万苦从德国弄来2万余件武器。军事委员会准备在接收到武器后，立刻分发给在科克、利默里克等地的起义者，然后在西南部占领一块巨大的新月形地带建立根据地；其他各个地方的起义者则负责阻击英军援兵、破坏英国殖民政府的统治秩序。同时，按计划起义者中的1250名精锐将以奇袭方式夺取都柏林。这样的话，英国政府除非派遣大量援军，否则难以继续控制爱尔兰。可如果英国一次性调动大批军队镇压，不仅会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还会影响到欧洲战局。倘若英国政府采取“添油战术”，一点点投入部队，只要爱尔兰人民响应起义，拿起武器勇敢反抗殖民者，那英军必然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直到完全被赶出爱尔兰岛。

然而，正当起义者们焦急等待运送武器的挪威船只抵达爱尔兰岛时，却传来了“船已被英国海军拦截、武器被缴获、凯斯门特被捕”的坏消息。时任爱尔兰总督的温伯恩男爵旋即下令在爱尔兰全境进行大搜捕。军事委员会面临重大抉择——是否取消起义？取消起义即便能减少一定损失，武装共和派却必然会受到重大打击——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失败。如果能够像1798年第二次爱尔兰人起义或1848年青年爱尔兰党起义那样闹出些大动静，造成一场“光荣的失败”，至少能把爱尔兰共和革命的火种传下去，激励更多的后继者，推动独立运动上一个新的台阶。

不幸的是，同麦克尼尔一派的争执直到4月23日复活节那天依然没有得到（哪怕是暂时地）解决。以致在军事委员会义无反顾决定继续举行起义时，麦克尼尔却早已发出了相反的命令，都柏林以外的地区几乎没有跟进采取行动——这起义成功的最后一点可能性也不存在了。4月24日的起义虽然出人意料，却因为敌我力量悬殊而很快陷入困境：

第一日，面对都柏林驻军的111名军官和2316名士兵，起义者还能通过伏击、反冲击等手段击退英军的反扑。随后，英国政府立刻开始调动兵力镇压，大批英军准备登陆爱尔兰岛。

第二日，增至5000人并得到火炮加强的英军开始利用兵力优势和重武器优势分割、孤立起义者未连成一片而各自为战的阵地与据点。

第三日，架在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内的火炮与英国海军炮艇的舰炮连续不断轰击市区，但起义者的士气却依然高昂，先赢得了一场防御战的胜利，毙伤了鲁莽冲击交叉火力网的英军官兵234人，入夜后在英军激烈进攻下，也只有一个临时哨所陷落。

第四日，由于起义总部邮政总局大楼被炮弹和大火吞噬，起义者原本就不怎么统一的指挥体系彻底瘫痪，各处阵地和据点只能各自为战，坚持多久算多久。围攻起义者的部队增加到1.6万名正规军和1000名武装警察，英军完全掌握了主动权。

第五日，邮政总局大楼本就是一处难以防守、难以撤离、难以获得补给的“死地”，熊熊大火后更是留不住人了。因撤退线路遭英军火力封锁，直到该日黄昏起义者们才在付出重大牺牲后逃离大楼。

第六日，英军拒绝了临时避难所内皮尔斯的谈判要求。15：30，起义者们被迫无条件投降。

这6天里，起义者以阵亡64人的代价击毙了132名英军。但直至起义失败，其他地方也只发生了零星战斗。实力对比悬殊、事先准备不足、军事策略业余、内部意见不统一、组织不严密——在军事层面上，起义毫无疑问是一场惨痛的失败，在政治层面上似乎也未取得什么成功。爱尔兰民众或将起义视为一场闹剧，或无动于衷。部分媒体公开支持英国殖民当局镇压起义，统一派将起义者视为暴徒，地方自治派则声称对爆发起义“感到震惊和遗憾”。然而，在起义领导层被集体处决后，事情很快峰回路转，“暴徒”变为“烈士”、“乱党”变为“英雄”，这场起义在政治层面上忽然取得了出乎起义者意料的成功。

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英国殖民当局的强硬手段。被临时派来爱尔兰担任驻爱英军总司令的陆军中将约翰·麦克斯韦尔爵士（John Maxwell）把整个爱尔兰岛置于令人窒息的高压军管下，逮捕数千名“叛乱嫌疑分子”的同时，还将克拉克、皮尔斯、康诺利等7名《复活节宣言》签署人（亦即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以及凯斯门特、公民军的迈克尔·马林（Michael Mallin）等9名起义领导层其他成员迅速判处死刑。最终，处死90人，监禁或流放了3500名男人、79名女人。

对麦克斯韦尔这样拥有丰富殖民地军事经历的英军将领来说，爱尔兰同埃及、苏丹、南非之类的地方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枪毙因受重伤无法行走的康诺利也好，像对待刑事犯一样绞死皮尔斯和凯斯门特也好，处决当时并非武装共和派的新芬党（Sinn Féin，字面可译为“我们自己”，意即“自助”）主席阿瑟・格里菲斯（Arthur Griffith）也好……总之，对殖民地叛乱分子野蛮的报复措施，完全合理合法！

然而，这恰恰提醒了大多数爱尔兰人本不太愿正视的事实——大英帝国从来没有把他们与英国人（尤其是英格兰人）全然同等。以前没有，现在没有，将来恐怕也不可能。从后续来看，起义者的鲜血不仅换来了爱尔兰人民对他们以及他们事业的同情和支持，也换来了爱尔兰民族自觉意识的进一步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