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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辽朝军屯出现的原因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随着战争的旷日持久，以及战线日益延长范围日益扩大所带来的战场环境的多样化，导致蒙古军后来采取了更多新的补给方式，如屯田、修建驿道以方便用驼队运输部分补给品等等。军屯是基于军事目的而进行的屯垦。辽朝出现军屯的原因，与后世蒙元实施军屯相同，均是为了满足军队驻地的补给需要。因而军屯的兴起，对于契丹军队改变自身补给方式，乃至作战特点，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契丹传统的军队补给方式
契丹军队没有后勤补给，只靠“打草谷”之类的劫掠行动，在一个地方是维持不了太长时间的，只能不断移兵就粮，或是直接撤军。从这个角度来看，李存审等人认为契丹不久之后就会退兵的判断是极有道理的。然而晋王李存勖没想到的是，契丹围城至当年八月还未撤退，坚持时间之长，远超出李存审等人预先估计。出于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的不同，契丹人既“军无馈运”，也不“载粮食以自随”。他们的辎重仅限于车帐、军队使用的铠杖、弓箭等作战物资，此外就是随军放牧的牛羊牲畜。因此李存审、阎宝都等中原将领均以为“虏无辎重”。其实史书中有若干记载都提到辽初契丹军队出征时是有携带牛羊辎重习惯的。
可见同为游牧民族，契丹与后来的蒙古人一样，在出征作战时，也会携带成千上万的牛羊马匹，并将这些将随军放牧的牲畜作为军食的主要来源之一。不过，随军牲畜毕竟数量总有上限，加之契丹军队没有后方补给，为避免坐吃山空，契丹就必须“打草谷”以补充军食。何况随军的牲畜每日要消耗数量庞大的草料，这些草料也需士兵们四处搜集。“打草谷”中所谓的“草”，当指此项。现存史书对此没有详辨，而是既保存了“虏无辎重”、“军无馈运”之类说法，又有契丹军队携有牛马铠杖等辎重相关记载，结果自相矛盾，令后人费解。
这些随军的牛羊牲畜的来源，有些可能是契丹国家提供，有些应该是从战场上抄掠来的战利品，有些应该就是将士自备。如《宋会要辑稿·蕃夷》说，契丹征发兵卒时，“先下令自办兵器、施马、粮糗”，足见契丹将士出征前是要自备一部分食物的。据《辽史·兵卫志》，辽军出征，每名军士要自备“粆一斗”。
不过，一斗炒米仅够四到七天食用，在将士自备的军食当中所占比重绝不会很大。考虑到契丹士卒的饮食习惯，牛羊乳品应该占自带食物大头，那一斗粆米，估计仅为佐食之用。随军牲畜有专人照看。古代蒙古人出征打仗过程中存在“奥鲁”制度，即老弱及家属组成随军负责后勤供应的“奥鲁”营，经营畜牧，看守营盘。因而常常是壮丁打仗，全族随军。
同为游牧民族的契丹，其实也存在这种“奥鲁”制度。史料中常有北宋前期在与辽军交战中虏获契丹老幼的记载。如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十月，契丹进攻关南，刘延翰、崔彦进、崔瀚等北宋边将在遂城迎战辽军获胜，颇有斩获，他们在捷报中除上报杀敌人数和缴获的战利品数量外，还声称“俘老幼三万余”。遂城位于北宋境内，平时不可能有契丹百姓居住。故这三万多契丹老幼，应当是辽军的随军家属，在军中充当“奥鲁”人员，遂城之战中他们所跟随的主力部队战败奔溃，他们则因逃避不及被宋军俘获。
此外，史书中所记载的辽朝“打草谷家丁”、“守营铺家丁”、“羸兵”之类军事人员，可能指的就是契丹军队当中由家属充当的“奥鲁”人员。《耶律昭上萧挞凛书》说契丹戍兵“刍牧之事，仰给妻孥”一语，也间接证实了辽军“奥鲁”制度的存在，契丹士兵带来的牛羊辎重都由他们来照料。故随军放牧与“打草谷”，是辽初契丹军队补给的两大支柱。
契丹军队的这种补给方式，存在明显的弊病。首先，由于没有后方补给线，军队缺乏稳定的后勤供应，不利持久作战。例如辽太祖平定“诸弟之乱”时就出现了“大军久出，辎重不相属，士卒煮马驹、采野菜以为食”的窘境。又如，在上文提到的发生在后梁贞明三年、辽太祖神册二年的幽州攻防战中，契丹军尽管做了充分准备，军中“马牛不知其数”，但也只坚持了半年，便补给匮乏，“所食羊马过半，安巴坚责让卢文进，深悔其来。”
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进攻方能够对敌方城池展开长达半年以上围攻的战例不胜枚举。如春秋时楚庄王围攻宋国都城达九个月；战国晚期秦昭王也曾围攻赵都邯郸长达两年之久；唐代安史之乱时，安史叛军对潼关的围攻持续了半年；南宋末期，元军最后一次攻打襄阳，围城竟达五年；明末松锦大战，清军围困锦州、松山等城也在半年以上。这都是进攻方有着运转良好的后勤补给线所致。
相形之下，缺乏后方补给的契丹在围困幽州二百日后，就因为后勤不济而导致阿保机“深悔其来”。这是现存史料记载中契丹发动的坚持时间最久的城市围攻战。而通常情况下，契丹攻城是持续不了这么长时间的。足见当时契丹军队因为后勤原因，并不擅长持久作战。其次，契丹旧有的补给方式也会激化契丹军队与占领区百姓间的矛盾。“打草谷”是对占领区人民赤裸裸的掠夺，势必激起百姓的反抗。
公元947年，辽太宗灭掉了后晋，一度入主中原。然而他没有很好的约束部下的劫掠行为，中原百姓因不堪辽军“打草谷”暴行而纷纷揭竿起义。在极短时间内，各地义军便呈燎原之势，并威胁到了屯驻河南地区的辽军主力的退路——澶州，致使辽太宗在进入开封仅三个月后，就被迫仓皇北返，中原江山得而复失。
二、辽朝军屯出现的原因
搞清楚了契丹军队旧有的补给方式，我们再来看辽朝出现军屯的原因。东晋十六国时，曾有谋士劝大夏国主赫连勃勃南取关中，建都长安以为根本。赫连勃勃没有采纳这一建议，他说：
“我若专固一城，彼必并力于我，众非其敌，亡可立待。吾以云骑风驰，出其不意，救前则击其后，救后则击其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则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岭北、河东尽我有也。……昔轩辕氏亦迁居无常二十余年，岂独我乎！”
在赫连勃勃这位出身游牧民族的领袖看来，如果建立都城，就是给敌人提供了一个可供攻击的固定靶子，是“亡可立待”的取祸之道，只有运动游移，让敌人不知己方行踪，才会立于不败之地。赫连勃勃的这番言论，正是千百年来游牧民族赖以克敌制胜的经典运动战理论，也代表了游牧民族对于城池作用不以为然的态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赫连勃勃的话也说明，一个游牧民族政权，一旦据有城池，为了保有城里的财富与人口，就必须将其以运动战见长的军队固定在城市附近驻守，即所谓“专固一城”。
契丹作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在辽朝立国之初，自然是不用“专固一城”的。彼时辽太祖虽然建立了大量汉城，但皆是安排俘户之所，并非辽朝统治中心，且均位于契丹腹地，不易受到外部势力的攻击。即令有若干城池的丢失，也并不损伤契丹元气。辽初权倾朝野的辽太祖之妻述律平就曾以“我有牛马之富，西楼足以娱乐”为由劝阻阿保机不要南征镇州。据现代学者考证，“西楼”之“楼”，是“斡鲁朵”一词的疾读。故述律后所说“西楼”之地，应当是一块供辽太祖阿保机捺钵的丰美草原。在她看来，契丹的根本是牛羊草原，而非城池。这代表了一位草原本位主义政治家的见识。
因而终其一生，她曾多次反对过辽太祖、辽太宗父子为争夺汉地城池而发动的军事冒险。但是随着历史发展，农耕人口占到了辽朝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农耕经济所提供的赋税自然也占到了辽朝财政收入的大部。因之，辽太祖以降，辽朝诸帝都十分重视农业。翻检《辽史》，辽太宗、辽圣宗、辽兴宗、辽道宗屡有劝课农桑，禁止践踏庄稼的敕命。自辽圣宗起，皇帝常派人视察各地庄稼的长势与收获，甚至每每亲自“观稼”、“观获”。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契丹统治者仍然坚持“四时捺钵”的游牧生产生活习惯，但作为农耕人口聚居的地方，城池的价值也越来越受到他们的重视。辽朝一改以往仅把城市作为掠夺财富对象的做法，而是留本族军队镇守，以求长期保有和控制境内诸多军、州城池。幽云十六州作为辽朝的财赋要地，更是受到格外重视，被辽朝视为“重地”。为了加强对那里的卫戍，辽朝绝大多数宫卫都在幽云地区及平州设置提辖司作为典军机构，并设立南京都元帅府、西南面都招讨司等高级军事机构。
北宋中叶出使过辽朝的大臣余靖在他的《武溪集·契丹官仪》中曾说辽朝“燕中元帅府，杂掌蕃汉兵”、“以乙室王府守山后”。余靖所谓“燕中元帅府”，即辽在幽州设立的南京都元帅府，其所统辖的镇戍南京地区的部队，不仅有辽朝的汉军，还有契丹军，故曰“杂掌蕃汉兵”。而余靖所言“乙室王府”，就是辽朝的四大部族之一乙室部的官衙。余靖的话表明，辽朝在原幽云十六州地区驻扎了大量由契丹人组成的军队。
一些大的城池，如上京临潢府、南京析津府、中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及平州等处，成为了辽朝区域政治、军事中心。尤其是对于南京这样的名都大邑，辽朝可谓苦心经营、“专固一城”，不肯轻易弃之。宋太宗两次北伐南京，辽均以重臣领重兵救援，与宋军展开殊死争夺。此外，辽为了巩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也效法汉人的军事习惯，在边地修建城池要塞作为屯兵之所，称之为“边防城”。对于重要隘口，辽朝也会派兵长期驻守。辽军长期镇戍于固定的城池、关隘、要塞，军粮供应就成了问题。
三、对军队屯田制度的完善
契丹传统的补给方式是打草谷与随军放牧相结合。然而这两种方式均不适合为长期镇戍于固定地点的军队提供后勤补给。首先，辽军绝不可能在本国境内的城池驻地恣意“打草谷”。
因为军队四处劫掠本国人民、涂炭生灵，不咎是自绝民心，自败生业的愚蠢举动，也是辽朝统治者所明令禁止的。辽太宗“诏征诸道兵，仍戒敢有伤禾稼者以军法论”，便是为了杜绝此种现象发生。其次，契丹军队也难以做到在固定驻地长期放牧。
据《辽史·兵卫志》、《宋史·宋琪传》等文献记载，契丹骑兵一人三马。考虑到军中还有牛、羊、骆驼等牲畜，据此推算，一支两三千人的契丹军队，随军牲畜便超过万头；即使是几百人的小股驻军，军中牲畜也可以达到千数以上。如此多的牲畜，出于军队镇戍需要，只能固定在驻地附近放牧，而不可能像普通牧民那样辗转百里，于各个草场之间四时游牧。大批牲畜固定放牧带来的后果，就是军队驻地附近自然环境由于过度放牧而遭到破坏。久而久之，植被破坏殆尽，随军畜群也会因草料匮乏而难以存活，进而导致军队给养难以为继。
在耶律昭给萧挞凛的上书中，已经明确指出：边地戍兵的牲畜，由于被有司“聚之一所，不得各就水草便地”，致使“日瘠月损，驯至耗竭”，成为戍兵贫困乏弱的原因之一。对此，耶律昭提出的解决办法是：“给以牛种，使遂耕获。置游兵以防盗掠，颁俘获以助伏腊，散畜牧以就便地。”即分配耕牛和种子加强戍卒屯田自给的能力，并以战利品进行资助；允许戍卒的牲畜四处游牧，派游兵加以保护，以解决固定放牧所带来的种种问题。《辽史·耶律昭传》中的这段记载，其实也很好的阐明了辽朝军屯的产生原因。
由于契丹军队传统的补给方式不能适应军队长期镇戍的需要，因此有大量城郭需要守卫的辽军势必要转变补给方式：要么由政府组织饷运，要么如耶律昭所言，由军队屯田自给。关于辽朝戍边军队粮食来源，现存史料中直接记载很少。在《辽史·萧韩家奴传》中有“乃者选富民防边，自备粮糗。道路修阻，动淹岁月；比至屯所，费已过半；只牛单毂，鲜有还者。其无丁之家，倍直佣僦，人惮其劳，半途亡窜，故戍卒之食多不能给”之语。《辽史·刘辉传》亦载，辽道宗大安年间，太子洗马刘辉上书说：“西边诸番为患，士卒远戍，中国之民疲于飞挽，非长久之策。为今之务，莫若城于盐泺，实以汉户，使耕田聚粮，以为西北之费。”从上述两条记载来看，辽朝戍卒皆需自带粮草。辽廷也把为戍卒运输粮草作为一种役摊派给百姓。
但是由于辽朝地广人稀，更兼边疆辽远，戍边行程“动淹岁月”，戍卒自带的粮草在前往屯所的路途中往往消耗过半，不敷长期卫戍所用。往边疆运输军粮的百姓，也会因去时所携粮草在途中食用过半，缺乏返程的口粮，因而在粮草运输途中纷纷逃亡。由此导致戍卒生活十分困苦，“食多不能给”。可见，辽朝政府组织的粮草转运并不成功：一方面，边疆戍兵“馈饷不给”现象较为严重；另一方面，运粮徭役繁重，“中国之民疲于飞挽”，引发诸多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组织戍卒进行屯田必然会成为辽朝边防补给的主要来源。故耶律昭、刘辉等人先后建议加强西北屯田。最终，耶律昭的建议得到了萧挞凛的赞许。而刘辉关于迁徙汉户在西北地区屯垦的建议，虽然没有得到采纳，但“言虽不行，识者韪之”，在辽朝决策层中引起广泛共识。
而且，辽廷虽然基于种种考虑并没有如刘辉所建言的那样往西北地区派遣大批汉族移民，可军屯在辽道宗时期以前就已经在西北戍军当中实施了。汉人、渤海人等农耕民族士兵的大量加入，必然使得辽军的饮食结构、习惯和作战方式逐渐发生改变，这也是促成辽朝军屯出现的又一个因素。
结语
辽朝出现军屯的原因，是因为契丹军队传统的补给方式不能满足军队镇戍的需要；此外，辽朝军队的民族构成日趋多元化也需要辽朝采取能为农耕民族士兵所接受的补给方式。而辽朝幅员万里，往广大边境地区转运粮草，则因成本过高，超出辽廷负担能力，容易出现“增戍兵则馈饷不给”的局面，故在边境地区大兴军屯，以保障戍边军队的军粮，也就势在必行了。
这与之前匈奴在驻军的车师地区兴办屯田，以及后世蒙元出于养活各地镇戍部队的目的而大兴军屯的原因是一致的。为了供应边境镇戍部队的粮饷，辽圣宗统和年间中叶时，军屯已经广泛的出现在辽朝沿边各地。而军屯主要分布于沿边要地，也成为辽朝军屯一大特点。
参考文献：
《辽史》
《契丹国志》
《金史》
《新五代史》
《资治通鉴》
《旧五代史》
《宋会要辑稿》
《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