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昭峰|商王朝东征与商夷关系一|真知堂转载

藏瓷识古历史 2024-05-12 19:34:40

真知堂上古史研究,本文为转载,出处不详,有删节。

商族与东夷族在商王仲丁东征以前一直处于交好状态。这种交好的状态可追溯至夏代。夏代特别是夏末,商汤为了伐夏,与东夷诸族建立起广泛的联盟。《左传·昭公四年》云:“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毫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

有学者认为“景毫之会”是商汤利用夏王朝与东方关系破裂之际联合东方诸族所进行的一次会盟活动。“景毫之会”形成以商汤为首、包括商族和众多东方部族组成的灭夏联军,“南关外期”一类遗存便是该联军到达郑州后的遗留。

考古资料还显示,夏末商夷两族在豫东杞县一带交错而居陉。商王朝建立后的早商时期,商夷之间的关系是融洽的,商夷联盟得以延续日。此种认识是基本符合实际情况的。一是文献没有早商时期商夷交恶的记载,二是考古资料显示商夷相处较为融洽。从考古发现来看,早商时期商文化独在东部与东夷族的岳石文化仍维持着夏末商初以豫东杞县一带为界的分布态势,而在北、西、南三面则持续扩张。

中商时期是商夷关系的一个转折时期。《竹书纪年》日:“仲丁即位,征于蓝夷”。《后汉书·东夷列传》也说:“至于仲丁,蓝夷作寇。自是或服或畔,三百余年”。也就是自中商的仲丁开始直至商末的300余年时间里,东夷诸族对商王朝或服或叛,商夷之间的战争时断时续,就再也没有停止过。

关于商文化分期,邹衡先生较早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商文化发展序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先生们也提出了完整的商文化分期体系。本文无意讨论哪种分期更合理,只是早商、中商和晚商三个阶段的划分更易于行文表达,故笔者遵循《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关于商文化的分期成果。

商王朝东征东夷是整个商代的大事,意味着商王朝的基本国策发生了重大改变,对商代历史和商夷关系均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将对商王朝东征东夷及其相关背景、商王朝东征后的商夷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不当之处,祈望指正。

一、商王朝东征

(一)小双桥嗷都与仲丁东征

小双桥遗址位于郑州市西北。在该遗址发现后,陈旭先生率先探讨了遗址的年代、性质及其历史背景哺。他认为小双桥遗址就是熬都遗址。原因有四:其一,小双桥遗址具有王都的内涵和规模;其二,小双桥遗址与嗷都地望基本相合;其三,小双桥遗址的文化年代与嗷都的年代相近;其四,小双桥遗址的文化内涵单纯,与嗷都的历史年代短也相吻合。随后的发掘证实了陈旭先生的判断,他据此进一步阐述了小双桥遗址的年代与性质。小双桥遗址的面积达144万平方米,发现有夯土建筑基址、祭祀坑、铸铜遗存以及青铜器、玉器、原始瓷器、象牙器、石磬和朱书陶文等,说明小双桥遗址完全具备都邑的条件和内涵。

小双桥遗址商文化的年代属白家庄期,而郑州商城废弃于白家庄期,二者年代前后衔接,又有此兴彼废的关系,郑州商城是毫都,则小双桥遗址无疑是暾都。此外,小双桥遗址发现有大量的岳石文化因素,当是仲丁征蓝夷这一历史事件的反映。这些新的阐述,使得小双桥遗址瞰都说的论证更实而缜密。

本文同意这一观点。早商文化之后与东方夷族的岳石文化发生关系的正是商王仲丁。《竹书纪年》日:“仲丁即位,征于蓝夷”。仲丁即位,因“蓝夷作寇”(《后汉书·东夷列传》),商王朝转变了自夏末以来商夷交好的政策而开始发动对东方夷族的战争。此次战争在考古学文化上的反映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看出:其一,时为商王朝都城的小双桥瞰都有大量的岳石文化因素,不止如此,在与小双桥遗址同时期的商故都郑州商城也偶见岳石文化典型器,正是此次战争后岳石文化因素输入郑州地区的反映;其二,与小双桥和白家庄期相对应的中商文化第一期在豫东及山东地区普遍发现,并直接叠压打破岳石文化遗存,正是商王朝通过战争到达这些地区的反映。

丁山先生曾考证蓝夷地望,即春秋时的滥邑,位于汉代东海郡的昌虑县境,距离今滕州市东南不远。从考古发现来看,滕州在中商文化第一期即有商文化的地层堆积与墓葬,而且以前掌大遗址为中心,在中商文化第一期属商文化遗存分布最密集的地区。考虑到此区域为薛国故地,曾为汤左相的仲虺正居于薛,则滕州前掌大成为仲丁征蓝夷的一个前沿聚落中心,此后直至商末,前掌大遗址像济南大辛庄遗址一样一直作为商文化的一个区域中心存在就是可以理解的。

从中我们不难勾勒出中商时期商文化东进的可能路线(图一)。商王朝从时为嗷都的郑州小双桥出兵,先占领了豫东杞县鹿台岗的岳石文化分布区,东进至山东曹县莘冢集,折而北上至菏泽安邱垌堆一带,然后继续东进到达泗水一带,继而南下到达山东滕州一带,在此建立战略据点前掌大中心聚落,拉开了征伐蓝夷的战争。商王朝侵入济南一带的时间与到达山东滕州的时间略微相当,其为何要入侵该区域,有学者认为可能是从山东地区攫取食盐的需要。山东阳信县李屋发现了商代晚期大规模的制盐村落遗址,更为重要的是,在莱州湾南岸发现的数十处商周时期遗址中均出有与制盐有关的盔形器川,这些发现可证攫取食盐的认识是有一定依据的。

(二)洹北商城与河宜甲东征

安阳洹北商城发现于1999年。遗址位于河南安阳市北郊,其西南是殷墟遗址,二者略有重叠。城址略呈方形。四周已确认有夯筑的城墙基槽,南北长2200、东西宽2150米,总面积约4.7平方公里。宫殿宗庙区位于城址南北中轴线南段。其范围南北长不少于500米,东西宽至少200米,总面积在10万平方米以上。宫殿区内现已发现30余处夯土基址,南北成排,相互间没有叠压打破关系,显示出严整有序的布局。还发现一条宽约10米的道路。

洹北商城规模最大的基址是1号基址,总面积达1.6万平方米,是我国迄今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商代单体建筑基址。其始建年代尚不能十分确定,但较多的证据指向中商文化第二期,废弃年代则为中商文化第三期。。。。发掘者认为,洹北商城的宫殿宗庙区建成于中商第二期,并持续使用;宫城则建于中商第二期晚段以后;郭城修建于中商第三期晚段,但由于某种原因停止修建。

洹北商城内多数基址的年代可能为中商第二期。发掘者认为,洹北商城的繁荣期是中商第二、三期。因此,关于其性质,既无法认定是“河亶甲居相”,也无法认定是“盘庚首迁于殷”的地方,这两种情况都有可能。《纪年》日:“河亶甲整即位,自嚣迁于相。征蓝夷,再征班方”。相的地望,文献记载一说在内黄,一说在安阳,一说在沛郡相县。

安阳说在小屯殷墟发现之前最为流行,但在殷墟发现之后学界多转而相信内黄说。但以实证出现的考古发现总能左右人们的认识:内黄没有规模较大的中商文化遗址,而在安阳的洹河之畔发现有中商时期具有都邑内涵的洹北商城,使得河亶甲居相安阳说又有了强有力的证据支持。班方地望,丁山先生考证即汉代东海郡之襄贲,认为班方蓝夷俱在东海郡,概而言之,不出淮泗流域。对于这·认识,学界多无异议。

在洹北商城也发现了一部分的岳石文化因素。陶器如圆顶子母口器盖安阳花园庄H2:66、H4:48:和花园庄东地T24:14、H24:44等,石器如洹北商城M22填土中所出方孔三刃石铲。本文认为,文献记载仲丁之后再次发动大规模对夷战争的是河亶甲,其在位时代与中商第二期相当。考古发现证明,洹北商城的时代、内涵与地望和文献所载河亶甲相都基本相合,更重要的是,在洹北商城发现了部分岳石文化的典型器,特别是作为岳石文化武器的方孔三刃石铲在洹北商城的发现,增加了洹北商城相都的可信度。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洹北商城虽不排除盘庚所迁殷都的可能性,但其早期是河亶甲所居之相的可能性更大。所以笔者认为,洹北商城是否盘庚所迁之殷尚不能确认,但其首先为河亶甲所居之相是基本可以确认的。

此外,在洹北商城发现有中商第三期的铜器窖藏(三家庄64G1),共出青铜器8件,包括鼎4件和觑、犟、镘、戈各1件口。其埋藏方法与郑州商城窖藏坑略同,故其性质相似,皆因内乱迁都而将王室重器窖藏起来的可能性较大,而这也与中商时期“比九世乱”的特征相吻合。从1、2号基址的发掘来看,有大面积的倒塌堆积和红烧土堆积,显示的是一种大火焚烧后废弃的状态。结合窖藏青铜器坑的发现,说明在中商第三期之时洹北商城一度废弃。这也与文献记载河宜甲之后商王朝再度迁都相吻合。

(三)甲骨文反映的晚商时期的东征

晚商时期,商王朝延续了自仲丁以来的对东夷政策,即持续对东夷的征伐战争。甲骨文有武丁时期伐东土的记载。东土当指商王朝的东土方国,主要是今山东地区原岳石文化的东夷诸族方国。

晚商时期东夷诸族中实力最强、能与商王朝抗衡的主要是夷方,即人方(尸方)。董作宾、郭沫若均认为人方即东夷。这一说法当与《左传·昭公四年》“商纣为黎之蔸,东夷叛之”和《左传·昭公十一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的文献记载相呼应。笔者认为,人方(尸方)即是夷方的说法是可取的,是东夷的一支,但并不是所谓的东夷,东夷应是对主要分布于商东土的夷族的通称。除夷方外,尚有方方(夷)、盂方(于夷)、白(夷)、黄(夷)等见于甲骨卜辞。甲骨文保留了大量的从武丁至帝辛时期征人方(尸方)的记载。但大规模的征伐人方的战争发生在帝辛时期。

十祀征人方,虽有帝乙、帝辛两种认识,但一般认为是帝辛时期。甲骨文中保存了大量此次征人方的卜辞,有几十条之多。有多位学者据此考证此次征人方的行程、日谱、所涉及的地名或方国的地望等问题。此次征人方大约持续了10个月的时间,涉及的重要地方近50处。

关于帝辛十年征人方的原因,多认为是人方不断侵扰商王朝。

另外据考证,在帝辛十五年幢、帝辛二十年,商王朝又分别对人方进行了大规模的征伐。这两次征人方历时时间也较长,同样涉及了众多方国。

人方的地望有东方说、南方说和西方说等几种,其中东方说有狭义东方说和广义东方说之分。以上诸说,以狭义东方说最有说服力。明义士认为人方即齐地之夷方;李学勤先生也放弃“西方说”,其最新的认识认为该方国的名号是“夷方”,不是“人方”,分布于今山东中东部,其都邑在淄、潍之间的鲁北地区。

武丁时期的方方(夷)也是商王朝在东土的一个劲敌,当是文献所谓东夷的一支——方夷。甲骨文中有大量的与“方”作战的卜辞。

关于方方的地望,首先肯定其是商王朝的东土方国。杨树达先生认为方方即文献中的方夷,大彭即卜辞之方。古大彭在今江苏徐州彭城一带。丁山认为方在汉山阳郡方舆县境眵。学者多信从丁山之说。则方夷地望在今山东鱼台县一带。

另外还有对盂方(于夷)、叔方(夷)等的征伐等。

(四)考古发现的商文化东渐证据

原岳石文化分布区的豫东及山东地区中西部,在相当于中商第一期时,发现较多的商文化遗址和墓葬,正是商人东渐在考古学文化上的反映。在这些遗存中,多为纯粹的商文化遗存,如杞县鹿台岗、鹿邑栾台、泗水尹家城口、泗水天齐庙、安邱垌堆、滕州前掌大等遗址。此外还发现有中商第一期的铜器墓、山东曹县莘冢集遗址中的中商文化等。

中商第一期遗存在山东地区另有零星的发现,如长清前平发现有中商文化第一期的铜器墓。滕州吕楼、大康留和轩辕庄均发现有中商第一期的铜器,都应为墓葬出土。

不仅如此,山东地区与洹北商城相对应的中商第二期的商文化遗存的分布有所扩大,济宁凤凰台、潘庙叫和聊城荏平南陈庄 ̈等遗址均发现有中商第二期的堆积。如果将这些断续的点连成面看的话,近一半的山东西部地区纳入到了商王朝的版图。

在中商第二期,商文化也进入了原岳石文化分布的苏北地区,徐州铜山丘湾遗址发现有相当于该期的堆积,即报告所谓的商代下层堆积。丘湾的陶鬲口沿,特征近于中商第二期或延至第三期的腹部外鼓的鬲;豆与中商第二期的直口、圜底、喇叭口圈足的特征更接近,惟唇部折而下勾;小口罐的形制略同于中商第一期瓮。故初步判定丘湾商代下层堆积的时代为中商第二期。此外,还有徐州高皇庙遗址,时代约略同于丘湾遗址。

当商文化发展到殷墟第一期或略早时,即大体相当于盘庚迁殷前后(约当于中商文化第三期),商文化对外扩展的形势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在北方,商文化退缩到了永定河以南;在西方,商文化撤出了关中盆地;在南方,长江沿线已不再有商文化的踪影。惟独向东,商代早期开始的东进势头非但没有停止,而且更加强劲。综合考察,商人的势力虽时有强弱,商王朝的国都虽屡有迁徙,但它对东方的扩展和经营却始终如一。与此相对应,中商第三期时,山东地区的商文化分布持续扩大,不仅遗址的分布较前密集,范围也持续向山东东部扩张。有意思的是,商文化的扩张始终分为鲁北和鲁南两个区域同时进行,这可能与山东中部连绵的泰沂山脉的地理环境有关(图二;附表)。

在原岳石文化分布的豫东、山东地区,从考古发现的遗址资料和墓葬资料来看,在商末商文化和东夷族的珍珠门文化瞄大致维系在潍河和沂河一线,此一线以西区域主要为商文化分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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