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应召回关中
真是好事多磨。我没有能在中央党校毕业，跟张鼎丞同志上前线，就被提前召回了关中。1945年发生了"六二六"淳化事件，即由于国民党内部矛盾尖锐，接连引起两起驻淳化的部分国民党人员投奔了关中解放区。胡宗南以此为借口，调集了9个师的兵力大举进攻我关中分区南部。7月21日拂晓，胡宗南部五十九师和重炮团，向我赤水保安大队驻守的爷台山猛烈攻击。23日，敌预三师又投入进攻。我警三团三连进入爷台山抗击。经昼夜连续激烈鏖战后，于7月27日奉命撤离。敌军占领爷台山以西宽约100里、纵深20里范围的41个村庄，大肆烧杀淫掠，强抓民夫，修筑碉堡，以6个师又3个团的兵力集结在官庄、梁庄、龙高、早胜、彬县、耀县、小丘、黄陵、洛川一线，企图继续蚕食我根据地。
这时，我们警一旅的警二团和警一团，还有旅迫击炮连，早已分别由陈先瑞副旅长和文年生旅长带领，先后离开关中，前往抗日前线，开辟新的根据地去了。
关中告急，警备区副司令员汪锋、杨拯民在前线指挥御敌；地委书记兼警备区政委张德生同志急匆匆赶到延安通过西北局召我回去。西北局找中组部，中组部通知中央党校让我立即离校返回。我到西北局找到几位领导同志，讲我已和张鼎丞同志约好上抗日前线。西北局领导同志的态度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让我立即同张德生同志一起走。
我只好同张德生同志骑马急奔，5天的路程，两天就到了。到了马栏，张德生同志没让我回家，就命我直奔铁王镇前线。到铁王镇见到警备区副司令员汪锋同志，他当即交给我恢复十里塬的任务，又告诉我通润镇方向也发现敌人。我问部队在哪里？汪锋同志说三营在通润镇。
十里塬在通润镇西北约五六里地。我于是立即赶往通润镇，到三营先解一下情况。通润镇外围是一个不高、但很大的土围子，镇内还有南北两座四方土城，墙较高。快到达时，已是夜间，离得远远的就听到喊口令声，我刚一迟疑，枪就"啪啪"地打过来。我想："怎么敌人来得这么快！"我和警卫员骑马即转向北边走，绕到西坡又折向南走进了通润镇，见三营正在南城中，我对营长武志升说："敌人已到镇子外面了！"他吃了一惊。这时已经是下半夜了。我跑了200多里路，有点儿疲劳，到炊事班吃了饭，看有个台子很大，就枕着望远镜，躺在台子上睡了一会儿。天快亮时，激烈的枪声惊醒了我。我出去一看，敌人（胡宗南的五十九师）已攻入土围子南门，几乎和我迎头相遇。警卫员催我快走，边掩护我边和我一起向北城撤。这时仍坚守在北城的南城墙上的机枪班看见了我们，赶紧过来，压住敌人的火力，掩护我们进了北城。看到北城墙下有个洞口，我们从那洞口出去后，走到去西坡的路边，见到武志升。他向我汇报战况，说敌人攻得太猛，守不住了，让我先走。我说你带部队先撤。他刚撤下去，敌人就占了北城的南城墙。武志升撤走后，我和警卫员沿去善化的路跑出去，走进一条胡同道。走了一会儿我要警卫员爬到胡同道上面一看，他低声说："团长，咱们得赶快跑，敌人要赶上来了！"这时，武志升派部队来接应我，将敌击退。我们在西坡站稳了脚跟。我见三营打敌人这个旅有困难，便又从二营调一个连来投入战斗。抗击敌人，打了整一天。晚上组织进攻又收复了通润镇。十里塬之敌见状，惊慌失措，我们刚一打就吓跑了。关中南线暂时恢复了平静。
为了防御敌军的再次进犯，我们把铁王镇至爷台山、通润镇至西坡，即南线和西线兵力作了一些调整。关于这次兵力调整，几十年后，还有一段有趣的小插曲。
1999年6月间，我陪同已快90高龄的王世泰同志，到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又走了一遍，再去看看我们为之流血牺牲的这片热土。我们路经口镇往西进淳化。口镇位于泾阳县和淳化县的接壤地带，在嵯峨山与西凤山（现名五峰山）之间，是关中平原通往黄土高原的一处险关要隘。当年我们警一旅三团在这块土地上驻守多年，保卫着边区南大门。这里的群众不仅哺育了我们，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支援了我们。我们的胜利包含着他们的功劳。泾阳县政府的同志为我们在镇上找到当年的一位老交通员，叫赵春喜，已83岁，和我同龄。他看上去身体很好，记忆清晰，旁边的老乡讲他现在还骑一辆摩托到处跑。我们就坐在路旁聊起来，他讲："张宗逊当司令，习仲勋是政委的时候，有一次，叫我给红三团送信。那时正是雨季，我怀里揣着习仲勋的信，为了绕过敌人的地盘，蹚过六十四道水，把信安全送到。"我问他："信送给谁？"他说："刘团长，刘懋功。"我又问："那你看我是谁？"半个世纪岁月刻蚀的脸让我们"相见不相识"，他的表情迷惑起来。随我们同行的同志大笑着告诉他："这就是刘懋功，刘团长！"他上前拉住我的手，说："你还记得当年的事吗？你住在西沟，我找到你！"我说："记得！"那封信是习仲勋写给我的命令，叫我们一定要顶住十里塬、通润镇和铁王一线的敌人，为打爷台山做准备。54年后，我们这次巧遇真有点儿像奇迹一样，当年的战斗岁月又活生生地浮现出来，令人高兴，令人难忘。
朱德、彭德怀、贺龙等我军领导人多次向蒋介石、胡宗南呼吁制止侵犯行动，但被置之不理。中共中央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联防军司令部组成"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王世泰等为副司令员，指挥新四旅、三八五旅、教导一、二旅和关中分区部队向占领爷台山之敌反击。我们警三团由张占云率一营配合作战，攻击敌老庄子据点；我在石门关接受任务，率二营、三营防守南线。
我军8月8日夜发起全线反击，一夜之间收复全部失地，将敌预三师5个连全歼，毙敌营长、副营长各一人，俘敌100余名，缴获轻重机枪19挺。
毛主席对爷台山反击战的胜利给予高度的评价。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写道："不久以前，国民党调了6个师来打我们关中分区，有3个师打进来了，占领了宽100里、长20里的地方。我们也照他的办法，把这宽100里，长20里地面上的国民党军队，干净、彻底、全部消灭之。我们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绝不让国民党轻轻易易地占我们的地方，杀我们的人。当然，寸土必争并不是说要像过去'左倾'路线那样，'不放弃根据地的一寸土地'。这一回我们就放弃了长100里、宽20里的地方，7月底放弃，8月初收回。"
给美军观察组当向导
明明是国民党军队搞磨擦侵犯我们边区，蒋介石却恶人先告状，大肆造谣，说"八路军侵犯了国统区"。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便以"中间人"的身份，出面调查了解这件事情。
1945年8月12日，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派了4名组员（都是青年军官）负责我们这边的实地调查。我方派出了4人协查小组，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外事组副组长杨尚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参谋长张经武、关中地委统战部部长汪锋、中央外事组科长黄华组成。杨尚昆是负责人，黄华兼任英语翻译。由于争论的焦点爷台山是我们警一旅的防区，警备区司令部考虑我对情况熟悉，派我当向导。正是大热天，我带领美军观察组和我方协查组沿着我关中分区南线，由东向西勘察。从爷台山开始，向西南到铁王镇，然后向西到通润镇北，最后到十里塬一线。总共调查了半个月左右。
采取的办法是一面实地勘察，一面由我方协查组介绍国民党军队进犯的时间、地点、兵力，侵占我村庄、土地情况，对我方造成的伤害和损失。因我了解情况，对地形环境熟悉，协查组让我向观察组作了详细介绍，还带领他们在现场捡拾国民党军队发射时留下的炮弹壳、子弹壳、弹片、子弹头等物证，并带观察组深入附近农村，访问当地农民群众，取得大量的口头证词。
美军观察组是美国政府派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的第一个官方代表团。是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副主席多次邀请下，于1944年7月、8月，分两批（共18人）来，常住延安的国际性组织。这时，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美国的罗斯福政府不满意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想了解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解放区的情况。观察组到来时，毛主席亲自在《解放日报》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后面加上了"战友们"三个字，并说，美军观察组的到来"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一年来，观察组和我们相处得比较友好，态度比较公正、客观。
在通润镇西坡南边调查时，离国民党军队据点很近，他们走在前面，我随其后。为安全起见我劝阻他们不要再往前走，他们却满不在乎地用生硬的中国话说："我们美国人，'刮民党'不打。"（美国人说中国话，有口音，故国民党被说成'刮民党'）话音未落，敌据点里就开了机枪，吓得他们赶快趴在麦地里。我立即喊他们快回来，4个美国军官吓得趴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我回来向杨尚昆同志报告，杨尚昆让我去把他们弄回来。我又过去教他们像我一样匍匐返回，美国人动作笨拙地一个接一个跟着我爬了回来。我问美国人："国民党不打美国人？"他们一边拍打身上的土，一边骂不绝口："'刮民党'，坏东西！"我调侃地说："你们是美国人，'刮民党'不打！你们再去呀！"他们连连摇头：" no , no !"（不，不！）杨尚昆等同志看着他们的狼狈相，忍不住笑地说："国民党就是不讲信义，不断地进攻、骚扰我们，连美国朋友也敢用机关枪打！你们今天亲眼看到了吧？"
我不仅带路，还负责安排他们的吃饭和住宿。这几个美国人很怪，大热天还特别爱吃辣椒。我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想办法给他们找辣椒、鸡蛋、鸡和白面（不逢集市时，肉比较难买到）。没几天和他们混得熟了，关系相处得很好。他们不时向我竖起大拇指说："刘， OK !"
由于我的身份是向导，说话比较随便，杨尚昆、张经武经常给我出主意，教我怎样和美国人打交道，说什么、做什么。将要到十里塬调查时，杨尚昆说："美国人狂妄自大，看不起我们的土八路，可以叫民兵教训他们一下。"我就跑去找关中地委干部朱平同志商量，让朱平安排一个特别的"迎接仪式"。到十里塬要下一个大坡，再上一个大坡才能到。4个美国军官骑着马旁若无人地走在前头，我们则故意在沟里饮马落在后面。他们刚上到坡口，突然有一队民兵举着枪、大刀、红樱枪、手榴弹挡住去路，高声喝问："干什么的？举起手来！"吓得两个美国人从马上掉下来，头上戴的草帽也滚到一边。另两个勒转马头向后就跑，惊慌万状地问我们："他们，共产党？'刮民党'?"让我过去联络。我故意装着不愿去。他们恳求道："刘，朋友，你去！"我和张经武走在前，杨尚昆居中，美国人牵马战战兢兢跟在后面。朱平和民兵收起刀枪哈哈大笑。我解释说："这是我们的民兵，他们以为你们是帮国民党来打他们的。对不起，误会了！"美国人说："民兵真厉害！"我们告诉他们：这都是种地的老百姓，因为国民党捣乱，他们不得不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家乡。我们共产党就是依靠人民的力量来战胜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侵犯。美国人说："'刮民党'不行，共产党一定胜利。"走上十里塬，老百姓听说调查团来了，纷纷围上来控诉国民党军队抢走粮食、猪、羊、鸡，砸烂面缸、水瓮，强奸妇女的罪行。我们带美军观察组去访问一个被强奸的年近50岁的妇女，她痛哭流涕地诉说被糟踏的经过，引起了美国人的同情和义愤。
调查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对美国人说："你们对这次事件调查要下个结论，战争究竟是谁先挑起的、谁先进攻的？"他们回答："共产党好，'刮民党'坏，事件元全是'刮民党'挑起的，责任在他们一方！"走到蒙家村我们要分手了，他们北上马栏回延安，我回蒋家山团部。美国人逐一和我握手，用不熟练的中国话向我告别说："刘团长，好朋友，再见！"
杨尚昆秘书长和张经武参谋长对我这次担任向导工作表示满意，说我的任务完成得很好。杨尚昆同志平易近人，性格开朗，一路上十分活跃。我在他的具体指导下，才顺利完成这首次"涉外"任务。
8月下旬，关中警备区司令部改为关中军分区。原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兼警一旅旅长王世泰调任联防军副司令员。从胶东抗日前线回来的高锦纯同志接任军分区司令员兼警一旅旅长。1945年底，上级任命我为警一旅参谋长，张占云同志接任我的职务，任警三团团长。解放战争开始后，关中军分区和警一旅分开。军分区司令员由陈国栋担任，高锦纯同志只担任警一旅旅长，我仍任参谋长。
能征善战的知识分子干部
作为肩负边区最前线防务的关中分区南线和西线军事指挥员，我深感责任重大，急切希望加强我们团的干部力量。我找张德生、赵伯平等地委负责同志谈，向他们要干部。那时，军政关系亲如一家。地委陆续给我团派了差不多20个学生出身的干部，如史道、皎王健、石千祥、王良、刘天民、李波、刘博等。在此前后，还陆续从别的渠道来过一些知识分子干部，如张午、周凤翔等。他们在团里起初任干事、参谋、指导员、文化教员。在战争中，他们经受锻炼，提高很快，成了能文能武的优秀人才，既能做政治工作，又能领兵打仗，对提高部队素质、取得战斗胜利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之中有的在战场上英勇牺牲了（如小园子战斗中牺牲的连指导员王良），其他同志后来都成为军队的高中级军政干部。
张午同志是三团一名学生出身的干部。他是西安人，在西安上中学时就参加抗日爱国运动，加入了民先队，是学运组织的骨干之一。西安事变后不久，他参加了红军，又经抗大、中央党校学习后，到安吴青训班任总支书记、人事科长。1941年春先调到关中分区青年营任队政委及关警三团一营任教导员。关警三团一部和关警一团合编后，调入警一旅三团任政治处组织股副股长。
1943年6月中旬起，敌人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突然在边区周围大量征兵。我团和兄弟部队都立即转人紧急备战。下旬某日，我和政委陈发洪同志研究敌情，深感﹣连力量单薄。一连单独驻守要地西坡店子，远离团、营七八十里，当时该连又没有政治指导员，而其对面山河镇之敌除原有的一个保安团又新增加了正规军的一个团。我俩商量后决定，立即派张午去一连代理政指。我们随即把张午找来，向他介绍了一下情况，命他立即赶赴一连，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加修工事，同时要他传达我们的命令，一连一定要坚决守住位于关中分区北部蜂腰部的西坡店子。他听命后，连夜冒雨赶去一连。果然不出我们所料，6月30日和7月5日，驻山河镇的敌一六七师五○三团两次向一连进攻。张午和连长呼升荣互相配合，率领全连干脆、漂亮地击退了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在6月30日那次战斗中，张午还率三排从侧翼出击，救回了已被敌包围的前哨班。战后，张午因作战机智勇敢受到我和陈发洪政委的表扬。后来张午同志参加了陇东、沙家店、瓦子街、扶眉、兰州等战役，先后担任团、师、军和沈阳军区的领导职务，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从关中分区过来的知识分子干部孙璋同志也很能打仗。1945年"六二六"淳化事件发生后，胡宗南借机准备大举进犯解放区，关中分区形势顿时紧张起来。由于对敌军具体情况不了解，警备区司令员兼警一旅旅长王世泰同志很着急，召集我们分析敌情，研究对策。这时孙璋是我团的侦察参谋，他主动请战去抓一个"舌头"。我们的前哨阵地爷台山下边有个敌军据点，他带了几个侦察员夜间摸过去，看到敌碉堡前边的坡很陡，有个敌军哨兵走过来走过去。他便匍匐着从侧面接近，趁那个哨兵转身之际猛扑上去，一手抱腰一手捂嘴，翻身滚下山坡，敌兵连一声也没喊出来就被抓获。这个俘虏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兵，肚子里知道的事倒不少，一五一十地说了个清清楚楚，使我们基本掌握了敌军的情况。这个俘虏兵自愿参加我军，在三营当战士。1949年8月打兰州时，这位解放战士已担任排长，在兰州战役中英勇牺牲了。
周凤翔同志，原是关中敌占区的一名小学教员。参军后，先任战士、文书，后被提升为四连指导员，因工作出色，曾被评为"模范政工干部"。1948年7月下旬，在参加壶梯山战役的关家桥战斗时，身为指导员，他亲率由他和战斗英雄丁兴发等组成的突击队，在炮火支援下，奋勇爬梯登上城寨，攻占碉堡，在后续部队配合下，全歼守敌130余人。战后，他被评为师战斗英雄，在庆功大会上，戴上了大红花。1949年7月12日晨，在扶眉战役的罗局战斗中，这时他已是二营教导员了，和营长任孝法同志一起率二营最先冲到李家塬下的铁路上，截住了溃逃敌人的前卫团，并和后续部队配合将该团全歼，切断了逃敌的退路。可惜的是，在冲过铁路与敌人在渭河滩上混战时，他被敌流弹击中要害而光荣牺牲了。他不愧是我们这个部队的知识分子干部中，最英勇善战的一个典范。
后来担任我们警一旅政治部主任的胡友之同志（60年代曾任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曾深有感触地对我说："我到过好几个部队，没见过像咱一旅的这批知识分子干部，个个都能指挥打仗！"
【刘懋功（1916年8月23日—2009年12月23日），甘肃庆阳人。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空军第四航空学校政治委员、第十航空学校校长、空军第三军军长、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等职。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