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海涛（文化学者）黄河文化、农耕文明下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形成了具有浓郁东方色彩的宇宙观，决定了血缘根亲文化的意识形态，以至于影响到后来的上层建筑。一、上古先民的宇宙观黄河文化和“宅兹中国”，看上去像是古人的世界观。为了让此文显得更为厚重，我必须从宇宙观谈起。5000年前的古中国原来是热带。古中国在公元前3049年前处于赤道带热点，这是合理解释三星堆、《山海经》中大量热带动植物实体和描述与地理、物候相吻合的依据。有学者认为，地球曾被撞过导致地轴偏转，伴随着“大洪水”的突袭，成为人类最初对宇宙的认识，这与世界几大文明原生地“大洪水”传说，共同构成了上古人类的宇宙观。大洪水是指《旧约·创世纪》中所说的关于诺亚方舟的故事。我国上古也有大洪水的记载。《山海经·海内篇》记载：“洪水滔天，鲧窃息壤以湮洪水。”《孟子·滕文公》记载：“当饶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水逆行，泛滥于中国。”因此有了大禹治水的传说。此外，大洪水还出现于女娲补天的故事里。《淮南子·览冥训》曰：“望古之际，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炎炎而不灭，水泱泱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背方州，抱圆天”。

考古证明，古人对于天地构成的认知，经过大量的天文观察和总结，逐渐形成了三种主要的系统性的学说，分别是宣夜说、盖天说和浑天说，这是三种不同的宇宙观。其中盖天说出现于商末周初。即天在上，地在下，天为一个半球形的大罩子。古人认为，“天”之所以不会掉下来，是因为有八根柱子支撑着。“地”不会陷，也因为有四根“巨绳”拽着。《山海经·大荒西经》曰“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在远古时期，人们认为天地相通的唯一途径就是不周山，那山上有擎天柱，有天梯连接着天地。成书于西周至西汉的《周髀算经》里明确记载：“天似盖笠，地法覆盘。”南北朝时期民歌《敕勒歌》中“天似穹庐，笼盖四野”两句就是对盖天说的形象化说明。正是在这样的宇宙、地理背景下，中国上古发生了一场真正的“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件大事，《山海经》《列子·汤问》《淮南子》《史记》等古籍中都有相关记载。本文按照《山海经》的上古帝王谱系，描述上古时期炎帝玄孙共工和黄帝之孙颛顼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失败的共工恼羞成怒，头触不周山，撞断了这根支撑天地的天柱。于是就有了“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淮南子 ·天文训》）”。因天柱折断，西北的天穹失去撑持而向下倾斜，使拴系在北方天顶的太阳、月亮和星星朝低斜的西天滑去，成就了今天所看见的日月星辰的运行线路，整个宇宙空间便随之发生了大变动。另一方面，悬吊大地东南角的巨绳被剧烈的震动崩断了，东南大地塌陷下去，成就了我们今天所看见的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以及江河东流、百川归海的情景。在中国古代，把自然哲学与历史哲学混合起来作为观察工具、思维模式的现象，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特点。中国古代天人合一观念是一切立论的基础。人作为“小宇宙”是与天地这个大宇宙相应的。《淮南子·精神训》曰：“天地运而相通，万物总而为一”。距今1万年前后，中国古人沿着黄河两岸开始进入了“农耕时代”。先民从上古时代就开始重视观象授时，以确定农耕时间、气候状况等。天文历法和气象不仅关系到农耕，更关系到政权合法性，要通过观察太空预测吉凶，这就是占星。中国古代的占星不是算命，它相当于天文、历法、气象观察员和研究员。通过观察天体的视运动来预测吉凶、修订历法、预测气象等，是带有科研性质的工作。所以历朝历代都很重视天文历法气象工作，并设有专门机构、专职官员负责天文历法气象工作。上古先民，大多是在黄河流域的纬度地区从事观测天象实践活动的。“天倾西北”的天文学解释，就是真正的北天极不在正北方，而是在正北偏西的位置。天倾西北、地陷东南就是对地轴偏转准确的描述。从炎黄时期东南西北方向的逆时针15度偏转，对应的天象自然就向西北移动加转动，以及顺时针旋转就会向东移动。炎黄时期的古人通过肉眼就观测到该变化过程，充分说明了上古之人是真正的天之骄子。同时，更为吊诡的是，古人的天人合一观念和对上苍安排下界的笃信，让先民对西北日月星的聚落与华夏龙兴的起点做了“归一”的定位。也印证了人从高处来，水往低处流的人文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共振。这就是中国上古先民的宇宙观、天人合一观。二、西北是中华龙兴之地秦岭是横贯中国中部的东西走向山脉。西起甘肃南部，经陕西南部到河南西部，主体位于陕西省南部与四川省北部交界处，呈东西走向， 长约1600多千米。是中国南北分界线。同时也是黄河支流渭河与长江支流嘉陵江、汉水的分水岭。秦岭北麓流水经过黄河、渭河和汉江三大河流，是华北、华中和西北这三个地区的重要水源和生态保护屏障。黄河流域的生态安全和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都离不开它的贡献。秦岭还是我国重要的人文山脉之一，正是古人“天倾西北”的寄托之地。山河承运，家国承命。秦岭是千年中国梦的重要承载地，是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基地之一，是中华民族从秦岭中心面向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战略门户。《五行》讲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对应的方位是东南西北。秦岭位于西北，主收藏，其龙脉的本质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收藏之地、天地之础、人文之基。在干支体系以及阴阳学中，地球黄道面和赤道面有两个交点，戌亥位对应的是西北占乾位，为天门；辰巳位对应的是东南占巽位，为地户。戌亥为阳气开始占优，所以为天门；而辰巳是阴气开始占优，所以为地户。这两个交点也正好对应黄道带的西北和东南位置。这不仅是古人对一年四季阴阳消长重要节点的认识，还是上古之人对华夏国脉、国体最早的规律性认识。共工头触的不周山在西北，所谓天倾之处，实为“天青（睐）之处”。在《周易》八卦占乾位。乾位为天门，为八卦之首，乾纳甲、壬，甲又为十干之首，乾位有亥水，为滋生万物之初，又是甲木长生之地，有万物开始之意。为了更生动形象，古人把乾比喻成万灵汇聚，天上神仙出入的地方。这也与天象日月星聚落于西天相印证。汉代谶纬之书《河图括地象》中说：“天不足西北，地不足东南。西北为天门，东南为地户。天门无上，地户无下。”东汉学者郑玄注曰：“天不足西北，是天门；地不满东南是地户。相传天门日行光不能至，常有龙神口吐火焰，名曰烛龙，开口为昼，闭口为夜。”《山海经·大荒北经》载：“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身长千里）。”西汉《淮南子·地形训》也载：“烛龙在雁门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见日，其神人面龙身而无足。”东晋学者郭璞注《山海经》引《诗含神雾》曰：“天不足西北，无有阴阳消息，故有龙衔火精以往照天门中也。此所谓‘烛阴’也。”上述描写的主人公显然是指向人面蛇身的伏羲，伏羲正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始祖，是他“衔火精”照亮了天门，成为连天接地、天人合一的媒介，并因此成为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光明的最早祖先。当代海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国际知名神话学家袁珂，在《山海经校注》中把烛龙称为创世之神。山是龙的筋骨，水是龙的血脉，土是龙的肉身，草木是龙的鳞甲。一条秦岭，具备了中华龙生存与发展的所有要素。地理学认为，中国大陆众多山脉的根是昆仑山。因此，秦嬴政统一六国之前，秦岭被称为昆仑。中国古代的风水文化，大致反映了我国的山川走向，是古代先哲对中华地理的朴素认识和与思想文化的交融，是千百年经验的积累。自古以来，山环水抱之地都是风水宝地。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全长5400多千米，流经九个省区，奔流到海。中国的运势正是在西进和东出的状态中。黄河和秦岭位于中华运势的重要节点之上，一山一河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运势，朝代的存亡。中华民族的运势也造就着秦岭的历史际运。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建立，就是上应天命、下携万民起于秦岭的周秦，开创的历史格局。因此，秦岭分享着中华民族的荣光，承担着中华民族的重要核心功能。从天象、地理到人文，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中国龙的龙兴之地在西北。随着人文的发展变化，最终龙立之地在“中国”。周秦起于秦岭，一路东迁，“宅兹中国”，用实际行动解读了先人对国脉、国运、国兴的智慧认知。当王朝远去，历史和家国的形势为之一变，一山一河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在这“历史之变”与“历史不变”两种维度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新的定位、切入点中，一山一河的国运与命运，又承担了新的使命。特别是在传承优秀历史文化的“历史不变”中，有着丰厚历史文化底蕴的秦岭，价值和意义就更加凸显出来了。“历史之变”，是在秦岭在伟大复兴之变中，秦岭的“承命”又具有了新的机遇，要求寻找地域与城市核心区之间的功能承载关系。特别是文化传承、文旅功能区的开发，秦岭有资格、有责任、有义务从历史的源头走向未来，讲好中国故事，唱响中华声音，承担家国命运历史延长线上的表达。

三、周秦饮马黄河，宅兹中国，龙立中原位于黄河上中游的仰韶文化，其早期是位于陕西省宝鸡市金陵河西岸的北首岭文化。宝鸡是“炎帝故里”，是原始社会氏族部落聚居之地。黄河文化原生态的起点和标志是农耕文明。古今中外最大的政治是“民以食为天”，在上古先圣中，最初教民稼穑的是神农氏炎帝，因此炎帝是农耕文明拓荒者的首席代言人。中华儿女自称炎黄子孙，将炎帝与黄帝共同尊奉为中华民族人文初祖，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精神动力。仰韶文化的持续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至3000年，扩散范围极广，东至豫东、南至鄂西、西到甘青、北到河套。仰韶文化多核心区，从三门峡、洛阳到郑州，一路向东，文明篝火闪耀。从考古发现，不难看出，自伏羲西北“创世”，中华文明也从八百里秦川沿黄河顺流而下，在周朝之前的4000年内，于洛阳、郑州及其周边形成政治中心，是“天子之国”的核心所在。周人始祖后稷出在稷山（今山西省稷山县），被尧封在有邰（今陕西武功县）。后代古公亶父带领族人迁居至周原（陕西岐山县）后，整个部族才被称之为周族周人。周武王灭商之后，为稳定过去商人统治的核心区域，决定定都洛邑（洛阳），即《史记﹒周本纪》所载，周武王定都洛地，“毋远天室”“有夏之居”。武王去世后，其子“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并曰洛邑：“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洛邑建成后，成周沿着黄河中游东迁到洛邑。20世纪60年代，在陕西宝鸡市宝鸡县（今宝鸡市陈仓区），一个农民在土里挖出一件西周青铜器，是一位名为“何”的西周贵族所作的祭器，故而被称为“何尊”。尊内底铸有铭文12行、122字铭文。铭文的主旨是，训告从西北来到“中国”的周人，不忘祖根，接受天命，革故鼎新，开泰宏业。铭文显示周成王定都于成周，周人追忆周武王所说“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yì，安定）民”，其中“宅兹中国”为“中国”一词最早的实物文字记载。这也与《史记﹒周本纪》周成王所说的“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的记载相印证。关于对何尊的“宅兹中国”的理解，在主流话语之外，有不同的声音。有人指出，“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yì，安定）民”的断句有误，认为应该是“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yì，安定）民。”还有一个观点，就算是何尊中国两字连在一起，那个时候的中国也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意思，并不是国家的意思，那个时候的中国相当于现在说的“国中”。显然，产生这些观点的原因是，没有把《史记﹒周本纪》周成王所说的“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这句话，与何尊的“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yì，安定）民”，结合起来研判。同时，汉语“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尚书·周书·梓材》。其有云：“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范围所指，是周人对自己所居关中、河洛地区的认识。《尚书·周书·梓材》为武王告诫康叔之文。可见，“中国”一词在周代早于成王时就已经开始使用。秦人祖居东方。西周时秦人嬴姓一支西迁，游牧于渭水流域。后因非子养马有功，周孝王将秦地（今甘肃天水）封给非子。西周晚期，秦襄公受封立国，开启春秋。战国时代，秦岭依旧赓续龙脉。以崤山（崤山山脉为秦岭东段支脉）为界，秦与“山东六国”争霸。秦在统一六国过程中借助西周的历史传统强调其合法性和合理性。而且周太史儋曾出关入秦见秦献公，预言秦国国运一事。《史记·周本纪》载，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反映了秦称霸一统的这种政治意图。《史记·封禅书》亦载：“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秦始与周合，合而离，五百岁当复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其后百二十岁而秦灭周，周之九鼎入于秦。”《史记·秦本纪》曰：“（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民东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从秦非子立国，到秦始皇嬴政统一六国，秦人九都八迁，秦人的迁都方向很明确，沿秦岭山脉走向和黄河流向，自西向东，将“指挥部”迁到前线，最终回归东方。“德公迁雍，志在饮马黄河”。中华民族、天下大一统起于秦岭之上、黄河之边。周秦的龙兴，奠定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万世格局。夏创都于天地之中阳城（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商定都于郑州、安阳，周“宅兹中国”，秦兴于秦岭，定都咸阳。由此可知，八百里秦川，5400多千米黄河，全方位承载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完整谱系。从龙兴之地，到龙立之居，见证了中华民族的苦难史、奋斗史、辉煌史、欢乐史。如今秦岭和黄河依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迎接百年巨变的历史文化根基与自然资源根基。从历史走向未来，黄河文化宅兹中国，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