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3月3日，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四楼的特护室里，住进了一位特殊的病人，代号为“梅”。日本军警戒备森严，出入病房的任何人都需佩戴专门的徽章，这位“梅”字号病人，就是汪精卫。

汪精卫

汪精卫的病为骨髓肿，是1935年11月遇刺后，遗留在体内的子弹所引发的。当然，这也与他投敌后恶劣的心情有关。

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一败再败，汪精卫深切的明白历史是不会饶恕他的，于是，整日的心情也更加糟糕。甚至在悼念被军统刺杀的秘书曾仲鸣时，还发出了“未尝不羡慕曾仲鸣同志之一瞑之视”的哀叹。

自1943年8月起，汪精卫的身体每况愈下，时常感到胸部、背部、肋部剧烈疼痛。然而，他还是要拖着病体，配合日本主子出席各种政治秀。不是拜会日本天皇、东条英机，就是在“大东亚会议”上发表演说，为侵略者摇旗呐喊。

日本召集傀儡国召开“大东亚会议”

1943年11月13日，应汪精卫的请求，日本方面派遣东北帝国大学的内科专家黑川利雄来到南京为他检查身体。不久，又派日本陆军总医院的两位医生为其诊疗，最终通过手术取出了汪精卫留在体内8年之久的子弹。

可是，手术后的汪精卫病情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加恶化，全身疼痛，高烧不退。日本方面只能再次派遣黑川利雄带着名古屋大学神经科专家斋藤真来到南京诊疗，确诊为多发性骨髓肿，已经非常严重，必须立刻到日本进行治疗。

汪精卫与家人和伪政府高官反复商量后，于1944年3月3日启程，携妻子陈璧君、伪最高国防会议副秘书长周隆庠及子女、医生、随从几十人，乘专机赴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治疗。

但是，治疗过程并不顺利，汪精卫再也没有活着踏上中国的土地。当时，美军已牢牢掌握西太平洋的制空权，名古屋作为日本工业重镇，时常遭遇美国空军的袭击。美军飞机一来，汪精卫就得转移到没有暖气，空气浑浊的地下室。如此折腾下来，他的病情再次恶化。

根据汪伪政府发表的公报，刚开始，汪精卫还能够“略有微热，食欲良好，大体与前无多差异”。后来就变成了“症状剧变，食欲全无，呼吸困难”。接着“渐入危笃状态”。

最终，头号汉奸汪精卫在赴日治疗8个月后，于1944年11月10日病死，时年62岁。

两天后，1944年11月12日，汪精卫的灵柩由他的海鹣号飞机运送回到南京。汪伪二号人物陈公博率一众伪政府大员和日、德、意、伪满等“友邦”使节、汪的亲属等人在明故宫机场恭候。

灵柩从飞机上扶下后，经光华门、中山东路、新街口、鼓楼、保泰街抵达汪伪政府大礼堂停放，随即成立汪伪哀典委员会。

1944年11月23日，由陈公博主持，伪政府为汪精卫在明孝陵前的梅花山举行“国葬”。至中午12时30分，汪精卫的灵柩覆盖伪国民党党旗放入墓内，葬礼结束，一代巨奸汪精卫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

汪精卫的灵柩

早在赴日之前，自知时日无多的汪精卫就已经对伪政府的最高权力进行了分配。

1944年2月29日，在陈璧君的召集下，陈公博、周佛海、鲍文樾、林伯生、周隆庠等汪精卫的亲信齐聚一堂，会商汪走后的各项事宜。

汪精卫虽然偏向陈公博，但周佛海掌握着更多的实权，不能不做考虑，最终制定了二人互相制衡的体制。即陈公博代行军事职权及一些名誉地位，周佛海则执掌行政和财政大权。

周佛海

汪精卫在留下“现将公务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但望速早痊愈，以慰远念。”的手书后，登上了去往日本的飞机。

汪精卫一命呜呼后，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又连续举行紧急会议。在征求了日本“太上皇”的建议后，陈公博接任了汪精卫生前的所有重要职务，包括伪国民政府主席、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伪最高国防会议主席、伪行政院院长、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伪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委员长、伪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长。

但是，陈公博也不傻，他眼看着日本和伪政府的末日就要到来，全没有承继大位的喜悦，而是一种类似殉葬的心情。

接班后的陈公博（左）访问日本

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陈公博主要干了两件事。

一是坚决只承认自己是伪国民政府代主席。

活人给死人代行职权，实在是贻笑天下。但陈公博却在私下对亲信表示：汪先生的这台戏已经人亡政息，我是来收场的。

二是对重庆表现出某种姿态。

1944年11月20日的就职大典上，陈公博身穿礼服，宣读的就职训词中一再表示自己是实在推脱不掉才勉强接替汪主席的职位。接着在施政纲领中说什么“自始即无与重庆政府敌对之心”、“党国不可分”、“国家复归统一”等等。

之后还无耻的推出了“清剿妨碍抗战的游匪”等计划，向蒋介石方面示好。

可惜，汉奸们的金陵迷梦就要醒来，四面楚歌的伪政权已经处在了覆灭的前夜。

抗战胜利后陈公博受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