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文宗得悉林则徐死讯，于道光三十年十一月十三日（1850年12月15日）诏起前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前漕运总督周天爵署广西巡抚，急速由长沙和安徽宿州起程，驰赴广西，主持军政事务，尽快扑灭遍及全省的农民起义军。

李星沅（1797年——1851年），湖南湘阴人，字子湘，号石悟。父早逝，由寡母抚育，家境清贫，刻苦攻读，道光时中进士，授编修。道光十五年（1835年）后历任学政、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等职，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擢陕西巡抚，后迁江苏巡抚。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升任云贵总督，镇压缅宁与云州回民反清起义，调任两江总督。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因病致仕回籍侍奉老母。他为官比较清正，任职期间，兴利除弊，卓有政声，与权贵派、经世派都有往还，因此被清文宗识拔复出。

周天爵（1772年——1853年），山东东阿人，字敬修，嘉庆进士。道光四年（1824年）任安徽怀远知县，历升知州、知府、道员、布政使。道光十七年（1837年）实授漕运总督，次年取代林则徐，署湖广总督。道光十九年（1839年）擢闽浙总督。

周天爵是当时著名酷吏，所任之处，残酷镇压人民反抗，滥用非刑，诬枉良民，被革职，遣戍伊犁。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奉旨交奕山差遣，得其保差免遣，后参与整顿漕运。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因病开缺。道光三十年（1850年），咸丰帝即位，帝师杜受田因同籍山东保奏复用，即被派往广西，镇压农民起义。

周天爵恃有奥援，勇于任事，根本不把李星沅放在眼里。与李星沅驭众的宽厚敷衍作风适成强烈对比，酷吏与巧宦同赴广西，很难和衷共济。

向荣

具体负责前线军务的是提督向荣（1792年——1856年），四川大宁人，寄籍固原。字欣然，行伍出身。因镇压李文成起义被识拔。道光初，出征张格尔叛乱积功耀都司。鸦片战争后，升任总兵。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提升四川提督，为绿营健将。道光三十年（1850年）调任湖南提督，镇压李沅发起义，即调往广西。11到12月，连破三股天地会军，军势大振，经劳崇光咨商，由横州驰往桂平，围剿太平军。咸丰帝与军机处把挽回广西危局的希望寄托这三员在当时负有声望的文武大员身上。

李星沅于道光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50年12月24日）起程，道光三十年腊月初二（1851年1月3日）抵省城桂林，即对广西局势作了一番调查，发现除太平天国起义外，广西各属尚有十多支盈千上万的天地会军。

李星沅向周天爵叹苦说：“匪势披猖，几乎贼多兵少，非特募勇难恃，额兵亦未可知。咎在提镇因循，将备弁兵毫无顾忌，见贼辄走，已成故套。”李星沅献上、中二策：上策是集中兵力，“痛剿大伙一二股”，再全面铺开，中策是划定战区，分片镇压。

1月18日，李星沅采取上策方案，决定把黔、滇兵交付向荣指挥。他乐观地预测，太平军“其实强暴无多，一击即散。”

李星沅围歼战略的致命弱点在于兵力不足。太平军兵力万人，集结于江口圩南北，构成一条狭长的弧形防线，在圩上、牛排岭、油榨等险要配置重兵，构筑主体要塞，腹地村庄、丛林配置预备队，成为几十里纵深防御体系，严阵以待清军进犯。

清军第一线兵力八千人，主攻部队六千人，在复杂山地上难以施展，只能分兵穿插，逐步推进，而太平军节节设防，雄厚的预备队随时准备反突击。清军在不利地形上会战，很难克捷。而且，兵勇士气低落，楚兵被李星沅将每次胜仗赏银由一两改为三钱，军心浮动不愿卖命。滇兵在南宁被天地会击败，元气大伤。黔兵更畏惧太平军。所有这些因素都不利于李星沅围歼计划的兑现，而且清军内线兵力薄弱，如果太平军挺进运动，李星沅将难以抵挡。

为了配合军事围剿，李星沅加强政治诱降，又切断江口圩四面水陆交通线。1月12日，咸丰帝支持李星沅战略。

李星沅频频催战，2月14日，向荣在浔州召集军事会议，与李能臣、周风歧及杨形如商定了18日进攻计划。15日，各军由桂平渡江。17日，向荣扎大营于马鹿岭。

2月18日，牛排岭会战爆发。

清军主力集结佛子岭，正面进犯牛排岭，向荣亲自督战；同时，又分兵两路牵制：刘继祖率张钊水勇七百人由石嘴经水路进攻江口圩，张琳带一千二百名壮勇由官塘向东进犯，策应主攻方向。

太平军伏兵从盘石等村杀出，迂回清军左右翼滇、黔兵后路。太平军两路预备队“从左右竹林蜂拥抄截”，欲图扩大战果，消灭楚兵。

太平军准备充分，将地形、火力、兵力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综合的力量优势，终于使镇压天地会军的向荣第一次咽下了失败的苦果。

战败之后，向荣埋怨李星沅催战，克扣赏银，又怪滇、黔兵先败与张钊迟到，“视滇、黔篾如，于是三大营各有隙矣。”清军内部矛盾开始暴露，战斗力进一步削弱。

牛排岭大捷又一次为太平军提供了局部战略反攻和发展的战场主动权。

太平军在会战中，“出敌少，而隐伏多，完全可以投入机动力量，对清军实施第二次打击，扩大初战成果，不使敌人得以喘息与整补，以拓展基地，从敌占区取得补给，使战役胜利转化为战略成果。可是，洪、杨等毫无作为，直到3月4日，基本没有战事，导致战机丧失，粮草耗尽，“日食两碗稀粥。”

清军遂改变战略，由进攻转为坐困。太平军几次攻势受挫，清军度过危机，稍有振作，封锁更加严密。物质困难威胁着太平军的生存，洪、杨只有突围转移，寻求出路。

3月11日，太平军进据武宣东乡。其时，清朝武宣防御未设，县城仅“县官一人，一县皆空。知县刘作肃不敢逃走，准备一根绳索，欲在城破时自缢了事。14日，署巡抚周天爵抵武宣，所部只二百名兵勇，无济于危局。

李星沅

李星沅手忙脚乱，无兵可派，担心太平军越过象州北上，桂林、柳州都暴露在攻击矛头之下。而且，南路又出现新的危机，凌十八部太平军进至陆川，欲与总部会合。李星沅立即饬向荣在大洋圩严防，控制浔江石嘴渡口，切断两支太平军的会师交通线。

军事态势表明，太平军转移东乡，致使向荣“坐困”战略完全破产，清军指挥系统及其对策一片混乱，来不及对新的态势迅速作出反应。

向荣统主力被阻扼于紫荆山隘口以东，其他方向皆无清军主力集结。显然，洪、杨控制着军事主动权，取得了转战发展的良好战机。无论是西取武宣，北指象州，或进据黔江各渡口，获船渡江接应凌十八，都存在着成功的可能性。当然，他们要想进军桂林，也是难得的机会，沿途顺畅无阻，省城“兵太单薄，……仅数百人派守城垣。”

可惜，洪、杨此刻并无发展的战略意图，只是在东乡地区安顿将士与家属，整补喘息。因此，太平军挖断紫荆山隘口，重兵扼阻向荣西追，同时在东乡一线构筑新的纵深防御阵地。李星沅立即看出太平军的防御态势，松了一口大气。

由于洪、杨的再次战略失误，给了向荣由水路转运清军并集结于武宣的时机，太平军让出了运动发展的主动权，影响了军事的发展进程与速度。

清军的指挥结构此时发生了重要变动。

周天爵自恃圣眷，不安于在省城处理政事，疾驰前线，揽持军务，在李星沅与向荣之间横插一手，妄图扭转清军久战无功的战局。

3月15日，他留一百名兵勇守城，“其一百名赴前扎营”，违者斩首，挟持兵勇作愚蠢的冒险。同日，向荣督楚、粤兵勇抵达武宣，与周天爵会师，把正面战线移至西线。

3月19日，太平军进据东岭。向荣督兵勇六百名前往进犯，太平军“各执五色大旗，扛抬枪炮，分三股来抗拒”。向荣陷入重围，周天爵闻讯率四百名兵勇增援，除东勇“怒气而进”，其余“无一动者”，杀了四人，“亦无应者”。幸亏东勇敢战，救出向荣，逃回巢穴。

乘着胜利，洪秀全在3月23日登基，正式即天王位，并封授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持，石达开为左军主将。分别统领五军，设五色大旗指挥进退，军事指挥中枢正式确立。

4月2日夜，全军动员，洪、冯亲率东乡总部生力军急援三里圩，取得了力量对比上的优势，为会战胜利创造了条件。

周天爵

周天爵迅速制订了多面向心攻取三里圩的军事计划，向荣、秦定三担任主攻，分由西、北两个方向突击；东岭、台村为牵制性进攻方向，则由刘继祖、张敬修承担。拟由刘、张率先进犯，造成太平军判断错误，乘虚总攻三里圩。

周天爵“申明号令”，各路皆置杀手队，专斩退却者。太平军重兵集结于三里、东岭、台村、灵湖等村圩，互相援应，并在大林设置伏兵，意欲阻截秦定三部，使其不能如期参加会战，以减轻主战场上的军事压力。可见，双方都谨慎认真准备决战，指望夺取胜利。

4月3日，会战展开。周天爵先打头阵，亲督水勇进犯东岭。

向荣不能按计划主攻三里圩，只得转援东岭，企图从中间突破，分割太平军，再与被围清军会师突出。洪、冯又速调援军，围住楚兵。两军在东岭相持半日后，清军突围溃逃回营。秦定三部二千余名黔兵在大林遭到伏击，逃回二塘，根本未至三里圩。是役，清军伤亡百人。太平军勇敢拼搏，终于击败了周天爵的猖狂进攻，取得了空前的大捷。

这次会战中，双方投入两万军队。太平军准备充分，取得了兵力和精神优势，并在预先布防的阵地上会战。因此，洪秀全控制了战场主动权，迫使清军放弃原来计划的主攻方向，改在次要方向东岭会战。

太平军扬长避短，以藤牌抵挡清军火力优势，同时，充分发挥精神优势，与清军肉搏，终于大败敌军。洪、杨又熟练使用预备队，逐次使用兵力，使清军深为畏惧。

爱新觉罗・奕詝

于是，李星沅、周天爵、向荣联衔奏请咸丰帝，特简总统将军，兼程来粤督办军务，并请增兵入援。

周天爵还强调兵力不足，清军兵力与太平军数量相当，根本无力扑灭太平军，前线统帅不断请旨添兵增饷。其军饷已由江口圩时的每月十余万两白银上升至目前近二十万两。李星沅上任时，广西部拨五十万两已经告罄，遂请拨三十万两，截止2月2日，挪用各项库银二十一万两，清文宗一直未予批准。

李星沅再追请拨银八十万两，直到4月4日谕允，“核计算用，不足三月”。饷源有限，且常遭掣肘，雇募壮勇受到限制，李星沅穷于应付，军务终无了期，陷入比郑祖琛更加困顿的境地。清军兵力不足，素质极差，周天爵深感失望，主张发回黔、滇兵将，改调北方马步劲旅。

洪、杨在三里圩大捷后，还是缺乏发展战略，一意执着单纯防御基地，大军分屯于七十来个村圩，“营皆散处，战亦散布”。

周天爵作战的成败完全决定于太平军的战略指挥意图。据守东乡一月之后，太平军盐、硝奇缺，被迫多次遣小分队武装争夺黔江渡口，甚至远袭新圩，求得补给，但遭到失败。洪、杨的错误战略指挥再次导致新的物质困难，清军坐战切断了补给线。时间越长，军资越缺，军心不免动荡，士气也受到影响。可是，洪、杨始终没有把物质困难与战略失误联系起来思索，以寻求新的战略决策。相反，只是采取一些有限的战术机动，或加强精神动员，企图借此度过物质难关。

正在此时，清军阵营发生了突然变故。李星沅担心太平军“既图象州”，而防御空虚，决定亲赴武宣。5月12日病逝军营，引起更剧烈的混乱。这给了太平军突围转移或者发动攻势的极好时机。洪、杨决意移营转进，清军不设防的大林一线正是最理想的转移路线。他们确定了突围的时间和方向，但很快为周天爵侦悉。

5月15日四更，太平军顺利“由三里圩、东岭、大林、小林一带窜出，东奔东北而去”，攻取边界重镇庙旺。22日，太平军转移行动胜利结束，全军进驻中平、百丈、新寨、寺村一带。周天爵由武宣赶到象州，与乌兰泰会合，双方在象州中平一线重新武装对峙。

史实表明，太平军突围转移的原因与江口圩转移东乡基本相同，不是为了实施发展战略，而是屈服于物质补给枯竭，不能继续坚守东乡。突围方向与路线是清军没有设防的武宣象州边界，与所谓进军桂林没有任何联系。

转移时，清军堵截兵力一千七百人（不包括象州守军），武宣追击兵力六七千人，由于内部分裂，士气低落，无法实施追堵计划。这是太平军顺利转移的重要条件。

中平是象州东境较大的圩镇，周围毗连武宣、桂平、平南、修仁、永安等五个州县，地处武象至桂林交通线的起点上。

洪、杨并无发展计划，而在中平、新寨、百丈一带分布兵力。洪秀全驻新寨，东南傍倚瑶山天险，是相对安全的后方。北线中平、仁义、谢官等村配置重兵，构筑坚固工事，安设大炮，与清军主力相持，构成正面战场，拱卫整个基地。百丈是侧翼战场，部署部分主力，防御象州清军的进犯。这样，三圩将士相互援应，形成强有力的军事犄角。

洪、杨尚未意识到起义七个月来的战略指挥失误，仍然实施简单低级的单纯防御战略，只是转变了防御战场。而且，中平比江口圩和东乡条件更差，“形势虽险而粮秣无多”，盐、硝、铅子当然更加匮乏，长期坚守愈加困难。

清军阵营此时正在实行指挥中枢的彻底改组。4月10日，清文宗任命首席军机大臣、大学士赛尚阿前往湖南、广西边境，督办防堵事宜。次日，授钦差大臣，以重事权。

赛尚阿，蒙古族正蓝旗人，阿鲁特氏，字鹤汀。道光时，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操守较廉正，处事谨慎保守，颇乎时望。咸丰帝即位，罢黜穆党后，受到倚任，擢为首揆。他被派湘桂边境系明发上谕，实际是取代李星沅。同时，八旗宿将达洪阿、巴清德奉调协同办理军务。咸丰帝征调镇将长瑞、长寿兄弟与侍卫开隆阿督兵，乌兰泰先行入桂帮办军务。启用这批满蒙将帅替代汉官僚指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是皇帝的最新决策。他以为这笔赌注可以改变现状，立见效益。

阿鲁特・赛尚阿

咸丰帝在兵力、军饷上特殊优待赛尚阿，先后调集川、黔、鄂等省绿营及京营八旗六千人赴广西，加上已有一万五千名兵勇，清军总兵力增至二万人以上。军饷也格外宽裕，先后拨国库、内帑及粤海关备银共三百六十万两。当初李星沅数次请饷，一拖再拖，仅获准八十万两。而且，咸丰帝御赐“遏必隆刀”，许以军前便宜行事。赛尚阿也踌躇满志，以为兵多饷足，事权归一，定可从速奏功，献俘于阙，图报皇帝知遇倚任之恩。

7月2日，赛尚阿驰抵桂林，主持军事。新任巡抚邹鸣鹤则于6月26日先至桂林，按察使姚莹早在4日入省。

由赛尚阿举荐，一批颇有才干的官员，如严正基、许祥光、江忠源、丁辰拱等相继奉旨抵达军营。可见，咸丰帝和赛尚阿把太平天国视作威胁清廷的主要反抗力量，必须大征大调，集中人才，尽速扑灭这场方兴未艾的革命。

清军企图歼灭太平军主力于中平，然后乘胜展开钳形攻势，直捣新寨，扫荡太平总部。在战术上，逐步收缩包围圈，而后全线同时突击，显然比以前的松散攻击高出一筹。一旦得逞，太平军全线告急，不能同时兼顾三路。况且弹药缺乏，火力薄弱，增加了防御困难。

洪、杨积极准备反围剿斗争，决定在敌人尚未发动攻势之前，先发制人，集中精锐各个击破清军分进合击的军事阴谋。

因为向荣用兵狡诈持重，难以捕捉战机。乌兰泰初次督兵，不了解太平军战术规律。6月8日，黔兵甫抵独鳌山，未及扎营，太平军即由中平、仁义出小队分进骚扰，使清军直到半夜方才休息，已是疲惫不堪。第二天，6月9日，太平军向疲惫的清军发起大规模进攻。

太平军出动三百余人，由独鳌山西角佯攻清军。乌兰泰下令伏击。太平军诱敌过河，主力佯作奔溃。乌兰泰判断“其势已倒”，令黔兵“过桥追杀，”孤军冲入伏击圈。壅流将士开坝放水，溪河猛涨，桥南清军退却线被切断，被太平军包围，斩杀、淹毙三百人。

已经退至南山头的二三十名太平军立即用缴获的十四门大炮，猛轰乌兰泰营盘，伤毙清军颇众，而桥南伏击战同时揭开。乌兰泰应接不暇，心急如焚，败局已定。向荣闻讯，遣总兵李伏率一千名楚兵与提勇前来接应。太平军已经鸣金收兵，胜利结束战斗。

收拾乌兰泰，稳定了西北方向的局势，洪、杨立即转兵西线，迎击周天爵从象州东犯。

11日，太平军主力进扎百丈备战。太平军两路迎战，并设置伏兵，还派分遣队抄截清军退却线。东路相持，西路英勇不愿卖命，大呼奔溃。太平军伏兵杀出，并与增援的滇兵肉搏。适抄截分遣队由后路截杀清军，歼敌百余名。周天爵“兵败十里不能驻”，当晚逃回象州。

至此，清军三路会剿计划胎死腹中。向荣是这一计划的倡议者，看到乌兰泰、周天爵连吃败仗，担心太平军惩罚楚兵，遂派李伏率兵勇发动一场小攻势，又被太平军击败，把总熊士贵毙命。接着，向荣知会乌兰泰，于15日撤出都金岭。乌兰泰见两路都已撤回，也在当天溜回罗秀。三路清军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但士气大挫，不敢轻言进攻了。

6月12日后，战场上呈现着沉寂的对峙状态，双方暂时没有积极的进攻或运动的意向。清军在等待赛尚阿入桂及新的援军，洪、杨则考虑突围转移的军事安排。当夜，中平、仁义的太平军向内线收缩兵力，由新寨、百丈进至寺村。7月6日，太平军前队大败桂平团练，控制紫荆、鹏化山区，乘夜击溃刘继祖、李孟群练勇，攻占新圩。太平军复据西自东乡、东止新圩的原来基地，转移任务胜利完成。当时清军有一万七千人之多，如果迅速前堵后追，必将给太平军转移带来极大的军事障碍。

从金田起义到重返新圩，太平军转战了三个战场，再次迁回起义原点，历时七个月。其间，清廷三易统帅，调集最精锐的绿营，由能征惯战的向荣、乌兰泰指挥军事，但屡遭惨败。赛尚阿到任第一天，即被当头一击。

随着清军不断驰援，逐渐改变了前线双方军事实力的均衡状态，太平军开始面临着一个空前艰难的战争阶段。而导致这一艰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洪、杨在七个月来并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战略方针，也没有确立一个坚定明确的战略方向，他们还没有摆脱初期战争必然出现的保守性与盲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