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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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拥有一个由意大利人、德意志人、法国人和英国人组成的庞大宫廷乐队，王室教堂是都铎王室时期音乐人才的荟萃地，托马斯·塔利斯、威廉·伯德和约翰·布尔都曾在那里工作过。

伊丽莎白女王本身也对音乐十分热情，除了鲁特琴与小键琴技巧高超外，她甚至“为芭蕾舞音乐和普通乐曲谱曲，进而演奏且随之起舞”。

她慷慨资助音乐大师汤马士·泰利斯与威廉·拜尔德，两人皆对她赞誉有加。

她演奏过的小键琴，上面还有波林家族家徽，目前依然珍藏在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中。

王室既通过多种方式来增加音乐家的收入，又通过免税来减少他们的支出。

在宫廷中，资助音乐家的方式包括直接赠送礼物给受欢迎的音乐家，或者赐予官方土地租赁和大学租赁的权利。

约翰·布尔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从王室的慷慨中获益，他获得了拉德诺森林21年租期的权利。

当埃塞克斯伯爵的一个门客与那里的佃户达到协议时，布尔得到了每年10或12英镑出租王室土地的权利。

威廉·伯德也向国家申请了一份租约，将一份21年的土地赠款恢复到40英镑。

他说，他请求这种帮助，是因为繁重的宫廷任务使他无法带学生以弥补王室收入。

伊丽莎白女王答应了他的请求，并令沃尔特•米尔德马爵士租用伯德的土地，租期为21年，但价值只有30英镑。

1575年，威廉•伯德和他的老师兼朋友托马斯•塔利斯找到了另一个额外的收入来源，他们获得了一项皇家专利，拥有21年的时间来印刷音乐和音乐文件的权利。

在同一年，他们出版了《圣歌集》，但从中获利甚微，此后的13年里，英国几乎没有任何具有艺术意义的音乐作品出版。

1588年，音乐印刷开始蓬勃发展，在随后的8年中，出版社出版了至少17种出版物，其中大多数是伯德和他学生托马斯•莫里的作品。

1596年伯德的垄断地位一消失，音乐的种类就变得更加广泛，1597年是英国音乐印刷直到内战后最具生产力的一年。

然而，到了1598年9月，莫里赢得了王室的支持，垄断再次给印刷业带来了新的财政负担，从而限制了音乐出版。

伴随宫廷音乐家而来的薪金，远比乡村音乐家所期望的要慷慨得多。

一名宫廷表演者每年获得40英镑，制服支出上的16英镑是大部分大教堂教区牧师收入的四倍。

一个熟练的音乐家可以同时兼任几种乐器的表演者、音乐老师和作曲家，除此之外，还有王室控制下的专利、租赁、垄断、闲职和补充职位。

因此，高工资、王室专利和补助以及各种优惠待遇使得王室音乐家的生活变得有利可图，以至于他们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他们的职位，并训练自己的儿子和亲属来继承。

这种继承职位制使得父亲可以安排儿子在皇家服务，以便于他们可以随时获得空缺职位。

父亲去世后，儿子们作为直接继承者，继续维持家族的地位和收入，这些职位不仅被赐予现任持有者，而且还被授予继承人。

赞助人提供全职或兼职工作、金钱或其他方面的报酬，以及获得乐器的机会。

此外，他有义务保护他的雇员，并协助他在私人事务内外的发展。

作为回报，音乐家同意使用自己作为表演者和教师的技能，并偶尔为他的主人承担非音乐的职责。

塞西尔的赞助还扩大到至少7名其他兼职或偶尔提供服务的成年音乐家，其中4人受雇于王室。

伊丽莎白女王时的歌手兼琵琶演奏者罗伯特•哈尔斯；爱尔兰钢琴师科马克•麦克德莫特，塞西尔之前的雇员之一。

以及在皇家管乐队演奏的约翰兄弟和因诺森特•拉尼尔；宫廷礼仪官和竖琴师霍尔伯恩，主要在伊丽莎白统治的最后几年担任国务卿的情报员。

音乐学徒禁止在主人的住所外表演，或者未经许可不得擅离职守。

在伊丽莎白晚期和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付给专业家庭音乐家的年薪从40先令到40马克不等，即26英镑13先令4便士。

塞西尔乐队的常任成员获得了每年20英镑相当可观的工资，外加一些零星的礼物，很少有音乐家在私人服务中享受到这种种经济报酬，只有塞西尔最资深的侍从才能享受到。

私人服务的晋升范围有限。

有时候，音乐家们会试图从地方一级的家庭转移到宫廷赞助人那里，但对塞西尔的雇员来说，唯一的晋升机会是为皇室服务。

音乐家和学徒主要是在公共场合和私人场合服务于塞西尔和他的客人，诸如白厅的住所和伦敦的机构中、西奥博尔兹和哈特菲尔德住所。

塞西尔的乐队可以提供多种声乐和器乐演奏，包括独奏和合奏表演。

教学是音乐家职责的一部分，塞西尔的孩子都是由他的家庭成员训练的。

与大多数职业不同的是，私人服务中的音乐学徒不是直接从主人那里接受培训，而是从赞助人出资雇佣的家庭佣人或家庭教师那里接受培训，后者是孩子的负责人。

尽管塞西尔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赞助了一个由朋友和艺术家组成的世界性圈子，但他很少雇佣外国音乐家。

在伦敦繁荣发展的金融与商品市场中，新的商业形式不断涌现。

戏剧总有一批数量庞大的客户，报酬不错，比之难以捉摸的恩主来得可靠，但剧团并不能完全独立运作，只有在某位贵族或官员的保护下，才能持续运转。

英国为规范社会秩序，颁布了一系列严厉的法案，1572年颁布的第二部法案对“无业游民的惩罚”做出了规定。

划入惩罚之列的无业游民包括“所有不隶属于任何男爵或更高级别贵族的剑士、饲熊者、幕间剧演员及咏游诗人”，如果你不是某位大贵族的家臣，就可能会遭到鞭笞和烧穿耳朵等惩罚。

为了躲避这些法令的伤害，职业剧团开始寻求贵族的庇护，把自己称作是某一王公贵族的“仆人”。

由皇族保护的剧团最早出现于1482年：埃塞克斯和格劳斯特公爵剧团，即后来的理查三世。

1494年，亨利六世在宫中也养了一批职业演员，他和他的继承人每年向他们支付一定的薪金和恩赐，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伊丽莎白时期。

因此，这一时期的剧作家和剧团都致力于获得贵族的赞助。演员们想出各种办法进行自保，包括投靠某个大贵人，穿上贵人家的制服，佩戴家徽等等。

莱斯特伯爵于1574年设立并资助了英格兰第一个专业的剧场表演团体。

莎士比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入戏剧圈的，迫于生活所需，不得不找一位稳定的、有权有势的赞助人。

从国王到大臣都纷纷成立各自的剧团，供养专门的剧员、演员和撰写剧本的作家。

莎士比亚从一个斯特拉福特小镇的无名之辈到震慑文坛的巨擘，他的成功离不开英国王室的支持和偏爱。

君主和贵族庇护的出现表明对剧院支持的增加，这些赞助人向剧团提供赞助，突出了表演艺术对社会上层的吸引力。

尽管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通过了许多反戏剧的法律，但对剧团的赞助并没有改变，这表明剧院仍然受欢迎，并且对赞助人来说有利可图。

赞助也是贵族巩固其地位的一种方式，即“戏剧和表演者必须足够有趣，以反映赞助人的地位。”

伊丽莎白统治初期，戏剧的受欢迎程度不断增加。伊丽莎白参与表演艺术并不是鼓励更多的人参与，而是把支持和倡导戏剧表演作为一种职业和文学体裁的手段。

赞助是由支持艺术的贵族或家庭给予的，“这些赞助人以其声誉确保接受新的艺术形式成为社会和文化结构的一部分。

除了为剧院提供财政资源之外，作为赞助人，贵族还可以得到女王的青睐，因为他们都支持同一事业，而剧团往往也是宫廷娱乐的方式之一。

15至17世纪初的欧洲女性不仅作为观众，而且作为剧作家、翻译家、女演员、赞助人、股东、剧院雇员和剧团领导者参加公共和私人戏剧活动。

伊丽莎白一世、丹麦安妮、凯瑟琳·德·梅迪西斯和玛丽·德·梅迪西斯等君主为戏剧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女性被禁止进入公众和大学，但与欧洲贵族女性一样，她们在宫廷和贵族家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成为赞助者、作家和假面舞表演者。

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是英国最著名的剧团赞助人，16世纪80年代，女王供奉剧团在宫廷和英国公共剧院演出，获得了极大的声望。

在女王的领导下，其他贵族女性也获得专利权，并以她们的名字命名剧团。

由于伊丽莎白是各项艺术活动的主要赞助者，所以她花费了大笔经费用于宫廷和大学的戏剧作品。

事实上，许多戏剧先在王宫内首演，也就是说一出戏剧在真正呈现给大众观赏之前，早已在一个理想的环境中预演过了。

当时，舞台演员们常常会被观众飨以如雨下的臭鸡蛋，可是伊丽莎白却提供了一个让他们先好好表演的环境，以免他们一开始就得面对一群粗野喧嚣、缺乏鉴赏力的平民百姓。

剧团里的演员个个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享有特权，专门在宫中为女王演出。

他们拿的是宫廷俸禄，待遇与女王身边的仆从一样，穿的是“内室侍从”的制服。

作为女王陛下的御用剧团成员，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深受欢迎，并且所得报酬不菲，接近于别的剧团的两倍。

彭布罗克伯爵夫人玛丽·西德尼是最具影响力的女性赞助人之一。

她不仅是富有成就的艺术圈的中心人物，还赞助了一个小剧团——彭布罗克供奉剧团，并翻译了罗伯特·加尼尔的戏剧《安东尼的悲剧》。

当玛丽·西德尼的丈夫成为威尔士马尔凯大区的枢密院议长时，他继续赞助剧团。

16世纪90年代初，拉德洛举行了一系列演出，也是玛丽·西德尼写作和赞助的主要时期：1590年6月-1596年8月的女王供奉剧团。

1593年8月，与莎士比亚有关的斯特兰奇勋爵供奉剧团。

1595年和1596年的伍斯特伯爵供奉剧团，以及1596年的埃塞克斯伯爵供奉剧团。

尽管彭布罗克供奉剧团只是一家小型剧团，没有发展起来，后来甚至被海军上将供奉剧团所合并。

但彭布罗克伯爵至少在他妻子翻译和鼓励私人戏剧期间，在他的各个住所附近，给这些演员提供了他名义上的保护，并且鼓励他们的表演。

这家剧团的存在时间很短，致使其存在期间的活动变得更为重要：彭布罗克供奉剧团可能只在1592年和1593年才开始活动，当时伦敦剧院因瘟疫而关闭，1597年剧院因政务原因而受到限制。

玛丽·西德尼和她的丈夫非但没有攻击大众戏剧，反而在这些动荡的年代为演员和剧作家提供了可替代的就业机会。

英国的文化赞助传统由来已久，自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起就已兴起对教育的赞助，阿尔弗烈德国王“在摇篮中就对智慧满怀爱慕之情”。

他还尽力鼓励宗教和学术活动，尤其是重视发展教育事业，他宫廷中的基督教文化同北欧人百无聊赖的野蛮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由于阿尔弗烈德的努力，撒克逊人和丹麦人后来水乳交融，形成了统一的信奉基督教的英格兰。

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为数不多的学者队伍里，阿尔弗烈德大王的地位也格外突出。

他不但具有追求知识的强烈兴趣和传播知识的能力，而且还是一位国王和战略家，对文化教育的推动作用也是他人无可比拟的。

阿尔弗烈德不仅兴办学校，组织指导学者从事研究和翻译，还亲自翻译了比德的《宗教史》、编译了奥罗西斯的《世界史》。

另外，阿尔弗烈德还授意学者写作《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可惜这些史作有的没完成，有的陆续散失了。

阿尔弗烈德王的后继者继续他的赞助事业，16世纪初，亨利七世的母亲玛格丽特·博福特夫人在剑桥建立了两所新的学院——基督学院和圣约翰学院。

玛格丽特夫人去世七年后，她的老朋友和忏悔者罗切斯特主教约翰·费舍尔给予基督学院很多帮助，以至于他被认为是其创始人之一。

16世纪晚期，苏塞克斯伯爵夫人留下了5000英镑的教育遗产。

她的侄子约翰·哈林顿爵士扩充了这笔遗产，并于1596年在剑桥建立了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

科利特创办了圣保罗学院，费希尔在剑桥的活动和理查德·福克斯在牛津的活动都是为了满足大学里新的需要，费希尔希望把剑桥提高到牛津的水平。

费希尔通过设立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选修生奖学金的方式，极力促进剑桥的圣约翰学院成为教授三种语言的学院。

几年后，温切斯特主教理查德·福克斯在牛津仿效费希尔的榜样。

他于1517年建立圣体学院，使牛津有了一个古典文学、特别是希腊语占据崇高地位的地方。

虽然亨利八世经常被批评在教育方面做得不够，但事实上，他是16世纪最伟大的教育赞助人。

他不仅在1546年建立了两所新学院，还在希腊语、希伯来语、医学、神学和法律等领域创立了十个皇家教授席位——每所大学各有五个。

此外，他建立了二十多所文法学校，包括坎特伯雷国王学校，以取代1536年至1540年间消失的修道院学校。

伊丽莎白女王非常重视教育大计，致力于伊顿公学与西敏中学的建立。

她热切希望中上层人士都有文化涵养，因此创办了文法学校，延续了英王爱德华六世草创的教育基业。

伊丽莎白女王给牛津大学耶稣学院提供了如此多的帮助，以至于人们普遍认为她是该学院的主要创办人。

实际上，该学院是圣大卫大教堂的财务主管休·普莱斯博士于1571年创办的。

16世纪80年代，伊丽莎白女王为牛津和剑桥的贫困学生设立了11项奖学金，但她最伟大的教育工作是在即位后完成的。

1560年，她创办了威斯敏斯特学校，这是一所优秀的文法学校，招收了120名男生，其中40人获得全额奖学金。

伊丽莎白成立了100所免费的文法学校，在温彻斯特、伊顿、圣保罗及史鲁斯伯利等地早另建“公学”，容纳家世显贵的孩子。

现在又增加了拉格比学院、哈罗学院及麦钱特泰勒斯学院等。

剑桥大学中，沃尔特·米尔德梅爵士捐款成立了伊曼纽尔学院。

伊丽莎白的财政大臣于伦敦建立了格雷舍姆学院，讲授法律、医药、几何、修辞，及其对工商阶级有用的学问。

他规定授课不但应以拉丁文且应以英文为主，因为“商人及其他市民”亦会来听课。

在英国海军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前夕，赫特福德郡一位富有服装商的遗孀乔伊斯·弗兰克林夫人给剑桥的伊曼纽尔学院、牛津的林肯学院和布列斯诺斯学院每个学校留下了400英镑。

彭布罗克第三任伯爵威廉·赫伯特是他那个时代以及后来贵族之中资助学者力度最大的人之一。

他把大批优秀图书和手稿捐赠给牛津大学图书馆，图书馆的存在就是对他慷慨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