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归处是敦煌》作者：樊锦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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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要讲的这本书，叫作《我心归处是敦煌》。这是著名的敦煌学者、被誉为“敦煌女儿”的樊锦诗的个人自述。在这本书里，有关文化、有关选择、有关坚守、也有关信仰。

说起樊锦诗，就一定要说到敦煌莫高窟

2020年的夏季，很多人都记住了考古女孩钟芳荣。这个考取了湖南省文科第四名的留守女孩，本来可以任性报考北大的各种热门专业，可她却偏偏选择了“考古”这个略显冷门的专业，以至于很多网友都说，好不容易寒门出贵子，为什么要选一个既“没钱途”，也“没前途”的专业呢？

面对网友的担心，钟芳蓉的回答得很淡然，她称自己从小就喜欢历史和文物，并且受到樊锦诗先生的影响，所以选择考古专业。听完钟芳荣的解释，很多人疑惑，樊锦诗是谁？她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魅力，可以影响到一个小姑娘的人生选择呢？

说起樊锦诗，就一定要说到敦煌莫高窟。

你也许没有听过樊锦诗的名字，但你一定听说过敦煌莫高窟。而樊锦诗，就是那个把一生都献给了敦煌莫高窟的人。

2019年度感动中国曾这样评价她：“舍半生，给茫茫大漠。从未名湖到莫高窟，守住前辈的火，开辟明天的路。半个世纪的风沙，不是谁都经得起吹打。一腔爱，一洞画，一场文化苦旅，从青春到白发。心归处，是敦煌。”

樊锦诗从事敦煌文物工作60余年，为敦煌石窟的保护、管理和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她提出了“数字敦煌”概念，希望利用数字化技术，永久地存储莫高窟内的文化遗产。2020年，微信小程序“云游敦煌”上线，大漠深处的文化瑰宝，终于飞入了寻常百姓家。这一切，都离不开樊锦诗的努力。

2019年，樊锦诗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2020年，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202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其颁发杰出贡献奖。这一年，樊锦诗还拿出2000万元人民币，设立专项基金，一半赠给了母校北京大学，一半赠给了敦煌研究院。有人可能会疑惑一个学者怎么会这么有钱呢？其实，这些钱是她近年来获得的各类奖金，为了凑够这2000万，樊锦诗甚至拿出了夫妻二人多年的积蓄，而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敦煌的事业和发展。

现如今，樊锦诗先生已经86岁了，为敦煌付出一生的她，也因此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敦煌的女儿”。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樊锦诗与敦煌的一生情缘。

从上海到北京 从未名湖到莫高窟

1962年，一个女生背着大大的行李，辗转火车、汽车，历经三四天，终于跟随老师到达了敦煌莫高窟，这个她心中无限向往、无限景仰的地方。五彩斑斓的壁画和彩塑，让她深深着迷。虽然只是大学实习的短暂停留，但这次相见，却是樊锦诗与敦煌缘分的开始。这一年，樊锦诗24岁。

24年前，她和双胞胎姐姐一起出生在北京协和医院，父亲以“诗书”为姐妹二人命名，姐姐叫樊锦书，妹妹叫樊锦诗。樊家家境优渥，樊锦诗从小在上海长大，住着干净整洁的公寓，吃着精致的西餐，受着评弹、昆曲等艺术的熏陶。她目睹过上海“十里洋场”的繁华，也见过因战争流离失所的贫苦生活。面对日本对中华民族的入侵，小小的樊锦诗心中，种下了报效国家的梦。

因为早产出生，樊锦诗的体质一直比较弱，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还感染了小儿麻痹症，双腿变得毫无知觉。当时中国的医疗条件很落后，一旦得了小儿麻痹症，轻则瘫痪，重则死亡。一家人四处求救，都没有结果。最终，是姐姐血液里的抗体挽救了樊锦诗的性命，可她的腿还是落下了一点儿毛病，变得没那么利索了。可就是这两条瘦弱的腿，从上海这座大都市走到了北京大学，又从北京走到了大西北，走过荒漠和戈壁，走到了那么远的敦煌。

从毕业实习第一次见到敦煌后，樊锦诗的人生，就和敦煌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了。一年后的毕业分配，由于敦煌研究院紧缺专业人才，北京大学将参与过敦煌实习的樊锦诗和马世长分到了敦煌研究院。

刚听到这个消息时，樊锦诗的心中并不好受。因为她体质很差，根本无法适应敦煌的生活。实习时，她便遭遇了严重的水土不服，加上营养也跟不上，她几乎每晚都失眠，白天也经常走不动路。担心她生病，没到三个月，带队老师就让她提前离开了敦煌。三个月的实习已经让她吃不消，更何况到那里长年累月地工作。

除了身体的原因，还有一重现实因素，那就是爱情。樊锦诗的男友彭金章被分配到了武汉大学，距离的阻隔，是否会葬送两个人的爱情呢，樊锦诗的心里没有答案。

此时，上海的父亲也知道了樊锦诗的分配去向，焦灼的父亲亲手给校领导写了一封厚厚的信，希望学校照顾樊锦诗身体，改派工作地方和单位。但这封满是父爱的信，樊锦诗最终没有交给学校。那是祖国最困难的时期，国家需要他们到什么地方去，他们就到什么地方去，这是那一代人骨子里纯粹而真心地想法。何况，北大还允诺樊锦诗，三四年后，学校会重新分配新的考古专业毕业生去敦煌，到时候樊锦诗就可以和家人在武汉团聚了。

带着这唯一的希望，樊锦诗踏上了去往敦煌的路途。只是她没想到，这一去就是一辈子。

生活的贫苦，精神的孤寂，家庭的亏欠

敦煌莫高窟的生活，可以说是艰难困苦的。这里几乎与世隔绝，目之所及，全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去一趟最近的敦煌县城，都需要走大半天的路。在研究院的生活也非常艰苦，职工住的房子是原先的马厩改造的，天花板是拿旧报纸糊的。

冬天的敦煌极冷，晚上睡觉要是炉子没封好，零下二十度的气温，睡着也要给人冻醒。白天，他们还要到冻成冰层的宕泉河上，凿冰取水。在樊锦诗的记忆里，宕泉河的水永远都是苦咸的，这样的水用来洗衣服，也要在衣服上留下一道道的白碱。为了解决吃水的问题，大家也尝试过打井取水，可井水的碱也很大，不适应的人喝完就拉肚子。

这样的土地和水质，就更不要指望有什么新鲜蔬菜了，大家吃得最多的菜，就是土豆片、萝卜片和白菜片。偶尔到了春天，榆树结了榆钱，把榆钱摘下来，撒上盐往锅上一蒸，就成了莫高窟人最稀罕的美食了。

除了生活上的贫苦，精神上的孤寂也是樊锦诗需要克服的障碍。一开始来敦煌时，樊锦诗还安慰自己，三四年后学校就会给自己重新分配。可随之而来的“文革”，让一切都变得未知，那些自顾不暇的校领导，哪里还能想起来荒漠里的樊锦诗。这让樊锦诗陷入了巨大的惶恐与不安之中。毕竟当时的敦煌和北京、上海相比，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人总是活在比较之中的，年轻的樊锦诗也不能例外。刚到敦煌工作时，她只要回忆起过去的生活，上海的家人，北京的景象，就会感到一种巨大的失落。她感觉好像全世界都把她遗忘了，北大把她忘了，男友也把她忘了。

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不止一次地偷偷掉眼泪。这种失落一直缠绕着她，将她拽向忧郁的深渊。为了抗拒这个深渊，樊锦诗强迫自己学会遗忘。她把姐姐送给自己的小镜子藏起来，不再每天照镜子，她也渐渐习惯了没有地板的泥地，习惯了永远扫不干净的沙尘，习惯了半夜老鼠掉到枕头上，爬起来掸掸土，若无其事地继续睡。

除了这些，最让樊锦诗感到失落的，是对家庭的亏欠。她不是一个好女儿，父亲去世时不在身边，母亲和两个弟弟没有工作，可樊锦诗远在他乡，根本照顾不了家里，只能通过给家里寄钱的方式，尽一点孝心。

在个人小家庭方面，她不是一个好妈妈，大儿子出生时，连一件婴儿的衣服都没有，去上班孩子没人带，就只能把他捆在襁褓里。但是孩子大了就捆不住，有一次还从床上滚了下来，滚到了炉子下面的煤渣里，幸运的是孩子没有什么大碍，要是滚到滚烫的炉子里，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无奈之下，樊锦诗只好把孩子送到河北的姑姑那。老二更是从小就在姑姑那长大，两三年没见过妈妈。因为长年缺位，孩子的教育受到了影响，老大的成绩不好，老二也只读到了大专。

在婚姻中，樊锦诗说自己也不是一个好妻子，和丈夫从结婚开始就两地分居，孩子也是丈夫带大。最终，丈夫还为自己舍弃了创建的武大考古系，远赴敦煌。

此生注定，她是莫高窟的守护人

那听完了这些，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疑惑，物质上的贫苦、精神上的孤寂、家庭上的亏欠，在敦煌工作面临的困难这么多，到底是什么支撑着樊锦诗，让她一辈子都留在了敦煌呢？

是常书鸿、段文杰等前辈们的精神感召，让她留了下来。常书鸿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也被誉为敦煌的“守护神”。他留学法国，是著名的艺术家，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在法国声名鹊起，过着上流社会的优渥生活。但他的人生轨迹，因为一次意外被彻底改变了。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法国看到大量从敦煌盗来的绘画雕刻，震撼的同时又深感惭愧。看到祖国的艺术瑰宝任人掠夺破坏，常书鸿毅然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当年，常书鸿面对的莫高窟，已经五百年无人管理，几乎是一片废墟，可他毫不畏惧，不仅没有走，反而把家在重庆的妻子、儿女全都接来了莫高窟，全家在此落户。因为生活太过贫苦，妻子突然不辞而别，常书鸿骑马去追也没追回来。遭遇家庭离散之痛的他并没有离开，而是带着两个孩子，继续坚持在莫高窟工作，直至生命的终点。

而后，段文杰接过了常书鸿的大旗，继续敦煌的事业。段文杰和妻儿也是长期两地分居，他们一家在分别十一年之后，才在敦煌团聚。段文杰学的是国画，是敦煌壁画临摹工作的主心骨。期间，他还因为时代原因，遭受了很多不公平待遇，白天进洞临摹，晚上参加体力劳动，他搬过石头，扫过厕所，甚至还下放农村养过猪、养过鸭。在极不公正的境遇之下，段文杰始终没有倒下，仍坚持自己热爱的临摹。他说自己只要进了洞，就会全然忘记了烦恼，内心一片平静。接任所长后，他带领大家拿出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状况。

为了保护莫高窟这座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文化遗产，多少像常书鸿、段文杰一样的莫高窟人，奉献出了自己的一生。如今同样的使命也落在了樊锦诗身上，这或许就是莫高窟人的宿命。

是丈夫的牺牲支持，给了樊锦诗前行的动力。刚刚来到敦煌莫高窟时，樊锦诗也不是没有想过离开。出发敦煌之前，她正和北大的同学彭金章谈恋爱。当时两个人约定，三四年后，等学校将樊锦诗调离敦煌，两个人一定再团聚。可现实却是，樊锦诗被长久地遗忘在了敦煌，可彭金章不离不弃。两个人婚后十九年一直处于分居状态，连两个孩子，都是彭金章自己一个人带大的。

彭金章是武汉大学考古学专业的创办人，在武大的事业也是风生水起，尽管盼望着和妻子团聚，但看到妻子对敦煌的不舍，他牺牲了自己的事业，主动提出调来敦煌。

在年过半百的年纪里，他在敦煌从零起步，每天像民工一样，浑身上下一身土，一天到晚待在石窟里。他主持考古发掘，发现了莫高窟北区的石窟，对敦煌莫高窟的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丈夫的支持，也让樊锦诗彻底放下了心中对家庭、对子女的牵挂，得以安心待在敦煌。因此，樊锦诗总是说，我的先生很了不起，他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人。没有他的成全，就不会有后来的樊锦诗。大概，这就是爱的最好的告白吧。

是割舍不下的敦煌情结，给了樊锦诗坚持的动力。樊锦诗说过：“敦煌是我生命的重要构成，我也是它的一部分。”虽然数次有过离开莫高窟的念头，虽然四下无人的黑夜她默默流过很多眼泪，但是只要一走进石窟，樊锦诗就感觉，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在最孤寂的日子里，樊锦诗不止一次地问自己，余下的人生究竟要用来做什么？留下，还是离开敦煌？可在敦煌待得时间越长，她就越觉得敦煌了不起，越觉得有许多工作要做。对敦煌的热爱，从心底开始蔓延，成为了樊锦诗的内在信念。她觉得自己已经是敦煌这颗大树上的枝条了，离开敦煌，就像从树上砍断枝条一样，是一种锥心之痛。她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离不开敦煌，敦煌也需要她，此生注定，她就是莫高窟的守护人了。

于是，她将自己活成了一个莫高窟人，每天和当地人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进洞调查、记录、研究。1998年，近六十岁的樊锦诗从前任院长段文杰手中接过敦煌研究院的重担，成为敦煌莫高窟新一代的守护人。在临近退休的年纪，她又重新起跑，为敦煌莫高窟的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她的坚持下，敦煌莫高窟躲过了当时旅游开发的风潮，避免了被捆绑上市、过度商业化的厄运。在她的倡导和推动下，《甘肃省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和《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先后公布实施。

与此同时，一大批先进的技术和理念被运用到敦煌遗产的保护当中，特别是“数字敦煌”项目的提出，让敦煌莫高窟的洞窟、壁画借助现代影像和数字技术，永久地被保存下来。敦煌永生，逐渐成为现实，敦煌保护和文化传承，也终于找到了最优解。她还主持出版了《敦煌石窟全集》的第一卷，对敦煌石窟考古进行了系统的整理，使得石窟考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不仅如此，因为自己淋过雨，她还努力地为研究院新来的年轻人撑起伞，努力给他们创造更加好的生活条件，让更多的人才能够留下来，共同为莫高窟的事业做出贡献。听闻一位能干的博士生面临住房困难，樊锦诗低价将自己的房子卖给对方，她毫不在乎金钱得失，所思所想，都是多给敦煌留下一位人才。

她有很多面，但不变的对敦煌的爱

好，讲到这里，《我心归处是敦煌》这本书的内容我们就介绍的差不多了。掩卷而思，眼前浮现出很多个樊锦诗的影像。

她是瘦弱的，以孱弱的双脚，从大都市走向了遥远的戈壁荒漠，且一走就是半个多世纪；她又是坚韧的，在敦煌莫高窟要被划归旅游部门管理的时候，近八十岁的她殚精竭虑、多方奔走，铁着脸和省里据理力争，最终将莫高窟的保护管理权留在了敦煌研究院，避免了敦煌被过度商业化。

她是无情的，毅然拒绝专业不对口的儿子接班到敦煌研究院工作；她又是善良的，为了解决人才的后顾之忧低价出售了自己的房屋。

她是朴实的，半辈子朴素度日，面朝黄土地坚守着莫高窟的事业，在繁华都市长大的她，后来都很少照镜子；她又是时髦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提出以信息技术保护文化遗产的想法，引入计算机保护文物，开启“数字敦煌”项目……

她有很多面，但唯一不变的，是她对敦煌的坚守、付出和热爱。如今，在距地球4亿多千米的地方，一颗以她名字命名的小行星“樊锦诗星”，正在浩瀚的天宇中静静运转、静静闪光。这是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对樊锦诗的致敬。而这样的星光，也照亮着青年学子们的前行路。

前不久的毕业季，我们欣喜地看到，那个报考北大考古系的钟芳蓉，已经成功入职敦煌研究院。在“敦煌女儿”樊锦诗的感召下，越来越多优秀的人开始奔赴敦煌，继续这项伟大的事业，新一代的敦煌守护人正在昂首前行，而这又何尝不是樊锦诗精神的一种传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