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所谓荐举制度，就是朝廷指定一定级别的官员，以一定形式，推荐一定官员的选官制度。这项制度在宋代以前就有，宋代以后也没有消失，但从涉及升改官员多，影响面广，制度化程度高、备受朝廷内外重视等方面来看，宋代则是无出其右。

在宋代，荐举制度与科举制度、铨选制度相辅相成，构成了牵动宋代选官体制发展的三驾马车，成为宋代选官制度得以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

但这项制度也不是完美无缺，它在开创之初就有很多无法克服的制度性问题，到后期更是变得弊大于利。

宋代的荐举制度承袭于唐代。在唐代之前，封建王朝选拔和晋升人才的主要方式一直都是靠不同形式的“荐举”。从唐朝开始，科举制度正式取代“荐举”，逐渐成为了士人入仕的主要途径，而在官员晋升环节，则出现了铨选制度，即通过考核官员的资历、政绩等量化指标，来决定官员的晋升和贬谪。

但“荐举”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而是作为铨选的一种补充留存了下来，唐朝前期的皇帝仍会在铨选之外，不定期地颁布诏命，要求特定官员推举人才，只不过已经不是一项固定化的制度了。

但安史之乱后，藩镇权力变大，很多节度使为了更方便地把自己心仪的人选送入朝堂，所以就不断地要求唐朝政府扩大荐举。在这种背景下，唐德宗最终恢复了荐举制，规定在每年的冬天，符合一定条件的中高级官员，可以向中央举荐具备一定条件的官员。由于该项制度实施于冬天，所以也被称为冬荐制。荐举从此作为制度化的选任方式重新登上了历史舞台。

宋朝立国之后，继承了唐朝的荐举制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很多创新。

首先是被举者的范围扩大了。在隋唐五代之时，被举者仅限于“幕职州县官”，具体来说，就是州录事参军和诸曹官以及县里的县令、县丞、县尉、县主簿等等。

但到了宋代，荐举官员的对象就突破了这一限制。早在宋朝开国之初的太平兴国六年(981)，宋太宗就下诏要求翰林学士，“承旨于常参官内保举堪任三司判官及转运使各一人”；淳化三年(992)，宋太宗再次下诏要求诏宰相等人，“于朝官内举堪任转运使者一人，京官内有才用清明者亦许称举。”这说明，在宋朝初期，被举者的范围就已经扩大到了“常参官”和“朝官”。

到宋真宗时期，从文官到武官，从地方到中央，从差遣到寄禄，可以说都可以被荐举。

其次，举主的范围也不断地扩大。隋唐五代之时，举主仅限于“中书、门下、御史台五品官以上，尚书省四品以上，诸司三品以上”等高级别官员，但到了宋朝，举主的范围就逐渐扩大到了各级官员。甚至扩大到转运使、知州、通判一级的外任官员。

最后是制度规定更加细致。早在如淳化四年(993)，宋太宗就曾下诏规定，举荐“须具逐人历任、劳绩、过犯件析以闻，如经磨勘覆问不同，当罪举主及所言之入，如将来任使，犯入已赃者，亦听连坐”。这说明中央加强了对举荐的监管力度，要求举主举荐时，要认真审核被荐举人的“历任”、“劳绩”和“过犯”等记录，如果审核不严，将来被举人将出问题时，举主要承担连带责任。

大中祥符年间，宋真宗又下诏要求，“群臣保举幕职州县官，不得举才经一任，及无劳绩者，……诏内外官所举幕职州县官并须经三任六考”，并开列了各类官员举荐官员所应遵守的规定，还要求知州、通判以上的官员，每年的岁末，都要在一定范围之内举荐一定数量的官员。

宋真宗的诏书，不但使考任成为了低级文武官员受荐固定条件，也使荐举成为了各级官员的法定义务。

到宋仁宗时期，荐举制度进一步完备。不但对荐举方式、荐举程序、被荐人的数量等细节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而且还确立了荐举回避法，如要求被举人不得是举主的亲属、朋友，现任官，特别是宰执大臣的亲属，以保证荐举的公正性。

这些周密、细致的规定，使得宋代的荐举制成为了中国古代最为完备的荐举制度之一。

在宋代，科举考试只是给士大夫提供了入仕之门，入仕之后，升迁提拔主要靠铨选和荐举。铨选主要通过考核官员的资历和政绩来决定官员的升迁。但实践中，却存在官员资历不够但却才干出众的情况，也存在官员才干出众，但却因人岗不匹配，而不出政绩的情况。而荐举制的特点就在于不拘资格、不次擢人。这就使得这些有才干的人能够通过荐举的方式脱颖而出，从而增加了朝廷获得优秀人才的机会。

与此同时，荐举也给各个岗位上埋头苦干的士大夫们吃了定心丸，使他们相信，只要夙夜在公，即使铨选不合格，也能通过荐举获得提升，从而鼓舞了他们的干劲，提高了行政效率和吏治水平。

从荐举制实现运行结果上来看，该制度也确实为宋朝政府输送了大量有真才实学的优秀官员。

北宋哲宗元祐时，司马光就曾“荐举刘安世为馆职”，刘安世后来历任左谏议大夫等职，以直谏闻名，时人称为“殿老虎”，死后被赐谥号“忠定”，是荐举制度下挖掘的名臣代表。

又如，南宋初年，李纲任相，他就荐举宗泽为东京留守，宗泽在任留守期间“威惠兼著，民心悦服”。终宗泽之任，东京始终在南宋王朝的掌控之下，成为中原军民抗击金军的一个重镇，为南宋朝廷赢得了喘息之机。

再如，孝宗初年，张浚入相等一大批名臣，才使得孝宗一朝成为南宋一代治绩比较突出的时期。

也正因为如此，南宋度宗时期的名臣黄震才会说：“天下之治在人才，人才之进在荐举。”

然而宋代荐举制度也有许多难以克服的弊端。

首先，在荐举制度中，举主和被举者之间的关系，就容易导致一些心怀不轨的举主和渴望提拔的被举者之间相互勾结。举主大肆收受被举者的贿赂，以为他们荐举改官。

南宋时期，举者荐举人所出具的举状甚至成为了明价标价的商品。严重腐蚀了宋朝的吏治，使得经由荐举而被任用的官员大多不能胜任职务，从而降低了官员队伍的整体素质，背离了荐举制度的初衷。

其次，荐举制度还沦为了朋党相争的工具。举主在荐举官员时，大多数时候并不是看他们的才干，而是看是否和自己政见相同。若和自己政见相同，不论是才能和德行如何，也会拼命荐举；若与自己政见不同，不论多么地有才干，也会拼命打压。

像王安石这样的大政治家，在荐举中也不能克服个人好恶，荐举了一大批坚持他政见的人，其中虽然也不乏干才，但也混杂了很多小人；而和王安石政见不合的司马光任相后，又不加区分地将这些“王党”全部免了官。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历史上公认的大公无私的政治家，但即使这样，他们在荐举时，也仍会不自觉地党同伐异，就更不用说一般的举主了。

最后，荐举制度的日益僵化也违背了制度的设计初衷。荐举制度的初衷是不拘一格选人才，但由于荐举的主观性太大，造成了举主滥荐、乱荐，被举人争名逐利的诸多弊端。

宋朝政府为了治理这些问题，所以就对荐举对象限制得越来越死。“历任”、“劳绩”、“出身”、“举主数量”、“过犯”等等可量化的指标，开始替代才干，成为荐举官员的主要标准。但这些量化指标的出现，不但没有克服荐举制度本身的缺陷，还使得荐举的规则愈发繁冗和僵化，愈发向铨选制度靠拢，从而失去了不拘一格和选贤任能的优势。

宋代荐举制度承袭自唐代，但远比唐代完备。这项制度不拘一格，不拘资历、不次擢人的特点，不但为宋朝政府选拔了很多优秀的人才，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吏治水平的提升。

但这项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人治”，受举主的主观意志影响太大，从而导致在荐举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徇私舞弊、党同伐异的情况，从而导致了宋代的吏治腐败和朋党之争。

宋朝政府认识到问题之后，就对荐举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限制，结果非但没有解决荐举制度原有的问题，反而使荐举标准日益僵化，最终彻底失去了“不拘一格选人才”的功能。

宋朝的教训警示我们，在设计选人制度时，要最大限度地排除人的因素。

参考文献：

《宋史》

《通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