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和汉代的陶瓷工艺有着巨大的生产规模和产量，并发展出创新的技术和品种。但应当说两者的陶器工艺还不是这一时期的主导性工艺门类。这是与其他的工艺门类比较来看的，古罗马的金银器和玻璃器工艺肯定要比其制陶工艺具有更高的水平，而汉代的漆器和青铜工艺也要比陶瓷工艺在工艺成熟和上层阶级使用上更占主导地位。

我们如果考察中西方的陶瓷工艺的历史脉络，可以发现在古罗马和汉代这两个时期却都是两者陶瓷工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期。而且两者的转折趋向是不同的。古罗马陶器可以认为是西方传统陶器工艺没落的开端，是呈现衰落趋势的转折期。

在古罗马之前是辉煌的古希腊陶器工艺，从几何风格东方风格到黑绘式、红绘式及白陶彩绘式，古希腊的制陶工艺极具特色和主导性。早期古罗马继承了一部分希腊陶器传统，但之后主要还是发展了自己的工艺，但大大削弱了陶器工艺的主导地位。到帝国晚期，古罗马的传统陶器已经完全消失，古罗马的釉陶器有着多次技术断层，在拜占庭帝国才得到发展。

总体来说，罗马帝国衰败之后，西方的陶器工艺整体转入大萧条期，4至8世纪的很多地方技艺完全中断，陶器留存极少，古罗马时代所熟知的铅釉陶在11世纪才重新出现于北欧回。而到十世纪之后的西方陶器工艺的重新复苏，和伊斯兰瓷器的引入有重大关系，而当时流行于中东地区的白底彩釉和锡白釉的伊斯兰釉器则又完全受到中国高度发达的陶瓷技术的影响。

反观汉代则是陶瓷工艺的提升发展的转折期。中国上古之陶器如仰韶彩陶，龙山黑陶是具有极高的造物地位，进入文明期后，陶器便逐渐退位成一般造物。先秦时期的陶瓷工艺品种有前期出现的灰陶、刻划压印白陶、硬纹陶、原始瓷器和后期有的暗纹陶、彩绘陶、釉陶等。虽然种类繁多，烧制技术完备，但是陶瓷工艺大致是传统技术上的延续，其造型和纹饰工艺也受到青铜器的影响。

陶器主要为下层普通民众所制造和使用，虽也有官方所制用，但只是替代之用非为主流，或用于墓葬明器，主导地位并不明显。但是在两汉时期，几千年缓慢发展的陶瓷工艺在此发生了突变，产生了西汉的低温铅釉陶，和较成熟的东汉瓷器。

至此，陶瓷开始逐步上升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经典造物，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因此，从纵向脉络来看，古罗马和汉代是中西陶瓷历程下降和上升的两大转折期。这样，我们比较汉代和古罗马时期的陶瓷工艺就十分具有意义，通过比较，我们也可在技术工艺这一层面试图去了解两者呈现不同趋向的一些端倪。

古罗马文化的渊源埃特鲁里亚人是以善于制陶而闻名的，而其最早典型陶器则来自古希腊的影响。普林尼在《自然史》中描述一名叫德马拉图斯的富有贵族被驱逐出科林斯后，带陶艺匠人来到意大利。埃特鲁里亚式的彩绘陶器大量是仿造科林斯风格，有早期风格更有许多成熟的黑绘式，在公元前四世纪，还有一些改造过的红绘式陶器。

两地进行大量的陶艺交流，古希腊雅典还有专门针对埃特鲁里亚地区的陶器作坊圆。但是仿古希腊的陶器并没有影响很长时间，埃特鲁里亚人慢慢开始形成自己的一种黑色光滑油亮的布卡罗陶器，这种陶器的烧制使粘土变成黑色，并在烧制前经过仔细打磨。这种陶器完全不同于希腊陶瓶，很少在陶器上绘制，而是凹凸模刻完全仿造当时的金属器，如公元前四世纪精美的马拉瑟纳器具。

进入古罗马时期，布卡罗陶器又被另一种在意大利中部阿雷佐地区的陶器所替代，阿雷汀陶器十分流行，是一种带浮雕装饰的木制陶器，还有一种高卢和不列颠的阿雷汀陶器派生的品种，有徒手制作的巴尔博汀装饰。阿雷汀陶器土质都为赤褐色，风靡于整个古罗马时代，称作罗马赤陶，其后期则不再附浮雕，器形上更像玻璃器具。

另外，当时还有一种薄胎陶器很受欢迎，是用榛子色粘土作原料，器壁完全仿制玻璃器的厚度。汉代陶器最广泛的日常品种是泥质灰陶和南方地区的硬陶器，还有一些红陶和黑灰皮陶。两种主要的陶器烧制可以追溯到很早。在商代的遗址中，灰陶的出土量已经占全部陶器的九成，它主要利用“还原气氛”烧成，所以呈灰色囝，陶胎较硬，形饰简洁，经久耐用。

几何印纹陶在商代也已大量生产。由于烧成温度较高达1150度，所以烧成的硬陶烧结程度高，吸水率低，性能和硬度都较好。因此，从这两种汉代最普遍的实用陶器可以看出，汉代陶器具有上千年的时间延续和工艺技术积累。汉代日用陶器虽然受到铜器和漆器形制的影响，但亦有自身实用的演变特点。

如陶罐就是一例，从西汉到东汉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产生一种小口、束颈的大底罐，其造型似取自原造型的上半部，也许是罐在当时的使用方法上已发生变化引起。另外在南方地区还有双耳罐、双联罐、五联罐、三足罐等器。这表明，汉代的日用陶器比较重视日常实用功能并符合陶器材质本身的工艺需求。从汉代陶器工艺注重积累延续的表现中，我们可以认识到古罗马陶器工艺开始衰落的一些原因。

首先，古罗马的陶器工艺在不断更迭替代。从早期的仿制古希腊风格的盛行，到黑色光亮的布卡罗陶器迅速被流行的罗马赤陶取代，到罗马赤陶随罗马帝国崩溃而完全消失，我们不难看出其工艺技术的断层和突变。《世界工艺史》中评判英国中世纪的陶瓷工艺曾叙述“存在着相对狭小而浅薄的工艺技术的积累。其次，古罗马的陶器工艺在不断被其他主导性的造物工艺所指导和影响。

从布卡罗陶器作为开端，古罗马的陶器就受到金属器工艺的强烈影响，并完全仿制其质感和形态，特拉西吉拉达陶器对银器从工艺到装饰不一二致的进行模仿，它的模制技术消除了陶器手工制作的痕迹。这表现出古罗马陶器已经失去像古希腊陶器那样对材质本身工艺的发展。其三，古罗马时代，陶质品在丧葬活动能中也失去原有的实际功能与价值。

在古希腊时期，随葬的陶明器很常见，还流行罐葬方式。在埃特鲁里亚时期，大部分用赤陶制作骨灰坛，器盖上有各种人物陶塑，一般为卧躺式，十分有特点。但进入古罗马时期，陶器用于丧葬礼俗的就越来越少。古罗马在公元前4世纪到2世纪初主要是火葬，盛放骨灰的骨灰瓮有大理石、岩石、玻璃质、也有陶制的，但骨灰瓮或埋于墓碑下，或放在科洛姆巴利乌姆的建筑里，很少有陶质随葬品。

而在3世纪后，土葬成为主流，其丧葬主要用大理石或木制的棺材，陶质品在墓葬中应用的就更少了。由于崇尚厚葬，汉代用于随葬的明器种类多，数量大，形制殊异，有各种器具，模型和塑俑。由于社会要求，铜器减少作为丧葬品，而替代的明器大部分都是陶器。

典型的器物是彩绘陶，它是在烧成的陶器上涂一层白垩或黄衣作底再在上面直接绘制花纹，纹饰容易脱落，所以一般是仿制铜器和漆器作为殉葬明器，这种陶器比较类似于古希腊公元前5世纪作为明器的白底彩绘陶器。汉代的陶质明器大量使用为死者安排一个模仿现世的重生世界，促使制陶技术广泛的推广和发展。

古罗马和汉代几乎同时出现的铅釉陶是两者陶器技术新的探索与发展。汉代的铅釉陶的发明为后来的唐三彩和瓷器技术的釉下彩、釉上彩以及斗彩奠定了一定基础。而古罗马的铅罗马浮饰铅釉陶前1世纪釉陶使得在罗马赤陶慢慢消失的时候，将古罗马的制陶传统转移到东罗马帝国继续延续下去。

但是铅釉陶工艺已经是古罗陶器技术的最高成就，其工艺发展没有更大的空间，所以陶器在古罗马之后，其自身演变就步入停滞，就算在非常华丽的拜占庭帝国艺术中，陶器也表现的非常朴素。釉料在中西方都出现的很早，在中国商代就出现施釉的陶器，被称为原始瓷器，其施釉为灰釉，其所含氧化钙较高所致，釉层较厚呈青绿，青黄，黄褐色。

埃及也很早有了釉料，其成分主要是西方玻璃的碱性硅酸盐。埃及釉料和原始瓷釉料是较为近似，都属石灰釉。中西方釉料的比较在下节中有详细阐述。到西汉时期，在陕西关中地区首先出现一种低温铅釉陶，它同商周釉陶不同，是以铅的化合物为基本助溶剂的低温釉，熔点在700度左右，着色剂是铜铁，在氧化气氛中烧成，呈翠绿色或黄褐色。

铅釉陶在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境内的地中海东部铅等铅化合物作为媒溶剂，形成黄褐釉’：“陶器和绿褐釉陶器，如现存于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的黄褐釉陶双耳杯就是其中的代表。两种釉陶技术的产生并非来自系尿始瓷西汉相互传播，更多可能是各自独立形成。而且，古罗马时代的玻璃工艺十分发达，在成份单一的釉料技术上没有形成太多的发展空间。

汉代的陶器工艺则有着多线的发展，其除了发明铅釉技术，还在原来长时间的陶釉技术积累的基础上有了更大的成就。沿着商周原始青瓷的探索之路，在东汉时期浙江绍兴、上虞一带创造出了更为成熟的青瓷器，这种青瓷用磁石或高岭土作坯，在1200度左右的高温中烧成，胎釉紧密结合，有较强的光泽感。

这样瓷器工艺就可以更大的变换各种丰富的釉色和刻、划、镂、雕、印、贴、堆塑和彩绘等技法，而且原料易得，成本低廉，比金属器和漆器更为经济实用，所以，东汉青瓷的出现使得中国的陶瓷工艺和技术有了更高水平发展的空间和动力。

综上所述，汉代和古罗马时期陶瓷工艺的不同转折取向，在技术工艺层面的原因主要有这么简单几点。首先，汉代的陶瓷工艺具有延续性和独立性，而古罗马的陶器工艺没有统一的延续性，并且其陶器从技术到工艺都被金属、玻璃、大理石材质所主导和影响。

其次，古罗马不如汉代陶制品在丧葬用品上的应用广泛，限制了其重视程度，应用范围和技术的提高。其三，古罗马由于条件限制和其他材质的强势发展，使得铅釉陶技术后，陶瓷工艺陷入瓶颈状态，而汉代由于出现了瓷器，则大大拓展了陶瓷工艺的表现和发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