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元璋参与推翻蒙元统治的历史时刻，中国正经历了两百余年的动荡与沉寂。宋代两度亡国，宗社覆灭，这一系列的灾难使得人民沦为流离失所的灾民。在蒙元时代，蒙古和色目人成为征服者，而汉人、南方人则沦为被征服的亡国奴，生活在屈辱之中。在这段历史中，对自身身份的认同成为了无法回避的问题。

朱元璋在群雄逐鹿的局势中脱颖而出，最终成为了战胜者。在北伐时，他发布了《讨元檄》，直截了当地指出了华夏与胡虏之间的差异，以及蒙元统治的种种罪状。这份檄文不仅仅是一场对战争的宣言，更是一种对汉人中国归属感的确认。

朱元璋与汉高祖刘邦常常被拿出来相互对比。这种比较往往是有意或无意地将明代与汉代联系在一起。两位建立新皇朝的君主不仅都来自平民出身，而且所继承的前朝都以强大君权而著称。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新皇朝的当权者并没有依赖于家族背景和世袭的权势，因此左派史学家常常将他们描述为“农民革命”的代表。

尽管朱元璋和汉高祖都起源于平民阶层，他们在位期间对农民的实际利益做出的贡献相对较少。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在建立新王朝的过程中从前朝君权专政中汲取了许多经验，并延续了一些前朝的制度。这也使得他们在治理中更多地借鉴于前朝的治理模式，而非通过革新来真正改善农民的处境。

这种现象反映了历史中一种常见的现象，即新兴政权在夺取权力后难以完全脱离前朝的体制和思想传统。虽然他们可能是农民出身，但在实际统治中，他们仍然受到前朝的影响，同时也面临着巩固自身统治、维护社会秩序的压力。

从秦始皇的专制到汉代的变革，展现了一系列深刻的政治演变。尽管汉初继承了秦代的一些官制，如郡县制度和文官体系，但汉初三代的统治者走向了宽大的政治风格，相对于秦代的专制，他们放松了许多。

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武帝时期以后的变革更加明显，重点在于如何建立一种上下能够交流的政治体系。这种变化体现在中央与地方、政治与社会之间的信息和权力平衡上。在汉代，中国的皇帝制度逐渐奠定了规模，为社会的厚实基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相较之下，朱明太祖接替的蒙元则是一个征服朝代。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建立在暴力基础之上。蒙元的各种军队，包括驻防的万户和签军，分布在各个地方，通过武力对汉人进行监督。与汉代不同，蒙元的统治阶层几乎不包括汉人在内，也不太关心政权是否有社会基础。这是因为蒙古人作为外来征服者，有着自己的本土支持，他们可以调动其他地区的军力来帮助他们镇压汉人。

自忽必烈之后，蒙古皇朝在统治汉地时必须考虑到汉人支持的程度。这是因为他们手中的资源主要来自汉地，即所谓的“腹里”。与此同时，蒙元时期对汉人的压迫相对于以前减少了，但汉人并没有形成与皇权相互制衡的空间。

随着朱明新皇朝的建立，情况应当发生改变。与蒙古皇朝不同，朱明并非外来者，因此他们可能更加注重融入汉人社会，并在统治中考虑到汉人的支持。从多个方面观察，朱明皇权的绝对性与蒙古皇朝并没有显著差异。

相对于前一个汉人皇朝宋代，朱明皇朝的统治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暴力特征。尽管朱明并非外族征服者，但其统治下的暴力程度与之前的汉代相比仍然引人注目。

朱明太祖在击败群雄后，巧妙地整合了降伏势力的武力，将其纳入自己的军队。正式建国后，他在组建军队的过程中仿照了隋唐府兵制，并创立了卫所制度。

卫所制度与传统的府兵制度并不相同，更类似于蒙古时代的驻防万户和签军体制。其任务主要是保障皇权，同时通过对全国的武装力量进行精心的控制。

这些卫所分布在全国各地，一部分设在国防线上，包括北方沿着长城一带和沿海的主要口岸。这使得卫所不仅在边境地区发挥关键作用，还在内陆的重要地点进行战略布局。

卫所不仅仅是军事力量的驻扎点，它们通常还拥有自己的屯田区。军人在平时除了耕种外，仍然保持训练，以确保随时可以应对紧急情况。

当中央有需要时，从五都督府可以派遣将领，领兵出战，实现了军事资源的集中指挥和调动。这也使得卫所在平时将归于府，而兵归于屯田的卫所，由卫所的军官负责管理和训练，确保了军队的高效组织和运作。

在全国范围内，明代的卫所体系呈现出多样化的组织结构。有一部分卫所不仅驻扎了服兵役的军人，而且还拥有自己的屯田，使军人在平时能够参与农业生产。

相当一部分卫所的军人却只是在军营中驻扎，而他们的家属则分散居住在各地，并通过政府分配的田地进行耕种。这种模式下，政府为这些世袭的军人分配土地，以维持他们的生计。

与一般国民必须负担税赋的情况不同，这些军人家庭并不需要缴纳一般的税赋。唯一的要求是，每个家庭必须保持至少一个男丁和一个副手在卫所的营区中服役。这一制度为军人提供了一种相对特殊的社会地位，同时也确保了军队的稳定和家庭的生计。

在全国卫所的分布中，有的集中在边防线上，而有些则分散驻扎在内地各处。这种“内二、外三”的比率在各个时代稍有变化，但总体趋势是明显的。

这表明明代卫所的力量并不仅仅用于防备外敌，同样也用于维护国内的安全和秩序。这种组织结构使得军队在防御外敌的同时，也具备了在内地维持秩序和稳定的能力。

另一方面，为了进一步加强北方边防，朱明恢复了封建制度，将皇子、皇孙分封于全国各处。

在明代内地，除了南北两直隶以外，各行省都设有皇子、皇孙的封地，形成了一系列的亲王、郡王封邑。

按照原有的制度，这些大小封国都拥有自己的护卫，旨在通过设计将这些封国的武装力量分布在各地，以镇压和维护中央的皇权。这是明代封建制度和卫所设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朱明皇室通过武力机制控制全国提供了一种手段。

在燕王夺取政权后，对于这些藩王的武装力量进行了调整。由于顾忌藩王可能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燕王减少了它们的护卫，并削弱了它们原有的规模化武力。这一调整是朱明政权通过控制藩王武装力量来巩固自身统治地位的一部分。

封建制度和卫所设计成为朱明皇室通过暴力手段控制全国的机制。这意味着中央政权对于地方势力的掌控不仅通过封地和封王的方式实现，还包括对这些地方武装力量的调控。这种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方势力对中央的威胁，同时也加强了中央的统治权威。

在朱明建国之后，政府进行了至少两代的人口迁徙，迁徙次数达到十余次。最初的设想是在大乱之后，一些地方的人口大幅减少，导致大片土地荒芜。政府采取迁徙的方式，将人口密集的地区居民迁移到人口稀少的地区，以便重新开垦和耕种荒废的土地。

这样的安排在整体上可谓一举两得。一方面，政府的人口迁徙政策不仅使百姓有了更好的生计安排，也为全国提高了总生产量奠定了基础。明初社会的相对安定，除了是大乱之后休养生息的必然结果外，也归功于人口的有序流动，这提高了整个国家经济体的生产力。

人口的流动在今天的各地传说中仍然保留着一些印记，其中所谓的“大槐树”成为集体记忆中的一个象征，象征着百姓集体迁徙到新的居住地区。

这种传说并不仅限于人口繁密的地区，也并非只存在于特定的地域。在集体记忆中，移民起点的原居地遍布南北各地，表明这种人口流动并非完全按照中央政府的设计，而更像是将人口有序地分散到各处，重新耕种荒废的土地。

以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传说为例，这个传说讲述了将山西的人口移往山东、河北、河南等地的情景。这些地方曾经饱受战祸之苦，人口大幅减少。政府通过这样的人口迁徙，不仅改善了当地居民的生计，也为那些经历战乱、人口减少的地方带来了新的生机。

南京的“大槐树”传说中，人口的流动方向指向了西南的云贵、广西、川、湘边地，即移民到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这其中，一部分是西征大军及其家族，另一部分是内地人口迁移到新开发的山地区域。

山东沿海（例如即墨）的“大槐树”传说却指向了故乡在“小云南”的移民。这或许意味着将云南、蒙古和西域的军户迁移到山东，纳入当地卫所的编制。

这些民间传说反映了在明初几代时期，全国范围内发生的大规模移民活动。这些移民不是自愿进行的，而是由政府集中百姓，由官军监押离开故乡，移往新的土地。这种频繁且由政府发动的大规模移民活动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这一时期的移民活动几乎涵盖了全国的东、西、南、北各地，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移民网络。这表明明代政府通过集中调控人口，将其有序地分布在不同地区，以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土地的重新开发。这些大规模移民活动在中国历史上独树一帜。

这种明初时期的大规模而频繁的人口移动，看似是为了打散地区性人口的共同体，防止他们结合为社群，其潜在目的实际上是为了保障皇权的稳固。

通过将人口有序地分散到不同的地区，中央政权可以更有效地避免地方势力的集聚和形成。这种调动人口的政策不仅仅是经济和军事层面的考虑，更是对地方势力构成潜在威胁的一种防范措施。

明初时期的移民，尤其是那些进入原本不能耕种的山区的移民，不仅改变了土地的利用方式，也促使了当地社会结构的变革。西南地区的移民潮更加剧了汉民族与西南少数民族的接触，随着汉族大量移入，西南少数民族逐渐同化。这使得中国的族群基因增加了许多新的成分，形成了更为多元化和复杂的族群结构。

这些人口移动和社会变革不仅仅在遥远的地理区域产生影响，同时也引起了中国人口分布的变化。全国人口分布的重心发生了转移，区域性的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明太祖登基后，实施了多次大狱，对功臣进行整批残酷清洗。朱明开国时期的兵将和谋士，成千上万冤死者，被系统地淘汰。燕王即位后，通过武力篡夺政权，并在成功后大规模杀戮建文朝的文臣武将。这父子二人的行为显示出他们的嗜杀和忌刻，主要目的是为了防范有实力者对皇权构成威胁。

在制度方面，太祖在大规模清洗功臣之后废除了丞相职务，直接主持中央政务。明代的文官体系在这一时期被视为皇权的工具，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对抗皇权。皇权主要依赖于特务组织和内廷宦官作为其爪牙，其势力之大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宦官专政在汉、唐时期曾出现过，但在明代，宦官无所不在地监督文官却相对罕见。

在明代，宦官的权力相当庞大，他们不仅监督在职的文武官员，还可以否决有关官员依法执行的权力。特别是在国家专营的生产单位，如矿山、林业、瓷器制造、织锦和外贸单位等，这些都由宦官直接管理，文武官员无法插手其中。

在明代的一段时期，宦官借用皇权的名义，以司礼监的名义代表皇帝批核奏章，使得文官系统几乎无法反抗。

从太祖时代开始，内廷特设了刺探单位，即所谓的“锦衣卫”，用于侦查文武百官的言论和行为。这一单位的权力之大在历代汉唐皇朝中都是前所未有的。除了“锦衣卫”外，后来还设立了东厂和西厂，这些特务单位的存在旨在替代皇帝监督臣僚和百姓，最终演变为代表皇权的机构。

这些特务单位拥有独立处理刑案的权力，不受三法司（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的制约。在皇帝因身体或年龄原因无法亲自执政时，这些特务单位由宦官指挥，从而进一步提升了宦官的权力和地位。宦官通过这些机构，实际上成为了皇权的执行者，而文官系统的独立性和权威逐渐被削弱。

明太祖对百官贪渎极为憎恨，对贪污者实行死刑，并采取了极端残酷的手段。具体而言，死刑执行后，将被剥皮的尸体用稻草填充，制成人形，然后摆放在全国官座附近，以警示未来的官员。这种残忍的刑罚让百官群僚备感不安，甚至导致一些人在上朝时都不得不与家人告别。

在明代，皇权行使的方式也采用了一种暴力手段，即所谓的“廷杖”。当百官上朝奏对时，一旦言辞不合皇帝心意，就可能当场受到体罚，甚至立即被扑杀。与此不同的是，在中国历史上，汉代的中央文官、唐代的朝廷都存在文官的座位，即使到了宋代，宰辅也必须站着奏对，君臣之间有一定的礼仪和互相尊重。

明代这种皇权的专断和残酷手段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后来也没有再现。廷杖的威力再加上特务组织和宦官在皇权下的作威作福，使得明代政府体系面对皇权几乎毫无制衡之力。

从汉代起，察举制度开始兴起，文官主要从儒生中选拔，而通过科举考试的方式，选拔过程相对较为公平。

明太祖建立政权后，迅速恢复了文官制度，并从民间的读书人中选拔了一些有用的人才，任命他们担任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务。随着政权的稳定，明太祖又重新实施科举制度，通过科举选拔儒生。

明代科举考试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考试的依据。明代科举主要以测验儒家经典的知识为基础，而且明代的考试偏袒独尊朱子学。明太祖认为儒家学说中存在抗议政权的独立传统，不符合绝对皇权的需要。因此，明代的考试删去了儒家学说中与政权抗衡的部分，例如《孟子》中的一些章节被删除。

这种考试方式的结果是，儒生长期接受政治上的思想教育。

在明代，儒家思想沦为对君主绝对忠诚的教条，而文官系统成为朝廷威权的绝对象征。一旦一位书生通过科举考试中举，就能够脱去平民的青衫，穿上紫袍成为官员。这不仅是一种身份的提升，还带来了一系列特殊待遇，比如免除租税等优惠。

朝廷对文官的权威是绝对的，高级官员可能在任何时候被撤职，甚至当场受到廷杖。然而，明代的官僚在这种权威下也享有一些福利。一旦中举，他们可以获得官职和俸禄，甚至在退休后仍然是地方上的缙绅，享有终身免税特权。

整个文官系统，无论在职还是退休，都可以享受富贵和特权，这些优越条件也会传承给他们的子孙。由于这些福利诱人，一些小户农民也会倾向将自己的财产投靠这些官员，导致了土地集中的严重现象。这也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层类似贵族的特权阶级，加剧了社会的阶层分化。

除了南、北直隶以外，全国范围内存在着五六十个藩国，这些藩国中宗室的总人口至少有四五十万。王府拥有的土地往往达到千万亩，而这些土地都是免税的，王府的佃户也不需要履行差役。

宦官虽然没有后裔，但绝大多数依仗其势力占有大量田产。这些宦官们通常选择靠近首都的地区，因此这三个特权群体所占有的土地，在全国可耕地中占据相当不小的比例。

这三个特权群体拥有的田地主要分布在肥沃和富庶的地区，而相对而言，在相对偏远和贫困地区的一般平民，则需要负担国家财政税收的主要部分。

前文提到，明代初期进行过数次人口迁移，将人口密集的地区的人户迁往人口相对较少的地区。然而，随着开国后几代南方人口的迅速增加，国内出现了贫富纵向分裂和南北发展悬殊的横向差距。这种情况导致了国家分裂，形势不正常。

相较而言，蒙元是征服者，以武力压制中国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弱肉强食的现象。然而，朱明以驱逐胡人为口号，却在实际治理中将专制极权制度化，并未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更为令人遗憾的是，满清入主中原后，沿袭明代制度，并以武力压制征服的方式统治中国，中国人民长达六世纪至七世纪之久生活在专制极权的统治下。

这漫长的时期内的压迫不仅剥夺了中国人的自由，扭曲了中国人的人权，还对中国民族性造成了深刻而巨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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