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觉或者说灵魂世界与他的绘画出和雕刻出的意象一起，都具备了物质性，而且在宇宙中有精准的定位；它不是某些仅仅存在于人们的思想和心智中的东西。
存在某种关于洞穴的“结构”和信仰组合，但是，它不是无意识地、自动地、毫无感情地强加在洞穴上。相反，信仰是一个可塑的资源，个人和个人团体都可以从中获取所需，而且他们也会在装饰洞穴的时候操纵这些资源。
文化不是用来感知世界的框架，而是用来解释自己和他人我们对世界的理解。
有韵律的声音，尤其是鼓声和反复吟唱，这些声响被广泛看作是联系灵魂世界的一个方式。
在人们冒险进入洞穴之前，就很有可能已经产生了光明：黑暗这一二元隐喻。白天和夜晚可能是更早的产生背景，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内涵。一旦创造出来，这个隐喻就有可能延伸到，包含和告知洞穴与地下世界的信念了。
人类之所以用触摸、崇敬、绘制、仪式等各种方式对待洞穴的墙壁，是因为墙壁本身的含义，以及在它们表面之后存在的东西。墙壁不是无意义的支撑。它们是高度控制背景的部分，我现在主张，这个背景为我们拥有的一个典型宗教隐喻提供了最早的证据。
灵魂世界就像是上层的社会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是可塑的；人们可以参与其中，并在某种程度上塑造它。
走进公牛大厅的时候，我们可以歇口气，而不希望重温和屈服于产生它们的宗教信仰和制度。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地下通道和洞室，是一个让人能够近距离接触，甚至进入宇宙的灵魂及阴间层的地方。
宇宙学、社会、宗教和图像的框架不是一成不变的：正如吉登斯所说的，它们是资源而非固定的结构。
进入一个洞穴，对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来说，就是进入灵魂世界的某个部分。
谈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萨满教就是谈论宇宙学，而不仅仅是关于宗教信仰和仪式，它不像是某种附加现象，从而对我们理解旧石器时代晚期生活无足轻重。一切生活、经济、社会和宗教，都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宇宙概念中，而且与之相互作用。不可能有别的情况。
完全现代的神经学产生的体验已经在心理上暗示了，洞穴将灵魂领域带入了有形的现实。
人们并没有创造物质环境中事物的二维图像。相反，图像和图案词汇的概念，都是它们制作洞穴图像或可移动图像之前的经验的一部分。
旧石器时代晚期艺术最奇怪的特征之一，使几何图案与动物图像同时出现：有的时候二者临近，有的时候则是叠加的。实际上，正如我们所知，在某些改变状态中，人类神经系统不止产生几何意象，也产生象征性意象。
成为人类至关重要的是一个令人不悦的二元性，即“理性”的科技和“非理性”的信仰。我们仍然是进化中的物种。
当我们讨论大脑的时候，我们是建立在相当坚实的基础上的。我们可以直接解剖一个大脑，并且找到左右半脑、大脑皮层、海马体、突触、神经递质，等等。但是，我们开始尝试用心智和意识来做相同的事情时，我们不得不使用完全不同的程序。不可避免地，或者看起来如此，我们不得不使用隐喻和明喻。
作为个体，人类总是模糊界限。所以，主要是共同制作图像的大型洞穴中发现一些快速制作的、个人化的固定图像并不奇怪。
艺术制作，假如或一旦发生，就是相互交错的元素的动态联系中的积极分子。艺术不仅仅是一个注定的结果，不是松散链条的终点。它也不像某些著名学者认为的，是不断发展的“审美意识”的必然结果。
如今，就算是经历了达尔文的进化革命和一连串惊人的科学进步，理性就算没有陷入沉睡，也依然昏昏沉沉。新时代的感伤推崇“精神”而远离理性。
倘若因为科学是一项社会活动，就认为所有解释都只不过是所处时代的产物，无法或多或少地接近实实在在的过去。我认为，这个说法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相信，产生“远方”真实世界的知识是有可能的，我们没必要进行无穷无尽的解构。
意义并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与事物之间的联系。譬如，没有“死亡”，“生命”就没有的意义，失去“光明”，“黑暗”也没有意义，诸如此类。
现在、再去争论“为艺术而艺术”或者交感巫术的优缺点已经没什么意义了。要确定的是，图像制作者可能会对他们的手工活相当自豪，而狩猎——这是极为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活动——也许对图像制作有某些重要的影响。
在对现状愈演愈烈的挑战下，个人扮演的角色不同于他们的家庭和经济角色。作为一个萨满寻求启蒙的时候，新人希望能换个新的身份，无论他或她多么的无私，这个新的身份都具备从家庭关系和食物生产以外产生的特殊的社会优势。
在所有社会中，很多动物都有丰富的联想，如果马和野牛对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来说，没有一些非凡且普遍的意义，那么当时的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在那样远古的社会中绘制这些生物，似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没有通过某种方式，赋予动物某些象征性的联想以及意义，人不可能描绘出这个动物，而这些联想是社会创造和维护的。比如说，在西方思想中，由狮子能联想到权威和力量，羊羔则代表纯真和温顺。无论一个人相信与否，狮子不会和欺骗有关，羊羔也不会象征着背信弃义。
最著名的冲突发生在1860年，在不列颠协会的牛津会议上。达尔文再一次没有出席，以塞缪尔·威尔伯福斯主教为代表的教会，宣称将要“粉碎达尔文”，他质问赫胥黎，即如果他是猴子的后代，那他继承的是祖父还是祖母。
“适者生存”最早是英国哲学家斯宾塞在1865年使用，达尔文在1869年版的《物种起源》中，让这个短语名声大噪。
在20世纪，人们有足够的“理性”可以往返月球，却依然相当“不理性”地相信超自然的存在和力量，并毫无道理地让它凌驾于月球旅行所基于的物理定律之上。
人类的确是以一种而非其他的方式进化；他们也确实因为某些确定的原因开始产生艺术，而非为了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