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建立以后，作为入主中原而以正统自居的新王朝，在与南宋和西夏鼎立时期，却出人意料地未援引唐宋王朝的做法对西夏王朝采取赐姓政策。

金朝之所以不对西夏王朝赐姓，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

作为少数民族身份的地方都督或节度使能够得到中原王朝的赐姓是一种荣耀，可以极大地提高党项羌自身在少数民族中间的地位和影响力。

一旦主张以蕃俗为本建立地方割据政权，赐姓就会被认为是一种屈辱而遭到党项羌首领的抵制。

《宋史》中记载了元昊其与父德明的一段对话，虽然不能确知真伪，但是能表现当时宋人眼中对元昊的一贯印象，即元昊强调蕃俗，拒绝过度亲宋，发扬蕃族特色。

为了达到称帝建国的政治目的、同时摆脱对北宋的依附身份，对元昊来说，放弃来自中原王朝的赐姓，尤其是北宋的“赵姓”，成为了当务之急。

对于西夏统治者来说，李唐皇室的姓氏并不能完全代表西夏的正统地位，单纯地废除赵姓，改用李姓已经不能满足西夏作为非汉民族独立政权的需要。

此时汉族士人张元、吴昊西逃至夏，以名字中的“元昊”两字吸引了夏方注意，得以觐见西夏长官后，提出元昊既然不介意接受宋朝赐姓，我们只是重名，为何与我们计较，虽为激将，却也说中了元昊的心思。

有了他们的进言，在各部族势力的支持或默许下，元昊决定取消宋朝所赐的赵姓，改用本民族姓氏，自称“嵬名”氏。元昊改姓是其称帝建国准备工作中的重要一环。

改姓之际，元昊没有忘记他的远支旁系，把整个拓跋部都改姓嵬名，嵬名一词在西夏汉文、西夏文《杂字番姓名》中均位列第一，显示出帝王姓氏唯我独尊的地位。

与宋朝时将国姓“赵”排在第一位，如出一辙。元昊为了迫使北宋认可他为大夏皇帝，从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至天授礼法延拃五年，接连对北宋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围攻，都取得了胜利。

由于西夏国小力薄，连年战争给西夏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和灾难。为了巩固新生的西夏王国，元昊被迫放弃称帝，再次对宋王朝称臣，西夏仍旧使用宋朝的赐姓赵。

西夏虽然在政治上蒙受了一定损失，但尽力在经济领域争取了一定利益，北宋答应每年给予西夏大量的赏赐。

在谅祚时期，却又对宋以李姓自称。夏拱化元年，即宋嘉祐八年，仁宗崩逝，英宗嗣位，谅祚派遣使臣前来吊祭，但由于其自称李姓，放弃了宋朝所赐赵姓，这引起了北宋方面的不满，夏国使臣被拦在皇仪殿门外。

面对北宋的质问，谅祚不予理睬，并数次出兵侵扰宋境。事实上，谅祚复改姓李是其基于当时政权发展所做出的一种选择。

夏毅宗谅祚自幼继位，大权一直为没藏氏一族所掌握，直到五年之后，谅祚联合大将漫咩诛杀了没藏氏一族，从此结束了没藏氏专权的局面。

在肃清了内部隐患后，谅祚开始亲理朝政，但是在施政初期遇到了困难，首先是维护民族特性，凸显西夏相对于其他政权的平等地位。

这些顾虑，让统治者无法简单照搬中原王朝的既成规章制度。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避免对其他政权的学习，又是闭目塞听，固步自封的行为，新生不久的西夏王朝需要这些由历史积淀的丰富经验，发展蕃礼的同时不忘吸收汉仪，才是延续新生王朝的长久之道。

如果说谅祚改用汉姓只是为了表明行汉礼的决心，他为何要在此时放弃赵姓而改用李姓，显而易见，谅祚为了降低本国对宋的依附程度，同时李姓为盛唐所赐，昭示着夏国不仅非赵宋之附，更为中原之胤。

此与元昊立国前夕拒绝宋王朝的赐姓而改姓嵬名的心理动机并无二致。由上述可见，西夏方面每一次改变姓氏的举动，意在谋求与各个政权之间的对等性。

囿于狭隘的民族观念，辽朝、北宋以及后起的金朝全都认为自己居天下之正，乃是正统，将偏居西北一隅的西夏王朝视作藩属国。

西夏王朝强烈要求改变依附于他国的局面，一心想要获得中原王朝平起平坐的地位，在这种背景下，西夏统治者对并立王朝赐姓的态度是抗拒的。

金夏两国虽然通过“天会议和”正式建立了以君臣相称的政治关系，但金朝未采用以往宋朝对西夏赐姓的政策，应该与西夏的坚决反对有关。

我们知道，西夏接受赵宋王朝的赐姓，名义上臣服北宋，是在武力反抗未能奏效的前提下，以每年攫取岁币二十五万五千的经济条件换取的。

金夏两国君臣关系确立，主要是以金以下寨以北、阴山以南、乙室耶刮部吐渌泺以西之地割与西夏为条件实现的，当时并未涉及岁币问题。

西夏曾经援引宋朝输岁币例子，向金朝索要岁币。西夏晚期，随着蒙古军队的南下，保持八十余年的的夏金友好关系走向了破裂，金夏在经过长达十余年的频繁交战后，双方俱敝，上下困乏。

正大元年），金宣宗去世金哀宗继位，金哀宗一改其父对西夏、南宋的敌对政策向西夏、南宋示好以求结盟，更好的积蓄力量抵抗蒙古南侵。

此时的西夏也意识到金夏战争只是徒劳消耗两国实力，而蒙古的步步紧逼己使得金朝与西夏处在政权覆灭的边缘。

最终金夏决定重新议和，易君臣之国为兄弟之国。在议和的过程中，西夏提出岁币要求，遭到金朝大臣李献甫的拒绝。金朝大臣冯延登在议和开始时，不能折服具有专对之才的夏使，担任书表官的李献甫加入谈判。

从夏使与李献甫的辩论中可知：其一，北宋的赐姓之举与岁币政策确实有关联，“宋以岁币饵君家而赐之姓”；其二，接受赐姓是一种屈辱，赐姓者“岸然以君父自居”。

基于此，金朝既然拒输西夏岁币，也就失去了对西夏王朝赐姓的理由。而西夏一旦接受金朝的赐姓，就只能屈居人下。是以金朝提出以高于北宋岁币两倍即五十万的条件，换取对西夏的赐姓，西夏也没有答应。

最后双方出于共同抗蒙的需要达成和约，易君臣之国为兄弟之国。西夏宁可失去高于北宋两倍的岁币，也不愿意接受金朝的赐姓，最终实现了梦寐以求的与中原王朝对等的政治地位。

事实上，西夏统治者并不是拒绝来自所有政权的赐姓。除元昊以外，所有的西夏统治者都曾对外以唐朝所赐的姓氏李氏而自称，辽、金、元三史都记载西夏统治者姓李，此举无非是借唐王朝的赐姓，向其他政权显示西夏的对等性。

在政权内部，也是向民众昭示西夏乃是上承唐王朝天命的正统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