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不断发展的时代，仲裁委员会不能简单地以多数表决制来裁决任何事情。

当双方的态度都很明确时，显然经常会出现完全一致或均分的投票结果。但是，当组织不够完善时，就有可能出现双方内部人员改变立场的情况。如果忽视这种情况草率决定谈判结果，无疑会招致极大的危险，许多不满之声便会因此而出现，使这种调解机制很快被颠覆。

然而，这种问题在英国好像尚未出现过，并且，在许多事件中，要实行多数表决制，应当满足下列条件：如果出席的雇主和雇员的数量刚好相同，那么进行投票的人数也只能相同。然而，在美国，由于工会的力量薄弱，因此很可能会出现交叉投票，情况将会有所不同。因此，工业委员会秘书杜兰德先生断言，简单的多数表决制将不起作用，而完全的一致表决制已经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做法。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结论是，一般来说，委员会的会议不应该像美国州际烟煤会议那样公开举行。会议公开可能确实具有教育意义，但是另一方面，英国一贯奉行的秘密讨论的方式，可能会使得讨论本身更加坦诚，也利于人们更加容易接受讨论的结果。

下面我们来比较一下两种处理分歧的方式：一种是采取调解的方式；另一种是将仲裁作为最终的解决方式。这两种方式各自的相对优点已经成为人们长期以来讨论的焦点。一部分权威人士主张前者，并且兰开夏郡的棉纺业、英国的工程业和美国大多数“重要的集体谈判体系”均采取这种方式。

相反，其余的权威人士同意克朗普顿的观点：所有的调解协议应该包含某项条款，以便“保留避免出现罢工的某些权利”。英国最发达的行业大多采用这种方式。因此，在煤矿开采业、铁矿开采业和靴鞋业的重要的调解程序中，已经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制定了有关仲裁的条款。

在讨论这两种方式的特点之前，我们发现两种方式的拥护者表面上均持有一种相同的观点，即每个人都承认，在处理“一般性问题”这样重要的分歧时，通过仲裁解决与通过调解委员会解决相比，容易引起更大的不满和厌恶。因此，不到万不得已，不应该采取仲裁这种方式。

两种方式中，调解应该得到发展，而仲裁应该尽量减少。在英国，可以放心大胆地说，如果不这么做，在任何领域中的雇主和雇员的关系都不会融洽。在美国，这种正确做法表现得也很突出。在那里，仍如二十年前所主张的那样，对于工人们来说，将自己工作条件的决定权交给一个局外人，仍会感到非常不快，除非谈判失败，并且别无他法，否则他们是不会同意这么做的。

因此，在一般性问题上，即使保留仲裁这种方式，也应努力推迟采用。人们总是希望通过一场相对冷静的谈判便可以解决问题，地区煤炭行业联合委员会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如果一次会议没有达成协议，就举行第二次会议，但要给出二十一天的公告期。在第二次会议上，中立的主席会到场，但只有在做了一番努力，仍未使双方找到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案之后，他才会行使自己的投票权。

然而，就算仲裁是一种备用手段，问题仍然存在。即是否应该规定将仲裁作为最后的手段。同意在行业协议中加入这一规定，是由于从这一规定中可以得到明显的直接的利益。如果没有这一手段，分歧可能导致罢工或停工，使原材料受损双方相互怨恨，并且即使找到了解决当前问题的权宜之计，我们也不能确保争论会结束，并且不会对现有调解机制造成破坏。

不过，如果提前制定了仲裁条款，则双方都会尽量避免情绪过分激动而努力保持平静。他们的政策与一些人的行为很相似，这些人不相信自己的意识是清醒的，因而自愿进入酒徒收容所。力量总是往向往和平的一方倾斜，因为除坚决退出委员会之外再没有别的更妥当的解决方法了。

持相反意见者则认为，仲裁条例的存在必将导致间接的损害。首先，双方代表不会如此努力地追求共识。他们在做出让步时会犹豫不决，以免在日后的仲裁中，他们的建议被用来反对他们；或者为了效忠自己的组织，他们可能会“感到承担着夺取胜利的义务，如果可能的话，就通过投决定性一票的人来实现”。

其次，获取利得的可能性与生产停顿的危险性不相平衡，将会进一步加剧投机性的纠纷。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能防止一两次罢工，最终发展到仲裁地步的纠纷的数量也将会大量增加，并导致大量冲突的发生，最终的结果是，不用太长时间，所有的安排将被瓦解。

事实上，如果双方的关系融洽并且对各自的最终利益有合理的认识，这种危险就会相对小一些。仲裁人员有权命令败诉一方支付全部仲裁费用的规定，可以降低申请仲裁的概率，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种危险的发生。当然，不可能全部消除这种危险。

对于这两种冲突的意见，无法提出一般性的先验的结论。我们无法判断在调解无效后，应否在行业协议中加入实施仲裁的规定，除非我们了解以下因素，即每个具体行业中双方的态度，或者对这种“令人厌烦的政策”的倾向性，他们组织的力量，他们领导人的权力和一项仲裁的决议能被服从的可能性。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第三种方法最好。

例如，在东北海岸的铸造业，莱斯特的印染业和苏格兰的煤炭业三个行业中的许多调解协议中，虽然并没有设定仲裁条款，但当双方都希望签订，并且时机已成熟时，就会签订“彼此都满意”的仲裁协议。

当然，这种制度与有仲裁条款支持的制度相比，往往更可能因为一项难以处理的纠纷而导致罢工。但是，在两种制度下，只要我们还不能分别掌握棘手事件发生的概率，这一结果就无法确定，难以处理的局面就会出现。不过很明显，如果引入仲裁条款不会有带来间接的消极结果的危险的话，那么它所带来的直接利益将使人们毫不犹豫地选择接受它。

设定仲裁条款，就必须确定仲裁机构的组成。我们需要考虑其成员的素质、数量和适当的委任方式。可以按上面所说的顺序进行选拔。

对于一个胜任的成员来说，最重要的素质就是公正与能力。不过，很难同时满足这两个方面的要求。在任何事件中，无论是雇主还是雇员都会认为，缺乏实际知识的人不可能对该领域出现的问题做出明智的判决。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必须遵循米德兰德斯钢铁委员会的准则，该准则规定中立主席本人必须对本行业有所了解。然而，由于除了曾经是或者仍然是雇主或雇员的人之外，很难再找到有实际知识的人，所以能够得到双方信任的不偏不倚的专家十分罕见。因此，似乎不得不放弃与“实际知识”有关的要求了。不过，事实上，这一点是很容易做到的，因为对关于工资和工时的广泛争论做出裁决，主要需要“掌握相关产业大体的情况，以及当涉及所有产业时，对全国各产业都有所了解就行”。

当需要技术知识时，可以求助于代表双方利益的仲裁助手，他们的工作就是为仲裁人提供所需要的各种帮助，但不参与决策。然而，即使这样，选举仲裁人的工作仍受到限制。例如，雇主对下议院的政客们并不感兴趣，因为工人的选票更值得争取；而工人们则倾向于认为，专家阶层，由于他们生活和成长的环境所造成的本性，更容易偏袒资本家一方。

因此，即使法官或者上议院的成员能够使雇主感到满意，也无法得到雇员的认同，因为工人们理想中的仲裁人除了他们自己之外，很难是任何其他的人。于是，除非出现像大卫·戴尔爵士或阿斯克威思勋爵这样的人，双方对其形成共识并且信任，否则选择的办法只能是折中妥协。在这种情况下，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选择一位声名显赫的人，他许多有意的行为都不会受到怀疑，因为这些行为往往被视为是他下意识做出来的。

这样的人，像后来的赫里福德郡的詹姆斯勋爵或是爱德华·弗赖爵士，如果不需要经常得到报酬但仍然认真服务，就有可能逐渐赢得广泛的尊重和整个行业的信任。另一个解决途径就是选用政府部门的职业仲裁人。当官方的仲裁人员由贸易委员会选出时，就表明在这一方面的尝试已经开始。根据1919年的法案建立了行业常设法庭，说明朝这个方向又前进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