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围剿"斗争
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红军的胜利发展，惊动了蒋介石。1934年10月以后，蒋介石开始策划第二次"围剿"，调动了共6个师30个团约5万人马对我陕甘边、陕北、神府三个根据地采取"分割包围"战术，妄图各个击破，进而达到消灭的目的。蒋介石的兵力部署是：北线井岳秀的八十六师驻神木、府谷、佳县、吴堡、榆林、横山、靖边一带；高桂滋的八十四师驻清涧、安定、绥德、延安、延长、延川一带，该部装备精良，来势汹汹，直逼我陕北根据地腹心地区，但因新从河南调来，立足未稳；西线马鸿宾的三十五师驻陇东、环县、合水、庆阳一带；蒋介石的嫡系六十一师驻正宁、宁县一带；南线杨虎城部的四十二师驻宜君、洛川和黄陵一带；晋军则陈兵黄河东岸。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敌军采取从我根据地周边向中心推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碉堡战术，企图将我根据地一块块吃掉。但蒋介石的如意部署，一受敌军内部矛盾的制约，锣齐鼓不齐；二受西北山大沟深交通不便的制约，故迟至1935年4月方才就绪。当时，我陕甘边、陕北、神府根据地被敌军分割，互不连接，主力红军虽有二十六和二十七两个军的番号，但实际兵力不足3000人，即使加上地方游击队3000余人，合起来也还不足敌军的十分之一，武器装备更无法相比。为了粉碎敌军的"围剿"，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采取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作战策略。决定首先在北线，集中红军主力，打破敌军精锐高桂滋八十四师的防线，然后向南、向西发展，巩固扩大根据地。具体战法则是，不同敌硬拼，诱敌深入，在运动中寻机歼敌有生力量，逐步削弱敌人，待条件具备时，吃掉敌重兵设防的孤立据点。3月底，他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和抗日义勇军从陕甘边调到陕北。刘志丹也继续留在陕北，亲自指挥主力红军兵团在陕北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根据刘志丹的作战部署，陕甘边根据地在这次反"围剿"中是侧翼战场，其任务是牵制敌军，配合主力在陕北的作战行动。留下来的部队首先是骑兵团在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同志的率领下，跨越子午岭，过正宁、宁县，冲过敌军封锁线，并一举攻占陕西长武县城，歼敌近百人，缴获甚丰，极大地震撼了敌人。随即，骑兵团又奇袭国民党环县县政府驻地曲子镇，歼民团200余人。2月中旬，杨森又率骑兵团东进延安，在高桥川口、三十里铺、松树林、金盆湾、甘泉临真镇等地出击敌军和民团十余次，有力地牵制了敌军的兵力，打乱了敌军的"围剿"部署，给根据地军民以极大鼓舞。
我们红二团从陕北回到南梁后，正值马鸿宾部三十五师向陕甘边根据地推进，遂受命在老爷岭一带阻击该敌进攻。在游击队、赤卫军的配合下，3月下旬，我团配合红三团和义勇军主动出击悦乐镇东北的黄大湾，歼敌三十五师一个连。这样就有力地配合了刘志丹亲自指挥的红军在陕北的作战。
但由于敌我兵力悬殊，到4月中旬，陕甘边根据地的形势就十分严重了。为了保存实力，按照刘志丹的战略部署，决定放弃南梁，向敌后三边一带发展。此时，原红二团团长刘景范已就任陕甘边军委主席，团长一职由孔令甫接任。4月14日，南梁荔园堡被敌三十五师侵占，陕甘边领导机关迁移到保安县石卯湾。
北上途中，红二团在军委主席刘景范、团长孔令甫、政委胡彦英率领下，4月下旬在赤安县西北的杨清川西沟塌和张廷芝部的王义元骑兵连遭遇，我先敌攻击，将敌打垮，缴获了几十匹战马。5月中旬，又在吴起镇东部的宁塞川、五谷城歼灭反动民团200余人。接着北上靖边，在宁条梁附近的崔家涧攻克了敌人的一个修械所，收缴了一批修枪的机器、工具和一批待修枪支。随后又挥师南下，在吴起镇乱石头川的梁家台村夜袭张廷芝带领的骑兵部队。敌人猝不及防，大部分连衣服、裤子也顾不上穿，光屁股骑上没备马鞍的马逃跑。这一仗虽然未把张廷芝活捉，但缴获了十几匹战马和近百套鞍鞘。
就在这个时候，我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记得当时和我一起转党的还有王四海同志。有一天，在吴起镇附近的一个小村里开了个会，参加会议的有陕甘边军委主席刘景范，孔令甫团长、胡彦英政委和团政治处主任朱奎等同志。会上，团党委书记胡彦英讲话，介绍了我们在工作和战斗中的表现，代表团党委提出同意我们转党的意见，并提出了希望和要求。最后举行宣誓仪式。记得誓词有"为党奋斗，保守机密，不怕牺牲，永不叛党"等内容。当时没有预备（候补）期，我转党后立即被推选为团党委委员。
5月1日，红二十六军三团和义勇军在安定县白庙岔与红二十七军会合。5月4日，在安定县玉家湾成立了西北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兼任总指挥。
第二次反"围剿"的转折点是1935年5月7日至9在。日，在安定县杨家园子、老虎堰、马家坪主力红军三战三捷。三次战斗都是刘志丹亲自指挥，共歼高桂滋八十四师两个营加两个连共1300余人。迫使敌八十四师驻安定县城的一个营和驻延川县永坪镇的一个营退守瓦窑堡。安定县城遂成为我军解放的第一座县城。
从1935年5月9日解放安定县城开始，主力红军从内线防御转入外线进攻作战。到6月30日止，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转战800里，从东向西一连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共6座县城。我们红四十二师二团作为主力红军的一部分，在攻占6座县城的战斗中，主要参加了解放靖边之战。
靖边攻坚战
靖边县南邻保安、安塞、安定，西北与内蒙古交界，位于毛乌素大沙漠边缘，是陕北土皇帝井岳秀统治的一个重要据点。守敌是八十六师五一三团二营，营长曲子鹏是井岳秀的得力干将，辖4个连400余人的兵力，另有保安队和民团200余人。县城背靠高山，面对芦河，城墙高大坚固，易守难攻。
刘志丹同志是军事家，不但善于指挥游击战和运动战，也深懂攻坚战术之奥妙。他决定集中红四十二师二团、三团、抗日义勇军、红八十四师一团、三团共5个主力团，加上陕北的游击纵队、赤卫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奔袭拿下靖边城。
6月23日，我们红二团由安定北上，25日进抵靖边县东南的青阳岔待命。刘志丹召集八十四师师长杨琪及各团领导开作战会议，分析敌情，分配任务，讨论作战方案。我们红二团的任务是与红三团协同，攻占靖边城墙东南角的城楼，然后向敌县政府、保安队、警察局进攻并营救监狱中被关押的同志和群众。城外由游击队、赤卫军负责堵截逃敌和拦击来援的敌军。
团领导开会回来后，向我们连干部作了传达部署。接下来是制作攻城云梯，练习攀登技术，检查武器弹药，看地形，找向导等。作为连队经济员，我还协助团经理处长筹集干粮，商量如何解决天热部队饮水问题等。刘志丹不断跑上跑下到各团、连了解检查备战情况，和战士一起说笑拉话，两三天到我们红二团来了好几次。
6月27日傍晚，部队向靖边城开进。夜行军80多里，次日凌晨两点左右到达靖边城东的芦河岸边。这时，刘志丹又来到我们团，向孔令甫团长、胡彦英政委询问部队情况。他说这里离城只有两里多路，切实注意不要发出响声，不要吸烟，以免声响和火光惊动敌人。还特别交代涉水过河时要注意安全。
芦河是沙底，河岸和水流平缓，水深只及膝盖。三四个团按预定时间准时下水涉渡，既听不见战马嘶鸣，也听不到人说话。由于长途跋涉，天热出汗，渴得难受，我和不少同志一边涉水，一边把脸埋进河里喝水。
过河后，辨明预定方位，我们抬着攻城云梯开始向东南城角隐蔽运动。原预定4点钟总攻，时间已经到了，总攻命令却没下达。事后知道是由于抗日义勇军被向导带错路，未能按时到达战斗位置造成的。但这时我们师的三团已开始行动，他们架云梯迅速爬上3丈多高的城墙，在敌军哨兵报警的枪声中战士们喊着杀声扑向东南角城楼。我们协同作战的二团怎能袖手旁观？团长一声令下，我们也迅速架起云梯爬上城墙。东南角城楼的敌军顷刻间被三团全歼。三团的部队顺势向东城门楼发起冲击。孔令甫团长指挥我们一、二两个连下城墙去打县政府。但这一段城墙没有下去的坡道，我和几个战士急忙把云梯搬上来往城里放下去，心急的同志干脆顺着陡直的城墙往下溜，有的人就被摔伤了。进城后，我跟着刘安堂连长向县政府冲击，指导员王四海带两个排去打警察局和监狱。我们打进县政府活捉了敌县长和十几个官吏；王四海率队攻占了监狱，救出几十名被关押的同志和群众。但不幸的是刘安堂连长的右臂被打伤。
敌人利用街墙、房屋继续顽抗，并且丧心病狂地抓了一些老百姓当人墙，向我军射击和投掷手榴弹。为了不误伤群众，我们伤亡了一些战士。由于西山寨、钟楼、城隍庙等制高点还在敌军手中，战斗仍然十分激烈。直到下午两点多钟，义勇军攻占敌军最后一个顽固据点西山寨，靖边古城终于回到人民手中。
靖边一战，击毙敌营长曲子鹏，生俘靖边县县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等100余人，歼敌600余人，缴获火炮6门，长短枪600余支。我军伤亡指战员150余人。与我一起从庆阳游击队编入红二团的两个战友也牺牲在这次战斗中。战后，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把烈士们的遗体掩埋在芦河滩上。
曲子鹏营的覆灭把驻守保安县城的敌八十六师另一个营吓破了胆，他们于6月30日放弃保安县城逃往定边。保安城不攻自破，遂成为红军解放的第六座县城。
至此，蒋介石苦心经营的第二次"围剿"，最终以损兵折将6000余名，彻底失败而告终。
在刘志丹领导下，我西北红军则赢得了党在西北开展革命斗争以来空前的大胜利。原来被敌人长期割裂的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从此连到了一起，统一起来，形成一块面积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百万、建有20多个县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根据地。主力红军发展到拥有两个军、两个师、约6000余人，装备精良。各路游击队也发展到4000余人。为以后陕甘宁边区的形成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当时，革命正处于低潮，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严重破坏，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丧失了百分之九十，党中央、毛主席不得不历尽千难万险，转战二万五千里，来到西北。在这时，这块根据地发展壮大起来，成为党中央、毛主席经过长征后的落脚点，指导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出发点。刘志丹同志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驱逐梁占奎
战争，是考验人们意志、信念的试金石，隐蔽的祸患也最容易在这时暴露。正当反"围剿"紧张的时刻，梁占奎的抗日独立军暴露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这支部队虽然打上红军的旗帜，但不少人并没有在红军的教育影响下脱胎换骨，仍然带着国民党军队的恶习。打仗时他们不严格执行命令，不很好地和兄弟部队协同配合；在战场上随意打骂残杀俘虏，搜俘虏腰包发洋财；自由散漫，不守军纪和群众纪律，欺侮老百姓，污辱妇女；耍钱、抽大烟更是家常便饭。更严重的是，在敌人"围剿"的严酷条件下，梁部先是骑兵逃跑了，接着步兵也开始逃亡。
在战争环境下，这是一个很危险的隐患。陕甘边特委和军委商量并报刘志丹同意后，决定解散这支部队。
梁占奎不管在什么地方，身边总是带着一个手枪队保镖，因此要想轻易地解决他是个难题。1935年4月初的一个晚上，在荔园堡，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和红二团政委胡彦英把我和另外一名战士叫去，交待了解除梁占奎武装的步骤和安排。然后，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和胡彦英带着我俩往南走到离荔园堡十几里的一个小村。部队已埋伏好了。主席带我俩进到一个窑洞里，安排我们伺守门侧，到时候下他们的枪。这时已经通知梁占奎来开会，主席坐在炕上等他们。不一会儿，梁占奎带着他手下一个营长应召而来。他刚一跨进窑门，主席立即站起来招呼说："占奎，来来来，到炕上说话。"不由分说，拽住梁占奎的胳膊就把他拉过来坐在炕沿上，几乎同时那个战士迅速抱住随后进门的营长，我趁机下了他的盒子枪。与此同时，在窑洞外，胡彦英指挥预先埋伏好的战士，把梁占奎的手枪队缴了械。梁占奎一见这架式失声乱喊："这是做啥哩，做啥哩嘛？"我们这时用枪指住他俩，习严肃地说："我代表特委、军委宣布，逮捕你们，解散抗日独立军！你们不配当红军！"梁占奎和那个营长以为要杀他们，吓得脸色惨白，浑身哆嗦，任由我们用绳子捆了。主席接着说："你们现在还没犯死罪，不会杀你们。要把你们送到后方去，交给地方处理。如果今后再敢欺侮老百姓，与红军为敌的话，再见面我们就不客气！"我们把这俩人送到骑兵团，由他们再押送到关中。对抗日独立军，则收了枪，把那些兵痞、大烟鬼集训教育了几天，发路费遣散回家；确实表现好的，编入了郭宝珊的抗日义勇军。
【刘懋功（1916年8月23日—2009年12月23日），甘肃庆阳人。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空军第四航空学校政治委员、第十航空学校校长、空军第三军军长、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等职。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