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渡泾河攻常宁
宜瓦战役结束后，经过短暂休整，我军乘胜南下，发动黄龙山战役。由于敌军主力在宜瓦战役中已被歼灭，宜君、白水、韩城等县没打什么大仗就占领了。接着，三纵围攻洛川，敌裴昌会率8个旅麇集一起增援洛川，形成相持状态。西北野战军决定避实就虚，以主力出击西府。
1948年4月初，警一旅作为左路军的前卫部队，由淳耀一带出发，西进到彬县龙高一带，准备从这里渡过泾河。当时泾河以南都是敌人，碉堡据点林立，如果强渡，伤亡肯定较大。野战军决定采用架桥偷渡的办法，先过去一部分部队，巩固阵地后，大部队迅速跟进。纵队把架桥任务交给了警一旅，具体由我负责。
要在宽达五六十米的泾河上架桥，桥架好之前又不能被敌人发现，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我和工兵连连长王维玉认真商量后，决定像搭积木一样架一座浮桥。我们从龙高下到离河边不远的一个小山沟里的村子，白天隐蔽着备料、制作，半夜时分运到河边安装、对接，然后立即拆下来运回进行修改，觉得没有问题了，就一段段藏到窑洞里。这样昼伏夜出，一一段地做、接、试验，大约10天左右就做好了。这时候又来了命令，从二纵派来一个工兵连，归我指挥，让在东边20里处再架一座浮桥。由于已经取得了经验，我领着两个工兵连只用了三四天，又搞好了，藏在那里的河边上。完工后，四纵阎揆要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来检查，对质量和进度都表示满意。
4月16日，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二纵副司令员郭鹏、四纵司令员王世泰等首长都来了，在架第一座桥的村子北边塬畔的一个小村庄开会，研究渡河作战问题。张宗逊副司令员布置任务，要四纵作为野战军的第一梯队，警一旅作为四纵的第一梯队，当晚从两座浮桥同时过河，攻占河对面的永寿县常宁镇。我见大家都不发言，便要求发言说："警一旅作为纵队先头部队过河，我完全同意。但警一旅分开从相距20里的两座桥过，我认为不合适，距离太远，兵力分散。如果南边乾县、东南边礼泉的敌驻军青年军二 O 三师来增援的话，我们东西不能互相支援，又没有机动兵力投人，局面就被动了。"张宗逊副司令员说："敌人哪有什么援兵啊？"我说："乾、礼敌军都不过四五十里之外，又有公路可通，要出兵是很快的。"他说："不要瞻前顾后，怕这怕那，顾虑太多仗就没法打了！"我们俩争辩了几句。王世泰、张仲良、高锦纯都未说话，我的疑虑并没有消除，张宗逊副司令员就这样拍板决定了。
四纵研究当晚和次日的作战方案时，确定三团由高锦纯旅长指挥，由第一座桥过；我带二团由东边的第二座桥过。过河后，廓清周边敌军，夹击常宁镇。预定的方案是夜间架桥，架好后差不多天要亮了，部队过河应在凌晨前后。
我们搭好桥，天已经亮了。没吃早饭，我带着二团迅速从桥上跑步过了泾河，向西南方向的常宁镇推进，拔掉了镇东边一个自卫军的据点，抵进常宁镇外围。常宁守敌保警队慌忙开枪阻击。我要二团战士们一边和寨墙上的敌军对射，一边做攻占土围子的云梯，等高锦纯旅长带三团到达后，一起发起攻击。我部署好部队后，和作战科长刘协及警卫班在一个小村里做饭，我因背部风湿痛，就在旁边对着太阳晒背休息。
突然，枪声密集起来，还夹着炮声。刘协说他去看看，我说好。他出去刚走到村边就发现敌援兵上来了。我和左爱同志立即沿着敌来方向的一条胡同道前去观察情况，左爱在胡同道的上边走，发现敌距离我们只有二三百米，我们和警卫班一边就地阻击敌人，一边马上派人去调部队。敌人突然遇到阻击，进入一片坟地隐蔽攻击。正危急时，副营长陈汝义带着一个连上来了，顶住敌人，把我们替换了下来。
敌援兵枪炮齐发，攻势很猛。常宁镇守敌也嚣张起来，大有腹背夹击之势我和二团团长谢礼顺指挥部队抗击敌军，把主要兵力放在打援上，同时也堵着常宁的守敌不许出来。战斗中，我给高锦纯旅长发报，希望他迅速增援我们。但他和三团在渡过泾河后，行军途中休息，做饭吃，没架电台，我发的电报他自然不会收到。但我们发的电报野战军司令部收到了，知道了情况。这时，战斗已打了几个钟头。我们在反击战斗中，抓了青年军十几个俘虏，摸清了敌情。
到了夜间，二团仍与敌在对峙中。张宗逊副司令员发来电报，叫我去汇报战况。我带着警卫员翻了两条沟，在一孔破窑洞里见到了张宗逊、阎揆要、郭鹏等首长。我简单汇报了情况。张副司令员问我怎么知道援兵是青年军？我说抓了十几个俘虏，问清了是二 O 三师三、六两个团。这时已快半夜了，阎揆要副司令员说："懋功，睡一会儿吧！"我们俩盖他的大衣睡了两三个钟头。天快亮的时候，张宗逊喊上郭鹏先出去了。他们叫二纵投入战斗，围攻常宁（这时援兵青年军已进了常宁城）。太阳出来的时候，阎揆要和我去看战斗进展情况。阎揆要觉得二团打了一天一夜，太疲劳了，建议张宗逊把二团撤出了战斗。常宁城墙较高，二纵打到下午，攻进了常宁镇，歼灭敌人1600余人。
高锦纯旅长因为没开电台，率三团行进中躲飞机轰炸，延误了战机，没能参加上常宁战斗，受到纵队和野战军的严厉批评。西府战役后，为这件事在土基会议上彭总又批评了高锦纯同志。
激励四纵进步的动力
1948年4月下旬，西北野战军主力逼近宝鸡。这是一着大踏步深入敌后，以运动战歼敌的好棋，同时也是一着险棋。蒋介石急令胡宗南和青马东西并进，妄图夹击我军于宝鸡地区。胡部第五兵团司令裴昌会率11个旅的兵力，分三路驰援。马继援也率八十二师从陇东迅速南下。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同志决定采用两翼防御，中间突破的战术，以一、二两个纵队为中路，向宝鸡挺进；令四纵在扶风、岐山之间抗击西进的裴昌会兵团；六纵在长武、彬县阻击青马。
纵队命我带一旅三团一营和一部分工兵，去破坏三原到咸阳之间西（安）铜（川）铁路线上的桥梁，以阻滞敌援兵西进。
我带部队由礼泉向东南方向行动，到了位于泾阳境内的一座铁路桥附近。这时麦子长得很高，正在灌浆时节。我带着工兵和炸药，匍匐在麦田里，见桥上敌人很多，警戒非常严密，到夜间仍然灯火通明，难以接近。第二天、第三天夜里仍然无法得手。显然，敌人为确保运输线畅通，在铁路线上部署了相当大的兵力。如果强攻的话，我们孤军深入，很难摆脱敌军的围追堵截，有全营覆没的危险。第四天晚上，在行动中被敌警戒部队发现，敌军来追击我们。这时，敌军从陕北来的援军已经开过，已失去了破袭桥梁的机会，我带着没有完成使命的遗憾，从一条干河沟里向西边撤回。
甩掉敌人后，驻在礼泉县陈村镇。我们带着电台，每天向旅部、纵队汇报情况，保持着联系。纵队用电报通知我，我军于4月26日攻占宝鸡后，已于28日撤出，命令我们立即北撤归队。我即带一营及工兵连北撤，经常宁，过泾河、龙高、张洪，过永乐时寨子内有敌人，到跟前才看到伸出的枪。这时后退已来不及了，我立即厉声喊道："不要开枪，开枪我们就不客气了，你们一个也活不了！缴枪不杀，把枪捆在一起丢下来，你们下来打开寨门全部出来。"敌人看到我们人多，有轻重机枪，就乖乖按我说的办了，但是头子跳寨墙跑了。我们把十几个俘虏全部释放，然后继续北上。
到达宁县城东北一个小村庄见到了高锦纯。高锦纯旅长告诉我，由于我军攻占宝鸡，正如彭总所料，延安、洛川守敌"不战自退"，延安已于4月21日被我军光复。我们都非常高兴。这个我们心中敬仰的圣地，在敌人侵占1年零44天后，终于又回到人民的怀抱。毛主席在撤离延安前就预见到："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蒋介石占延安，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等他背上这个沉重的包袱，我们再收拾他。他就要倒霉了，等蒋介石算清这笔账，后悔也迟了。"这一年多的战争实践证明了毛主席的预见无比正确！
高锦纯旅长还告诉我，四纵这次没有完成抗击裴昌会兵团的任务，警三旅擅自撤离抗击阵地，造成裴部沿武功至凤翔的大道长驱直入，28日逼近凤翔，我军主力陷入背水侧敌的被动境地。彭总不得不当机立断，改变原定的寻机歼敌的作战意图，决定撤出宝鸡，向北转移。后来，野司命令警三旅在屯字镇和肖金镇之间掩护主力转移。但警三旅黄旅长再次犯了老毛病，畏敌拒战，不执行野司命令，临敌逃避，差点儿使敌军把彭总追上，兄弟部队新四旅也受到很大损失。当时情况万分紧急，彭总率野司和野政两天两夜没有吃上饭，不停地转移，幸亏一纵赶了上来护卫，彭总他们才得以进入关中，转危为安。
高锦纯同志和我还在谈话，敌骑兵就追上来了。高锦纯见此情况便说："你带炮兵连先撤，我掩护。"我立即带炮兵连东撤。摆脱敌人后，高锦纯带部队翻沟往南走了。我走了十多里后遇上二纵后勤部分人员和民运部长吴满有。吴满有原是延安吴家园子村的农民，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大生产运动中替毛主席代耕过。参军后担任了二纵民运部副部长。我说赶紧走，他说要等后面的人上来了再走。我们就先走了。走出一段路听到后面枪声激烈，过了几分钟看到敌骑兵追来，我立即要炮连一部分赶上驮炮的骡子走，其余人用步枪边走边阻击。好在地形对我有利（崾岘多），易守难攻，没有遭受损失。到九岘塬，遇见野战军后勤司令员刘景范老首长往前方运送粮秣及其他物资。我向他报告了情况，他决定沿来路往回返。我带炮连随同他从九岘塬翻沟，当天晚上在五倾塬一带宿营。第二天他们向黄陵方向走。我们向宜君方向前进，到达宜君县城西边的一个山坡住下。休息了两天，找到野战军司令部，从野司得知警一旅的驻地，我们立即赶去归了队。
西府战役从4月16日开始到5月12日结束，共进行27天，歼灭敌军2.19万名，我军减员1.24万人（其中伤亡6560余人）。5月26日到6月1日，西北野战军在洛川召开了团以上党委书记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即土基会议，总结西府战役的经验教训。这是西北野战军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为了开好这次会，彭总特别请贺龙、林伯渠等同志参加了会议。在会上，彭总做了《春季攻势总结》报告。他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严肃地作了自我批评，认真剖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失误，对四纵和警三旅进行了批评。彭总的批评非常严厉，也非常中肯，对与会的四纵同志震动很大。
接着，四纵在旬邑县东南的土桥塬整训，纵队党委召开了营以上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大家广开言路，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会上，同志们对纵队领导提了不少意见，严厉批评了警三旅黄旅长和五团团长，不少干部谈到四纵在全野战军丢了人时，激愤难过地流了泪。我也在会上列举事实向有关同志提了批评意见。整训结束时，黄旅长、五团团长和政委都受到撤职处分，野战军党委还给负有领导责任的同志以警告处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两次会议开得是很成功的。四纵从此有了起色，成长为主力部队。
主持纵队教导队
为了贯彻土基会议和土桥会议的精神，土桥会议后，纵队立即根据部队存在的问题，从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思想和作战技能的目的出发，决定举办教导队。名称是四纵教导大队，驻地在中部（今黄陵县）。重点培训营、连、排干部。指定由我和刚从野战军政治部调回四纵的张午同志负责，还抽出二团三营营长石中玉、三团二营副营长孙璋等同志担任队长兼教员。学员大部分是从警三旅抽调的营、连、排3级干部，共有200多人，编为一、二两个队。一队学员来自警一旅，二队学员都是警三旅的。纵队司令员王世泰、政委张仲良特别向我交待，办教导队主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整顿游击习气、自由散漫作风、不执行命令、不守纪律现象；二是讲战术战例，提高军事素质。教导队设在中部县（黄陵）北边的隆坊镇附近农村。纵队的后勤部也驻在这里。我和张午等同志用1个月的时间集中整顿思想、纪律和战斗作风，然后转入军事课教育。主要是总结历次作战中的经验教训，以我们自己经历过的胜仗和败仗作为战例进行教育，比如青化砭、羊马河等三战三捷、宜瓦战役、收复关中的几次小战斗、九岘塬战斗等；红军时期的劳山、榆林桥、直罗镇等战役。我们采取了讲课、讨论、演练相结合，同时还搞了图表、沙盘和演习，尽量做到结合实际，有的放矢，好学、易记、实用。学员们兴趣很大，反映也比较好。教导队计划要办6个月左右，所以8月份的澄（城）合（阳）战役和10月份的荔北战役我们都没有赶上参加。
大约在8月下旬到9月上旬，纵队通知我到澄城附近纵队司令部开会。会议期间，野战军副司令员赵寿山来到四纵，接着习仲勋、林伯渠也来到四纵。赵寿山曾是十七路军杨虎城将军手下的著名爱国将领，在"西安事变"期路军杨虎城将军手下的著名爱国将领，在"西安事变"期间，发挥过重要作用。抗战期间，他率领国民党三十八军在山西中条山与日军血战，打得英勇顽强。1942年10月经彭德怀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9月初，时任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的赵寿山脱离国民党集团，由晋冀鲁豫解放区辗转到达陕甘宁边区。中央军委任命他为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在此前，赵副司令员经常和我们一起行军，彼此较熟。赵副司令员问了许多教导队的情况。会间休息时，他约我一起去游澄城县城隍庙。那庙里有很多阎王、小鬼对罪人施加酷刑的塑像，非常阴森恐怖。我们从城隍庙出来后边走边谈，他见我们警一旅三团许多战士在县西河边洗衣服，就和在河边的战士们攀谈，而后又参观了三团的驻地。看到内务非常整齐干净，指战员精神面貌很好，赵寿山副司令员十分高兴地对我说："我在国民党军阀部队带兵几十年，严格治军也算有名的，但没像你们把兵带得这么好！"他又笑着对我讲，毛主席对他说了，西安解放后叫他当陕西省主席。到那时，他要点名要三团当他的警卫部队、"御林军"。问我舍不舍得给？我笑着回答："只要毛主席下命令，我敢不给？"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哈哈大笑。
10月上旬，在澄合战役中，警三旅旅长郭炳坤同志肩部负伤，回到隆坊治伤。他和教导队住得很近，我常向他请教和探讨一些如何把教导队办好的问题。
大约在11月上旬，教导队还没有结束，纵队通知我回部队。这时，西北野战军为配合淮海战役，发动冬季战役。四纵和一纵等部队是右翼兵团。我回到部队，正值四纵向铜川、耀县方向进军。纵队首长对我说，拟调我到警三旅任副旅长兼参谋长，要我设法把三旅的作风、斗志认真进行整顿。我说炳坤同志能打仗，部队带得很好嘛！他们说郭炳坤旅长伤刚好，需要人帮助他，我只好去了。
11月21日至24日，右翼兵团在富平县美原镇、薛镇歼敌十七师大部、第三军一部共6100人，攻占铜川以东军台岭、黄堡镇及火车站。11月28日，四纵又在蒲城北部上王、罕井一带阻击援军，配合二纵、三纵围攻永丰镇，永丰之战全歼敌七十六军1.2万余人。
冬季战役结束后，12月初，四纵回到宜君县五里镇、西村（石堡村）一带，开展冬季整训、练兵。其间镇、西村（石堡村）一带，开展冬季整训、练兵。其间敌六十五师从铜川北上袭扰，被警一旅击退。
春季攻势拾零
经过1948年的战斗，西北野战军已由6.8万人壮大到9.1万人，一年内歼敌16个师11.5万人。西北的形势同全国的一样，正如毛主席所说："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是毫无疑义的了。"
1949年1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阎揆要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所辖六个纵队全部改称军。我所在的第四纵队改称第四军。王世泰任军长，张仲良任政委，孙超群任副军长，朱辉照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文舟任参谋长。撤销旅的番号，改称为师。第四军共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3个师，第十师由原警一旅和原骑六师的一个团合编而成，高锦纯任师长，左爱任政委，葛海洲任副师长，下辖二十八团（骑六师拨过来的那个团）、二十九团（原二团）、三十团（原三团）；第十一师郭炳坤任师长，高维嵩任政委，我任副师长，姚绍文任副参谋长，刘昌汉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3个团；第十二师郭宝珊任师长，李宗贵（即李赤然）任政委，辖3个团。全军共1.63万人，其中第十师4800人、十一师5700人、十二师4000人。
为了打乱胡宗南集团的退却计划，发展西北战场的大好形势，在毛主席的决策下，第一野战军在1949年2月19日至3月22日，发动了春季攻势。此前，彭总前往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这次战役行动由张宗逊、赵寿山、甘泗淇、阎揆要负责挥。2月16日拂晓，四军分别由驻地黄陵、宜君出发南下，向耀县、铜川攻击，吸引敌军主力西顾，为一、二、三、六军围歼蒲城敌第十二师、三十师创造契机。20日中午，我们十一师扫清铜川西原敌外围据点并攻占白家原。赵寿山副司令员对四军王世泰军长、张仲良政委、张文舟参谋长、郭炳坤和我说，铜川城守军二十师有一个团长是他的老部下，可以让这个人起义，配合攻城。当天晚上，赵寿山的秘书和我下到铜川城南门外的山坡上，我在坡上等，赵的秘书下到南门请那个团长来。我们3个人在半山坡上一块儿商量。我要他在我们发起攻击时率部起义，接应我们进城。那个团长很为难，说一打起来就乱了，他掌握不住部队。那个团长当即回城。我们回来向赵副司令员汇报后，决定强攻夺取。总攻发起后，敌人的子母碉堡攻不下来。我把炮兵调上来，还没有开炮，守敌就弃城逃跑了。十师在南边进攻，十二师在城南的陈炉镇担任堵击任务，未到达，敌军乘机逃脱，只抓住100多个俘虏。
铜川之敌二十师逃到耀县，耀县守敌六十九军也跟着弃城南逃，一起跑到三原。铜川、耀县顺利解放。
根据一野司令部命令，四军继续西进淳化。2月24日十师占领淳化县城，守敌十四师十团弃城逃跑，被十师追上全歼。我军继续沿公路向东南方向进击。2月28日夜。我们十一师主攻口头镇（泾阳境内），十师主攻西风山。敌二十师在西凤山有1个主力团。我和师长郭炳坤、政委高维嵩派1个团攻占口头镇正面，另1个团在侧后进攻。我们一攻，守敌1个团向几里路外西凤山下的师部逃跑，我们两个团紧追不放，结果连敌少将师长褚静亚一起俘虏了。十师也攻下了西凤山，歼灭守敌1个主力团。这一仗，我们和十师共毙伤敌军260人，俘虏1563人。
3月上旬，青海马步芳八十二军4个骑兵团由永寿常宁镇向淳化进攻；胡宗南以11个师的兵力向我军解放的宁镇向淳化进攻；胡宗南以11个师的兵力向我军解放的蒲城、耀县、铜川进犯。一野首长决心诱敌深人，歼敌有生力量。四军奉命东进，十一师担任前卫。3月11日，十一师率先过了耀县境内的吕村河。当十师随我师进到墓坳塬、项牛村一带时，被敌第二四八师追上。十师坚决抗击，从上午打到黄昏，歼敌千余人，其中俘虏20多人，号称"常胜将军"的敌少将师长马德胜被我军十师击毙。几天后，胡宗南在西安还为马德胜开了追悼会。3月19日，四军转至黄陵县五里镇、偏桥一带休整，春季攻势就胜利结束了。
凤翔塬追敌遇险
1949年5月上旬，中央军委指示一野："6月间举行夺取潼关、西安、宝鸡、汉中、天水及陇南战役，切断胡宗南向川北的逃路。"为实现中央战略意图，一野召开师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发动陕中战役，交给四军的任务是向乾县以西地区追击前进，阻击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可能东进援救胡宗南的部队。这时，西安城已没有多少胡宗南的正规军了，西边和北边的麟游、凤翔一带，猥集着敌五十七军所辖二一四师、二一五师和暂附之三十师等部队。
5月17日晨，胡宗南全线西撤。一野各军按部署实施追击。四军先后攻占礼泉、乾县、永寿（监军镇），沿途消灭敌军大批地方武装，向麟游进击，追歼敌五十七军。敌主力在前边跑，留1个营在后掩护。我四军以十师为右路，十一师为左路，尾追逃敌；一军沿西宝公路急行军，拟超过敌军，在前边堵截。
5月21日，在乾县西北和麟游交界处，敌后卫部队将我四军军部直属队堵住。军首长紧急派通信员来要郭炳坤师长和我立即到军部。我们俩接命令快马加鞭向军部疾驰，到了那里，炳坤同志的战马就累死了。王世泰军长对我说："懋功，你赶快上去看看！"因为我们十一师还没有跟上来，我手下无兵，世泰同志把军部侦察连、警卫连交给我指挥。我命警卫连担任侧击，带侦察连上去一看，敌军不多，便发动进攻。敌一触即溃，向西跑了。军部前进道路再无敌阻挡。
我和炳坤返回到十一师，一看部队正在做饭。我急了，喊道："怎么不走啊，你们停下干啥？立即走！"郭炳坤同志看到部队实在疲劳，不忍心，对我说："懋功，让吃完饭再走。来来，你也赶快吃了饭再走！"高维嵩政委也说："吃了饭再追！"我一看他俩都这样说，气得把作战科长叫上，和警卫员上马往前走了。我们到麟游县城西门外坡下坐着边休息，边等部队。左等右等不见跟城西门外坡下坐着边休息，边等部队。左等右等不见跟上来。十师二十九团已经追过去了。十师师长高锦纯同志也上来了，看见我就问："你怎么在这儿？"我说："在等部队呀！"他讲二十九团已过去了，就先走了。郭师长、高政委和部队接着到了。这时，军直也上来了。王世泰军长、张仲良政委见到我就问："你们怎么在这儿？"我回答部队在途中吃了一顿饭。晚上，军首长把师长、政委和我一起叫去狠批一通，让师长和政委回去带部队，让我跟着他们走。
天越来越黑，路也泥泞难走。到了凤翔县的十八峁梁，张仲良和王世泰在坡下休息，我和作战科科长上塬，继续往前。前边的枪炮声很密，我说，怎么打得这么凶！让作战科科长和警卫员把雨衣撑起来，展开作战地图用手电照着看方位。天快亮的时候，前方来的二十九团一个送信的通讯员，告诉我说二十九团追上敌人了。后来得知一军的二师和四军十师，把敌五十七军和三十师包围在老爷岭至姚家沟一线。战斗打响时，敌军还正在睡觉。十师二十九团追上敌人，就歼灭一个团。一直打到敌军部，没怎么费力就把敌副军长、军长老婆、敌五十七军平剧团（后改编为我四军京剧团）俘虏了。连担架队都抓了不少俘虏。一共生俘敌军8000余人，其中十师俘虏4954人，击毙击伤365人，敌三十师师长王敬鑫被击中腹部，抬下不久死亡，仅八二、六 O 炮就缴了37门。我在为我的老部队十师高兴之余，又不能不有莫大的遗憾：我们十一师本来是前卫，因途中吃饭误了时间，把这次战功失掉了！
这时，天已开始发亮，王世泰和张仲良也赶上来了。他们得知通讯员送来的消息，又看到敌军正在向北面山区溃逃，马上要我赶紧前往西北山区，去堵击敌人，并告诉我，后面部队上来后，都归我指挥。
我和作战科科长带着警卫员与侦察人员前往西北山区。这时雨已停了，野草和灌木丛挂满水珠。前面小路缠着一个个小山包弯来绕去。作战科科长带人找老乡问路去了。我和警卫员急急忙忙往前走，又绕过一个小山包后，见不远处有个人。我让警卫员去找那个老乡问路。我自己仍然向前走，又拐过一个小山包。刚拐过去，迎面碰见3个头戴钢盔、肩上扛着步枪的敌兵迎面走来，离我只有两三步远。突然面对面，双方都一愣，高度紧张的敌军尖兵低声喝问："哪一部分的？"我立即答道："三十师的！"又马上反问："你们是哪一部分？""二 O 三师！"大概我身上穿的这身崭新的国民党军装、军帽（当然去掉了帽徽和军衔）和胸前挂的望远镜一时迷惑了青年军的这3个尖兵，我问："你们去哪里？"他们说共军打来了往后山撤，我接着说："要打，不能撤！"他们扛着枪愣住了。正在这危急的时刻，我听见身后草响，知道警卫员上来了，便指着他们（我没有带手枪）高喊："把枪放下，不许动！缴枪不杀！"我的警卫员早已听见前面的声音，举着驳壳枪急忙冲了上来，把3个敌人的枪缴了。
这时，敌青年军一个连跟上来了。我们赶快叫那位老乡帮助背着枪，押着俘虏往回撤。往回跑了一段路，爬上山头，作战科科长赶上来了，十师三十团一个连也跑步上来了。我指挥这个连从正面、侧面夹击敌人，将敌击溃，在追击中将敌歼灭，并俘虏了一些敌人。战斗快结束时，军直属炮兵营上来了。营长向我报告，王世泰军长说炮兵营归你指挥。接着十一师的部队陆续赶到，但由于来得太晚，什么仗也没有打上，只参加了搜索残敌的战斗。
那3个被我们俘虏的青年军尖兵交给了警卫连。俘虏们问："那个抓我们的长官是干啥的？"警卫连的战士回答是副师长。俘虏说中央军的大官享福、贪赃、扣饷能行，打起仗来一个个往后缩。你们共军厉害，一个副师长都敢跑到最前面，怪不得你们能打赢。他们坚决要求当解放军，成了我们的战士。青年军都是青年学生，以后，不少人当了文书或文化教员。
5月20日，罗元发、徐立清同志率领六军解放了西北第一大城市、陕西省省会西安。陕中战役以歼敌2.73万名的战果胜利结束。5月24日，西安市军管会成立。贺龙任主任，贾拓夫、赵寿山、甘泗淇任副主任。次日成立西安市人民政府，贾拓夫任市长。
【刘懋功（1916年8月23日—2009年12月23日），甘肃庆阳人。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空军第四航空学校政治委员、第十航空学校校长、空军第三军军长、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等职。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