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盘桓数日，我们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9月1日到达香港。

还有一件事也是我在香港必须待办的，那便是我要寻找一个小姑娘，她的名字叫做谢承美。（承美是谢承瑞的妹妹，讲起谢承瑞，说来话长。）

溯自九一八的前两个月，民国二十年（1931年）的7月，我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一股子劲儿就赶回到天津的家中。

那时先严还在世，他老人家拉近我看看清楚说：

"你这样一个大个娃娃就想当军官么？我看小兵都会欺负你。"

当时我还没有满20周岁，所以父亲一再地为我安排着，要我继续出国再去深造。

我以前在国内，对于外文没有一样搞好过的，留德留法，都得从头干起，而当时又从没有人会想到去美国去学军事；

所以我们父子的双边会议中，便决定叫我再回日本去进工兵专门学校或炮工学校。

当年入日本军事学校，必须有我国政府的保送，哪怕是地方政府也可以。

先严和绥远（民国时期一省名，位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中部，设立于1928年10月，省会呼和浩特。1954年撤销）的傅作义是朋友。

便写了一封信去请他为我作保；

本是一纸公文的形势而已。

顺水人情，傅当然也很乐意的就照办了。

可是想不到九一八事变随即发生，我当然不能成行，但对绥远省府的厚意，总是值得感谢的，所以，便自己写了一封信给傅，那也只是官样文章，表示一点铭感，根本没有任何附带的要求。

谁知傅却回了我一封信，表示欢迎我到他的第35军去服务。

在民国三十七八年（1948、1949年）之前，傅作义并未投"匪"（《还俗记》初版之时，海峡两岸政治对立严重，"匪"为国民党对中共方面的称呼）,向为中央所器重，同时也是国民所拥戴的高级军人，我既不能继续出国深造，当然便乐于接受他的召征。

还有一个原因，我钮家的谱系本是蒙古人，因此我对沙漠，老远便闻着一种香味。

其实我们汉化已久，连蒙古的边儿都沾不上，只不过是一种憧憬而已。

记得我到职归绥，正值严冬，一次出操，几乎就冻掉了我的耳朵，因为我毕竟还是生长在江南的人。

35军完全是"老西儿"（旧时对山西人的俗称，阎锡山就被称为"阎老西"）的系统，叫我们南方人为蛮子，而整个军中也只有两个蛮子，那便是我和谢承瑞二人。

我到达绥远的第二天，便知道了军中所传的蛮子故事，可是我并没有立刻见到谢承瑞，因为他的职务是军械处长，正在天津监造装甲汽车。

大约一个月之后，我也出差平津返回绥远，在平绥铁路上的火车，看见一位不像土包子的军人：黄呢军装，黑皮马靴，一根斜皮带，是道地的来路货。

个子不高，人也生得并不漂亮，但动作却十分的帅，一口带着南方尾音而卷着舌头的京片子，却响亮的吓人。

我一看到他所佩的符号，便猜到是谢承瑞，所以便上去打他的招呼。

"你是谢处长么？"

他阶级比我高，我先向他行了一个军礼。

"正是鄙人！"

"我叫钮先铭。"

"原来又是一个蛮子。"

他虽然远在天津出差，但军人多添了一个蛮子的事，他也知道。

谢承瑞

我们同乘的是平绥铁路（由京张（北京至张家口）铁路发展而来，东起北平丰台，西迄绥远包头。1906年开工，由詹天佑等设计制造，全线1921年完工），说到这条铁路，实在来头大得很，这是驰名于世界的铁道权威泰斗詹天佑先生所设计修筑的。

詹天佑所发明的火车挂钩，为各国所重视，因此便将这种挂钩命名为"詹天佑"。

还不仅如此，平绥铁路上青龙桥的转车，在中国的铁路史上，也是有名的杰作。

可是提到当年的平绥路，真令人笑掉大牙。

有这样一个故事，沿平绥路有一位乡间的老百姓送亲戚上京，在月台上送行，车开了，他还在和车上的人聊天，聊了几分钟，车下的人对车上人说："我失陪了，先走一步！"

走路的人比坐车的快，这是形容平绥路的慢劲儿。

这当然只是一个笑话，可是全长不过816公里，而须行驶两昼夜，其慢也就可知。

就在这牛步的火车上，两个蛮子———我和谢承瑞就交上了朋友。

第二年一．二八上海抗日之战，我们一同奉命参加。

不久又一同转任炮兵学校教官，承瑞还兼教于陆军大学（其前身为1906年在保定创办的陆军行营军官学堂，1913年正式命名为陆军大学校。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后，蒋介石任校长。1932年，该校迁往南京。抗战中迁移至长沙、遵义、重庆。1946年回到南京。1949年5月迁往台湾。该校毕业生在民国时期的军事、政治界具有重要影响）和中央大学（起始于1902年张之洞在南京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1920年改名为国立东南大学。1927年，国民政府将其与其他8校合并改组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改名为国立南京大学。1952年，该校与金陵大学合并为今天的南京大学）。

承瑞是从柏林大学毕业后，才转到法国去进兵工技术学院，我尔后之留法，可以说完全是受承瑞的影响。

七七事变发生，我奉桂率真将军之命而返国，那时谢正任桂部的团长。

首都防卫战，驻守光华门的部队便是他的步兵一团和我的一营工兵。

这一段经过，曾记于拙著《空门行脚》中，此间不再赘述，但我之于承瑞，不仅为同乡同学，而且是患难之交。

我从南京逃回上海，第一个令我关心的朋友便是谢承瑞，可惜当年在上海的人，与军事都非常的隔阂，实在无从去打听。

我到香港，一心要找谢承美，并不是要找这个毛丫头，而是要询问她哥哥承瑞的下落。

女大十八变，当我在香港找到谢承美的时候，她已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不仅已毕业于南京女中，并已进入金陵大学（起始于1888年美国传教士在南京创办的汇文书院，1910年与宏育书院合并为金陵大学堂，随后获得美国纽约州教育当局的许可，其学历得到美国承认。1927年9月，陈裕光成为校长。1928年，金陵大学成为基督教大学中首先向中国政府申请备案者。金陵大学校园在南京大屠杀中是国际安全区的一部分。1951年，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合并。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中，与南京大学合并）。

她一见到，便毫不避嫌地哭倒在我的怀里。

一旦见我突然地出现，而乃兄却仍无消息，其悲伤之情，自无可言喻。

我记得我有两句诗叙述当时的情况说：

山河变色哀家园，

骨肉重逢问死生！

今又重逢旧友，而这位旧友毕竟尔后做了我的太太，在我们相晤之初，能无丝毫的有关男女之情么？

我们可以发誓，我们两人，谁都没一点这种意念。

因为我们两人的心坎上，共同地顶着一个人，她的胞兄而又是我的难友———谢承瑞先生，我的舅老爷。

而在此我尊之为先生者，因为他是我们抗战的先烈。

军人！浪子！

不等盖棺，我早已自我论定。

因此我具有两种性格，一个是玩世不恭，一个是玩命儿。

在我所追随过的长官中，最讨厌我的是林柏森中将。

他曾任工兵学校校长，而我是他下面的教官，这位一生严肃的将军，看我万事都不顺眼。

可是后来在抗战中于重庆遇到我，他对我说：

"钮先铭！抗战最成功的事，便是将你培养成了人。"

不知是什么缘故，我只要一想到承瑞，我便悲从哀来；

从写《空门行脚》，一直到这篇《还俗记》中，每一写到承瑞，我无不涕泪纵横！

私人的一点感情，而每加赘述，不免有渎读者诸公的清听！

可是请诸公想想！

我钮先铭为了抗战不过做了8个月的和尚而已，而偏爱我的人，便奖饰有加，若比起那以身殉国的烈士，岂不是小巫见大巫！

当然，忠烈之辈，固不只谢承瑞一人而已；当然其被我尊崇则一。

我一生无愧于军人职守者，颇受承瑞的启示，正如已故长官林柏森将军所说的：

抗战培养了钮先铭成人，同时抗战所培养成人的也不止我钮先铭一人而已！

我与谢承美在香港相互抱头痛哭后，最要紧的交换有关瑞哥的消息。

"有人说你和瑞哥都躲在南京的法国大使馆，后来桂先生派人去问过法国大使，他们回答说没有这件事。"

"这是不是别人过路时告诉你的？"

"是的，"她说因此桂先生就给了一点抚恤金给她和荷苏嫂嫂。

桂先生系指桂永清将军，景荷苏是承瑞的妻子。

她接着说：

"你总算逃出来了，你看瑞哥也有可能和你一样么？"

"当然有可能。"

我这并不是随口安慰她的，我自己既有这个例子，谢承瑞有何不可？

这种希望，我们一直抱了很久。

后来表哥王启南在菲律宾沦陷3年后才从马尼拉逃了回来，这更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可是直到胜利来临，"可怜无定河边骨，尤是春闺梦里人！"这才令我们绝了望。

我那次到达香港是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9月1日，离别的日期是9月12日。

当时抗战才一年，粤汉铁路在南边，除了军运频繁之外，关于路政，还没有受到太多的波及和变动。

客车仍是分等级，连卧车都还是齐备。

去年，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的9月，我从欧洲兼程返国，因为考虑经由上海已无法转道南京，所以我才在九龙上岸，然后循广九粤汉再顺江而下，整整一年，我又坐在这一条铁路的火车上，但情形却完全不同了。

虽然去年也业已进入战争，但至少还没有遭遇轰炸，行车间刻还差池不多。

而这一次呢？

在短短的不到1100公里的路程上，从头到尾竟行驶了3天。

虽然并没遭受到实际的轰炸，但一有警报，乘客便得下车避空袭，所谓火车，却变成了牛步。

我当时的情况，用现在的军中术语来说，是一个"无职无官"的人。

虽然并没有降敌被俘，可是南京的一仗，总是我们这一批人打的，打败了是事实，8月为僧，能逃得出来，也并没有什么面子。

说是回到武汉去归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教导总队这个头衔的番号还存在么？

狭义的解释，我该归到什么队呢？

一去两三里，抛锚四五回，这是形容抗战期间公路车的实况，粤汉路是火车，当不至此。

但一摇三摆，每遇警报，全体下车，总得跑上个半里路以外。

有的乘客索性步入村庄，向老百姓买几斤地瓜。

这样一来，等火车头鸣笛呼唤大家回车，前后并得三五小时了。

就这样安步当车似的到了武昌，已是9月17日的清晨，正值九一八纪念的前夕，距我离开上海已经半个月以上了。（当年10月，国民政府弃守武汉，转入抗战相持阶段）

车徐徐的进站：武汉！抗战初期的重镇。

8月为僧，羁年所仰止的天堂，我居然踩到了这三镇的黄土，可是我茫然了，不知此来为何？

陈定山的妹妹曾有两句诗说：

"辛苦最怜长路马，

萧条还是在家僧。"

真奇怪，一位女子会写出这样的诗，简直是完全为我写的。

第二天，我整理了我的戎装，挺着胸膛，重新走进了我们抗战的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