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卫国，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中朝关系史、中外史学比较研究。

✦✦

文章来源

《文史天地》2024年第4期，第1页。

近20余年来，中国史学界兴起了从东亚视野研究历史的取向，值得关注。

首先，诚如日本学者西嶋定生所言，汉字、儒教、佛教与律令制度，构成了古代东亚世界的“四大支柱”，决定着东亚三国（中国、日本、韩国）间共同的文化特质，成为认识古代东亚世界的基本底色。西方大学中的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涵盖东亚诸国文史哲学科，系东亚视野下的学科教育与学术研究。“亚洲别离论”“亚洲连带感”等观念，长期成为日本思想史界争论的话题；从亚洲出发、“作为方法的中国”等视角，成为日本史研究的重要取向。白永瑞“思想东亚”等视角的提出，也是这种研究在韩国的体现。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学者提出“从周边看中国”、“异域之眼”看中国，既有外部世界的影响，也是中国历史学界的自觉。东亚三国相似的历史文化传统，为东亚视野下开展历史研究提供了可能性与必要性。

其次，东亚汉籍提供了资料上的可能性。汉字数千年前成为古代东亚各国的书写文字，留下了数量庞大的汉籍。这些文献近年来大批影印，给中国学术界带来巨大冲击。进入21世纪后，这些影印文献源源不断传入中国，成为颇受关注的新资料；互联网的推广，使用域外汉籍更为便利，为东亚视野下的历史研究提供了资料基础。

再次，东亚视野下的历史研究，具有多方面学术意义，跨学科意义最值得关注。2011年，历史学科一分为三，中国史与世界史各自独立为一级学科，世界史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中国史学科也利于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中国史与世界史学科间的疏离感，却有拉大趋势。打破学科分野，将中日韩三国史放在东亚史视野中考察，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思路。

周边各国的汉文史料，丰富了历史细节。以中国史为例，以往多以中国史料为中心，取得了不小成就，但依然有局限性，域外汉籍可弥补其缺陷。即如《燕行录》记录朝鲜使臣见闻以及他们与明清官员交往的场景，呈现了中国史料中不曾有过的许多“历史现场”，极大地丰富了历史细节。而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域外文献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系进一步深化历史认识的重要史料。

东亚视野下的历史研究，采用区域史和全球史的视野，有利于解决历史认识问题的争端。东亚民族主义盛行，民族史观虽有必要，但极端的民族史观，故意歪曲历史的现象屡见不鲜。即如韩国对高句丽史认识的偏颇、日本军国主义对侵略战争的否认等，都导致过严重后果。面对历史认识分歧，达成历史共识、抛弃狭隘的国别史认识、采用东亚视野下的研究，不失为一种解决办法。

总之，东亚视野下的历史研究，虽无法取代国别史，但作为一种新的研究取向，可以弥补国别史研究的局限，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推动历史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