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日那天晚上，我们撤到陈官庄，向邱清泉靠拢。我们的指挥部住在邱清泉第二兵团的防守地区。指挥部跟邱清泉住在一个大院，我们在院子里挖了两个防空掩体，杜聿明占一个，我和参谋长舒适存占一个，邱清泉也在院子里挖了两个防空掩体，他住一个，他的参谋长和副参谋长住一个。 我们四十多万人，被解放军二百多万兵力包围。 到陈官庄的第三天，下起了大雪。每天下大雪，天时地利人和，我们没有占一样。 一连半个月，天天下大雪。 我们在包围圈里，没有粮食，没有医药。 8日，赶修临时机场，请求南京空投粮食弹药，再作突围之计。 在雨雪交加中，南京派飞机来空援，空投飞机每天达到120架次，国民党的运输机和"中国"、"中央"两个公司的民航机，几乎全部出动了。 空投的事情是归我负责。我派人去收空投的粮食和弹药，可是，到空投场一看，很奇怪，都空投到解放军那边去了，每天收到的粮食和弹药只是投下来的不到三分之一。 我想，这个空投司令是不是有问题呀？我就问杜聿明，杜聿明说："这个人应该没有问题呀。这个空投司令在滇缅路还跟我去打日本，看不出这个人有什么问题。" 我经常跑去看天，认为是风向不好。后来才知道，那个空投司令真的是个共产党。我们被俘后，空投司令穿着解放军的衣服来看我们，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问他："你怎么把共产党的衣服穿起来了？"他说："我不瞒你们说，你们要我当空投司令的时候，我早就是共产党了。" "噢，我知道了。"直到当了俘虏，我才知道为什么一空投就投到解放军阵地上的原因。 投下来的粮食弹药大部分都投到解放军那里去了，我们还有三十多万人要吃饭啊。就算是按空投一日最大量计算，也只够10万人一天所需。仍有二十多万人没有吃的。平均分配给三十多万人吃呢？每天晚上分配下去，只能吃一次稀饭，一天吃不到一顿干饭，军队一天只吃一顿稀饭怎么打仗呢？ 我为这个事情搞得一天到晚睡不着觉。 粮食不够分配，偏偏各部队要粮食时，把数字搞得很大。 粮食弹药一投下来，许多官兵一窝蜂上来抢，抢粮食的抢粮食，抢弹药的抢弹药。我就派部队守着，说："如果再有人抢，我就枪毙他！" 解放军那边一些女政工队员整天喊："你们饿饭了，我们这边有吃的，树上挂的有馒头啊！"我们这边的兵就爬过去，从树上取馒头。看见他们爬过去，解放军也不开枪，女政工队员唱起了歌。我们没有办法禁止，怎么办啊，没有办法，很伤脑筋。一些官兵甚至还到解放军那里作客两三天之后再返回来。后来才发现，在包围圈中布满了解放军的地下工作人员，1月9日夜间突围开始时，包围圈中到处是给解放军发联络信号的火光。 我们不断有伤亡，但是没有医药，我看见士兵的伤口都烂了，发臭生蛆，既得不到治疗，又没有地方送，很惨。我就伤兵问题请示杜聿明，杜聿明说："不病不伤的都顾不了，还顾得上他们！让后勤医务自行解决吧。" 邱清泉和李弥为粮食的分配吵闹不休，各个军师团营也因为粮食闹得如同水火一样。李弥向我提出，说邱清泉第二兵团粮食分得多，要求在他一兵团控制的地区开辟空投场。李弥嚷嚷："我们不相信分配，你们不公平。"李弥自己开辟空投场后，试投时，一投就投到解放军的阵地上。为了多分配一点粮食，李弥又放弃了另辟空投场。 有一天，我们看见地里小麦青青的，杜聿明说："我们好久没有吃过青菜了。能不能到地里挖点麦子吃啊？"我们就冒着解放军的炮火到地里挖了些青麦子回来，做菜吃。一吃﹣﹣吃不得！青麦子看起来跟韭菜一样，实际上那上面都是小毛毛，根本不能吃。杜聿明很丧气："唉，不是我们理想的。" 南京空投下来一些罐头，我们当官的可以吃罐头，当兵的可就更苦了。接着，南京又空投下来一些大饼。可是几十万军队光靠空投怎么过呢？实在饿极了，把一些辎重骡马也都杀了吃，到后来，野草、树皮、青苗和骡马皮都吃光了。 19日以后，风雪交加，空投停止了。 23、24日，天气仍没有转晴的迹象。我们特地从美国调来雷达，临时训练三个伞兵学会使用，打算用雷达指示空投。哪知雷达发生故障，无法使用。 29日，天居然晴了。空投又开始了。 我在空投场视察，解放军打了几炮过来，把我们一个伙夫和政工队的两个女孩子打死了。我一看这个情况，很危险哪，如果炮火密集打过来，不到掩蔽体的都会轻则受伤，重则被打死。 陈官庄整天下雪又下雨，烧柴也没有，老百姓的房屋被拆光了，连老百姓祖墓里的棺材都挖出来了，但是埋在土里的棺材挖出来是烧不着的。 我说："这是天要亡我哪！"大家也在讲："这回完了，这回完了！"杜聿明自我安慰说："我们有现代化的空投补给还这么困难，共产党军队一定比我们困难得多。" 在包围圈中，除了编入建制的官兵，还有不少闲散的国民党人员、机关公务人员和海、连、徐州随军而逃的男女学生、市民、地主之类的"难民队伍"，他们不在编制之内，因此一点口粮也没有。邱清泉乘机将他们编入部队，建了一个暂编旅，并委任兵站司令耿文哲为暂编旅旅长。最可怜的是那些随军跑到这里的女学生和妇女们，被迫做了"临时太太"。在空投场的周围田地上挖了一个一个洞穴，上面盖着张开的降落伞，里面是军官和"临时太太"，还有准备化装逃跑的假夫妻。 包围圈中，竟然出现了"小集市"，几乎一切日用品，以及手表、戒指、手枪、银元、衣着和柴米等物，都可交换，俨然成了一个闹市。有权有势的军官们，利用贪污、巧取来的粮食、大饼、罐头之类的空投品，信口开河地去换取人家贵重之物。 总部办公厅主任郭一予和总部政务处处长左偕康，听说在包围圈东南角解放军控制的青龙集阵地上，准许难民来往，以为有空子可钻，密商借此脱围。他们将包围圈中国民党机关职员及由徐、海撤退的军官眷属等，组成一个名为"难民还乡团"的大队伍，用白布做了一面旗子，上书"难民还乡团"字样，以为这样就可以由解放军封锁线混过去。开始，杜聿明认为非战斗人员走一个少一个，听任郭一予和左偕康两人去办。后来为了通过防守线的放行问题，不得不正式批准，并通知李弥兵团的防守部队放行。这支"难民还乡团"刚刚通过李弥兵团防守线继续向前走的时候，解放军方面发现这大队人马中夹杂了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便向队伍密集扫射，而国民党军这方面，又惟恐泄露包围圈中的军事秘密，于是也就一阵乱枪扫射，企图灭口。在双方的炮火下，"难民还乡团"伤亡不可计数，郭一予、左偕康两人以及最后一批还没有走出李弥兵团阵地的，见情况不对，马上折返，向杜聿明诉苦。邱清泉事后知道郭一予、左偕康企图脱逃，认为丢了"中央军"的脸，要将郭左两人枪毙。我出来为他们两人说了许多好话，才保住了两人的性命。 有时天晴了，但只晴了一下，马上又下雪。机械化部队动都动不了，一点用处也没有。蒋经国办了一个训练坦克兵的铁牛学校。打了败仗之后，铁牛学校的全部坦克车都跟着我们部队走，这时也被困在陈官庄，到处是雪，到处是烂泥，坦克一步走不动，陷下去就出不来了。没有一件顺利的事，所以我说天时地利人和，没有占一样。 一次，杜聿明正在院子理发，院子的四周是房屋，中间有一棵树。天忽然晴了。有个孙元良兵团的少将视察官，黄埔第六期的，叫尹晶天，他来了，对我说："参座，我们坏就坏在我们院子里的这棵树上。" "怎么坏在院子的树上呢？"我很奇怪。 他说："你看，树被围墙围在里面，是个'困'字嘛。" 正在理发的杜聿明听他这样一讲，抬头看看树，说："把这棵树搞掉！"尹晶天自告奋勇地把树砍掉了，逢人便说："杜老总要我砍的，从此我们就大吉大利啦。" 舒适存受杜聿明的指派飞南京见蒋介石，要求增加空投。舒适存动身之前，我对他说："你到了南京，到我一个朋友那里去看看，让他给我买一套便衣，你替我带回来。" 舒适存面见蒋介石，报告了陈官庄的困境，蒋介石批准每天空投增加到300架次。蒋介石还写了一封手谕交给舒适存，要他立即到联勤部去查询有多少库存的防毒面具，次日押运回部。舒适存回到陈官庄时，随运输机带回了800具防毒面具，以备突围时用。就在舒适存回陈官庄的当天，蒋介石空投给杜聿明一封亲笔信，意思是积极作突围的部署。 同时，杜聿明收到了刘伯承的信，我收到了林彪的信，但是我们把信烧掉了。 一天到晚，都是着急，想不出办法，正在很困难的时候，又传来黄维兵团失败的消息。黄维距陈官庄还不到100里路，在双堆集那边，差不多有12万多人，一下子被解放军解决了。当时说黄维没有指挥好，后来一了解，也不能怪黄维。刘伯承部队尾随黄维，一直追到了双堆集，黄维部队就走不动了，停了下来。黄维有个计划，到了双堆集附近，向南过去60华里到浍河边上，如果渡过浍河，部队就有可能得救。对于这个计划，他没有跟谁商量，自己放在心里。这时他手下的少将师长廖运周，是黄埔第五期的，他向黄维献策，说："我家住在浍河边上，是安徽寿县人（廖运周是个共产党，他三个兄弟都是黄埔学生，都是共产党），你如果突围，我打头阵，60华里顶多三个钟头就过去了。搭个浮桥，只要过了浍河就安全了。"黄维一看廖运周是黄埔学生，就说："好好好，你带路。"结果廖运周率部起义。黄维的主力军是十八军，全套的美式装备，十八军并不知道黄维的计划，部队出发后，忽然之间开了几个口子，解放军进去了三四个纵队，十八军少将军长杨伯涛（黄埔第七期）连声说糟了糟了，赶快把汽车集中起来，摆开一道防线。黄维也急了，坐上一辆坦克车想冲出去，被解放军堵住了。"下来！下来！"黄维被俘了。 我特赦出来后，廖运周也参加了我们的宴会。在宴会上，他讲当年怎样向黄维献策，讲得非常高兴，说黄维怎样糊涂，他自己怎样立功，后来民革让他担任了中央监察委员。黄维一见他，鼓起两只眼睛，不跟他说话。黄维对我说："这个廖运周，把我的部队都送掉了。"杨伯涛也在座，也骂廖运周。我说："那时我们对刘伯承、邓小平很轻视，认为他们不是军人出身，现在看起来，我们是错误的。你们不对，不要骂了，过去的就过去了，各人命里一块天，不要到了这个时候还骂人家，还不理人家，他们有他们的道理，恩恩怨怨不要总记在心里，付之一笑就对了嘛。" 黄维说："你付之一笑，我笑不了。" 天下多少事，都是转眼间，跟做了一个大梦一样。黄维比我大一岁，他死了差不多30年了，我这个人还在。 包围圈里传开了12月27日黄维兵团被歼的消息，我们预料到解放军第二步进攻的行动就要到来，突围的部署也就更加迫切。 空军总部作战署副署长董明德飞陈官庄和杜聿明商订陆空联合作战计划，计划的重点是由空军大量投放瓦斯弹，掩护主力部队突围。董明德在陈官庄停留了一周，作战计划不见诸于书面。 杜聿明到邱清泉兵团、李弥兵团召开会议，他说："有美国杜鲁门总统支持我们，我们什么也不怕！南京蒋总统已经准备好了60个美械团的装备，谁先冲破包围圈到达南京，就先装备谁！" 刘峙从蚌埠坐着飞机在上空给我们打气，空军副司令员也在飞机上喊：以后的空投由他负责，一定保证粮食、弹药投够，让大家吃饱饭。 舒适存从南京回来，说我那个朋友不在南京，只有他的夫人在家。舒适存没有讲没买衣服的事，他自己上街给我买了一身便衣。他说："我给你带了一套便衣回来，不晓得合身不合身？" 我解释："我这是备而不用。" 我打开箱子一看，一套崭新的西服！一件豪华的呢子大衣！"你看看，我们突围要化装出去，这个衣服穿得出去吗？要是当个外交使节还可以。" 舒适存说："哎，很贵的呀。" "贵？穿得出去吗？" 他也好笑："我找人帮助去办的，人家也不知道是特为化装用的。" 突围时，我穿的是一套尉官的棉衣，一直到被俘虏。 杜聿明肾脏有病，身体不好，邱清泉有一天到杜聿明的掩体里，表面是恭维杜聿明，实际上是想把他挤走。邱清泉对杜聿明说："我很感激你，我有今天都是你的提拔。我怎样报答你呢？你有病，还是离开这里到南京去吧。我们这里有空投场，有飞机，很方便。这里的事情呢，我们这些兵团司令推选一个人来指挥。"邱清泉的意思是由他自己来指挥。杜聿明坐在掩体里不吭气，气氛很尴尬。沉默了一会儿，邱清泉对我说："哎，念观兄，你这个参座也来参加意见嘛。"我只好说："玉安先生的动议很好，很爱护杜长官。但是这里维系军心的中心人物还是杜老爷，没有我们校长的批准，他不能走。" 杜聿明这个人很稳重，他不说话，既不说"由邱清泉负责"，也不说"向校长打电报请示"，无论如何不开口。 邱清泉一出掩蔽体，杜聿明就一拍桌子，显然是有话要对我讲。他气呼呼地说："你听到没有，他是向我将军哪！" 我说："我知道，我说了那些话，就是给你解围。我主张要突围就早一点突，没有粮弹，没有医药，为了空投问题，搞得我一个多月没有睡过觉。现在每况愈下，越来越不对了，天不晴，人事上的纠纷也特别多，如果早一天突围，就好一天，再不突围，就来不及了。" 蒋介石批准的突围时间是1948年1月9日晚上。 解放军知道我们要突围了，在8日拂晓到9日下午4点左右，发动了全面总攻。李弥兵团一攻就垮了。邱清泉的第五军还能支持一下（第五军的军长叫熊笑三，是黄浦第四期的，邱清泉手下的一员战将），其他各军还能支持多久，谁也没有把握。邱清泉丢下杜聿明的指挥部不管，自己跑到第五军军部，杜聿明为了安全起见，也到了第五军军部。 杜聿明打电话给我，要我到第五军熊笑三那里去一趟，我就去了。杜聿明说："参谋长到南京去了，回不来了，把你升起来，做我们总部的参谋长，一切都归你指挥，等时间一到，我就跟第五军突围了。"我是临危受命啊。 指挥部交给我负责。 我们准备晚上9点钟以后突围。解放军的炮火打得很密集，我们的炮火也打得很密集，杜聿明跟邱清泉在第五军的掩蔽体里，只等时间一到，他们就行动。 我们连房子都没有了，我选了一个空地上的冰窖作为"徐州剿总"的临时指挥部。 各方面都通过电话找我，都是紧急电话，说被解放军的炮火打得抬不起头，要我派队伍去增援，我就告诉他们：这里没得队伍增援，只有死守，哪里的部队都调不动，我还没讲杜聿明要离开这个话。 到了晚上9点多，杜聿明又来电话，要我去熊笑三那里。我又去跟杜聿明见了面，跟邱清泉也见了面，邱清泉讲："你放心好了，我别的保不住，一定要保护我们的总座，我们的总座还是能保护得了的。"他又向我说大话。我说："但愿如此吧！" 我又回到我那个冰窖指挥位置，哎呀，又是电话，要我救援，派部队增援，我还是那句话：你们只有死守，别无部队可调！ 晚上10点多钟，解放军的炮火从四面八方向陈官庄轰击，包围圈中到处都是枪炮声和火光。 到了午夜12点整，杜聿明又来个电话，对我说，他已经决定执行"第三策"，要指挥部全体人员到第五军军部随他行动。 我们在密集的炮火中赶到第五军军部时，杜聿明也没有见到，邱清泉也没有见到，那个掩蔽体里连灯火都没有了，我喊杜老爷，喊邱清泉，没有回声。特务营营长杜宝惠在寨子外面喊了一阵，也找不到他们的踪影。原来，杜聿明挂上电话后，就和邱清泉一道自己突围了。 我说："杜聿明，杜聿明，你就顾你自己了，连最后跟你说句话都不行！" 我只好又回到我的冰窖指挥部，一会儿调兵，一会儿增援，一会儿说"顶住"。其实还顶住什么呢？局面全乱了，到处是乱枪，有一个炮弹车也爆炸了，我从冰窖里钻出来，摸摸没有受伤，一看满地都是尸体。 12点以后，我实在没有办法，应付不了了，就问身边的人："你们还有什么事情要处理的？"杜聿明的主任秘书提了一句："这里有一封很重要的信，是刘伯承写给杜聿明的，这封信怎么处理？" 我说："这封信我看到过，是要杜聿明去投降，这封信你们处理掉。"他们就把这封信撕得粉粉碎，让风吹跑。主任秘书又问："还有些文件呢？"文件中有杜聿明的"三策"原稿和蒋介石给杜明的亲笔信，我说都毁掉。 我的下面还有一个副参谋长，他说："报告参座，现在参座也是你，总指挥也是你，这个地方呆不了了，你准备怎么办呢？"他又说："他们突围了，我们也突围，要死就在战场上打死！"我说："你自己看着办吧！"一直跟着杜聿明的这伙人就散了，自己逃命去了。 一直打到快天亮了，各方面也没有电话来了，炮火还是打很密，我就跑到战场上一看﹣﹣满战场都是丢掉的行李，丢掉的包袱，打死的也就不知道有多少！ 我一数我身边的人，还剩九个人了。我们逃出冰窖，到东南角约20华里处的小河边停下来，找到一个洞，钻了进去，我说："这样吧，你们靠近我，这条河岸还可以靠得住，解放军的炮火还打不到这里来。"大家倒在地上睡着了，这样，又挺过了一个多钟头。 醒来之后，天亮了。我说："现在大势已去，我们蹲在这里也没有用，出去看看吧。" 看见来了四五十个解放军小孩，都是十五六岁，年纪很轻。他们发现我们了，拼命往我们这里跑，喊："我们手下一个不留，都干掉！"我们赶紧往地上一倒，手握卡宾枪，身边的人说："把他们干掉！" 我一想，大势已去，还是不要打了。把他们打死了，还不晓得解放军有多少人呢，我们一个也活不了，也不能挽回大局了。我喊："不要打了。我们的武器摔在地下，让他们捡武器吧。" 这些小孩很勇敢，上来就抢武器，背枪回去报功了。我身上还有一支三号左轮手枪，把手枪握在手里，准备一枪把自己打掉就算了，这时，我的卫士（从徐州招募来的一个水泥匠）一看我摸手枪，就一把抢过手枪，丢到后面的地上去了。我要用枪自杀也不可能了，那些小兵把武器抢了，又跑到别的地方去收武器了，顾不上理睬我们。我一数，还是那九个人，我的参谋啊，副官啊，警卫人员啊，我就跟他们讲："现在大势已去，怎么办呢？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你们各自逃命吧！"我一说这个话，他们都不离开我，他们说：我们不忍心离开你，我们逃出去有什么意思呵？你放心好啦，看他们把我们怎么办吧。 不一会儿，来了几个解放军的兵，把我们俘虏了，送到离陈官庄大约二十多里路的解放军的俘虏营。 程颂公的话应验了，我当了俘虏。 【文强（1907年—2001年），号念观，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原国民党中将、原全国政协委员。文强是文天祥的23世孙，父辈曾追随孙中山。他是毛泽东的舅表兄弟，在黄埔军校与林彪同期，与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同班，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以后脱离共产党，成为军统人员、国民党军参谋等，抗日战争期间作为国民党的一员投身抗战，为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解放战争期间，于淮海战役被俘。1975年3月获得特赦出狱，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职委员，为促进海峡两岸的统一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