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伊力瞎掰

编辑| 伊力瞎掰

玻璃诞生于公元前 3 千纪中晚期的近东地区，随即被广泛传播，是东西方技术传播、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质载体｡

古玻璃的主要成分包括石英砂、助熔剂、稳定剂等，在传播过程中物品与先进的生产技术进入各地，影响所在地的审美，并刺激各地的生产｡

由于各地区的地理环境、社会需求、原料工艺不同，所以玻璃在成分类型、原料种类、工艺上反映出很大的丰富性以及明显的区系特征，研究者可以通过工艺、成分、原料追溯产地来源，解决资源获取、文化交流以及工艺技术的起源发展等考古学问题｡

最早的国产玻璃可能出现于春秋时期，主要是珠饰以及镶嵌材料，战国开始出现仿玉的玻璃璧、玻璃口琀等。

魏晋时期西方传入吹制技术成型的器皿，此后进口玻璃制品可以按照时代与产地分为罗马玻璃、萨珊玻璃、伊斯兰玻璃，国产玻璃的用途也延伸到佛教瘗埋之中｡

宋元时期中原地区玻璃器的生产发展缓慢，用于佛教仪式中的玻璃在南宋之后逐渐消失，至元时玻璃的使用面貌再次缩减至仿玉的簪环、观赏品等｡

但此时西域政治格局剧变，地方性政权崛起，伊斯兰教传入，新疆玻璃器的使用与制作出现与中原不同的发展态势｡

●—≺ 宋元时期新疆玻璃器的出土情况 ≻—●

目前新疆出土宋元时期玻璃器的地点共11处，8处在塔里木盆地南缘，尤其集中在喀什地区，3处在准噶尔盆地的西北部，如下图1所示，喀什地区6处出土地点均属于喀喇汗王朝时期｡

和田地区墨玉县扎瓦遗址下限至公元1001年，即于阗国时期，其次，额敏县也木勒遗址、若羌县瓦石峡遗址属于西辽至蒙元时期｡

伊犁阿力麻里遗址与博州达勒特古城，时代属于蒙元时期｡这些遗址中的玻璃基本都采集或出土于灰坑、城址房屋与手工作坊区内。

以瓦石峡遗址、达勒特古城遗址最丰富，出土数量虽未有精确统计，但碎片均可达到几十片到上百片，汗诺依古城则是“诸多区域散布着釉陶、彩色玻璃”｡

器型装饰上，出土的多是素面透明、半透明的残片，难以辨认器型，只能从口沿、把手、器物底座、残片形态推测是瓶、碗、杯、盘等器物。

颜色包括无色、淡黄色、绿色、蓝绿色、深绿色等，少数为多色玻璃，制作水平参差不齐、出土地点等级不高、工艺朴素简单，属于日常实用器物｡

对比西方玻璃的等级功用可以发现两者的相似性｡在公元前50年左右，今叙利亚—巴勒斯坦一带兴起吹制法｡

自此玻璃开始被大规模生产成器皿、灯盏等实用性物品，并迅速蔓延至整个罗马帝国，其珍贵程度开始下降，进入平民阶层，玻璃容器成为相对普通和廉价的商品｡

到公元1世纪中后期，西方的审美亦发生改变，不透明彩色玻璃逐渐被“天然”的透明玻璃取代，甚至开始追求无色玻璃器｡

直到阿拉伯帝国兴起，统治阶级虽不像前期政权有资助玻璃生产的兴趣，但民间依旧自发生产玻璃，使用习惯没有改变｡

工匠也继承了罗马玻璃与萨珊玻璃的生产技术与工艺风格，由此可见，宋元时期新疆与西方玻璃器的等级、使用面貌十分相似，西方将玻璃器作为普通生活器物的习惯已经影响到了这一时期的新疆地区｡

●—≺ 宋元时期新疆玻璃器的工艺研究 ≻—●

虽然有研究表明先秦时期新疆地区有本地制作玻璃珠的现象，但是没有辅助说明的考古证据，目前学术界的主要观点还是认为宋元以前新疆玻璃制品大多为舶来品｡

若羌县瓦石峡遗址是新疆迄今为止最早的玻璃作坊，其中出土有木炭、红烧土、玻璃熔块、废料以及大量玻璃残片，但未发现制作玻璃的原料。

说明手工作坊区至少存在二次重熔加工玻璃器的情况，可辨识的器型有小口细颈瓶与罐型器残件，其余为素面残片，熔铸水平参差不齐｡

4件罐型器残件为绿色透明的器盖，造型不明，6件小口细颈瓶通高10~17厘米，浅绿色透明，素面无纹饰，从颈肩处可分为三种形式｡

第一种为撇口，长颈，颈与肩连接处凹陷，圆肩，鼓腹凹底(左):第二种为撇口，锥形长颈，上颈部微隆，斜肩凹底 (中); 第三种为撇口，长颈呈葫芦形柬腰状，圆肩，鼓腹，凹底(右)｡

6件玻璃瓶皆为无模吹制成型，内部有细小的砂粒等杂质和气泡，器壁厚薄不均，凹底与圆唇的厚度可达5毫米，腹部极薄处可达1毫米左右，所以不具备运输的功能，结合尺寸大小，可能是盛放酒水的器物｡

上述三类器物与西亚的小口细颈瓶有相似之处，后者在西亚各个生产中心都十分常见，形制大小丰富多样，素面无装饰，尺寸大于 7 厘米的一般都是实用器皿｡

制作水平普遍不高，有腹部壁薄、颈口部厚的情况｡

由于等级低数量大，质地易碎，只有少数能够复原器型，所以相关描述寥寥无几，难以找到外观一致的典型器物。

但在土耳其海岸的11世纪的沉船里发现了很多日常生活玻璃器，有一类瓶与瓦石峡遗址玻璃瓶第一种类型相似，具备长颈微隆、圆肩、凹底的特点｡

另外有小型细颈瓶与瓦石峡第二种类型的器型相似，具备侈口，长颈微隆、斜肩、凹底的器型特点｡

由于这一时期河中地区较为完整玻璃器的资料公布较少，少数研究中表示受波斯地区的影响很深，器型种类上十分相似，所以河中地区的器型功用可以由西亚地区玻璃器为代表｡

但是第三种类型的细颈瓶还没有发现与其相似的西亚玻璃器，尤其颈部中间的收敛具有特殊性，无法推测其具体用途，可能是减缓液体挥发的实用性装饰，这件器物应该是新疆本地工匠创造出的特有器物｡

反观两宋时期中原产玻璃器几乎都是葫芦瓶，属于佛教用品，虽然葫芦瓶颈部微隆，圆肩，素面透明的特征与瓦石峡遗址玻璃瓶相似，但是葫芦瓶上半部不属于颈部，所以收腰处与瓦石峡玻璃器颈部束腰装饰的意义不同｡

且目前只发现甘肃灵台的葫芦玻璃瓶有口沿，属于葫芦瓶成型后再贴塑玻璃条成型，所以瓦石峡玻璃器在成型工艺、功用、等级上与葫芦瓶存在差异｡

结合成分特征看，瓦石峡玻璃器属于中亚地区高钾的钠钙玻璃体系，不同于当时中原的铅钾玻璃、高铅玻璃，所以可能是从中亚进口或本地生产的玻璃料，这反映出新疆玻璃制作技术与葱岭以西中亚地区的联系十分密切｡

所以瓦石峡遗址玻璃器应当是宋元时期新疆在中西亚玻璃器形制与技术的影响下，结合当地审美、需求加工出的制品，可能没有受到中原地区玻璃器的器型与原料影响｡

●—≺ 宋元时期新疆玻璃的成分特征 ≻—●

阿拉伯帝国建立后继续沿用罗马成熟的玻璃器生产模式，依旧分为玻璃料生产与器物制作，所以借助组成成分能够获取玻璃料的产地信息｡

总结目前已发表的新疆地区发现玻璃研究成果，6个遗址一共14个样品被分析检测，其中5个遗址13个样品的主量成分范围相近，属于同一个玻璃体系｡

根据研究成果，可从 Al2O3含量上将中亚类型再分为三大亚类，即中亚类型、中亚高 Al2O3 型、中亚中 Al2O3 型｡

其中瓦石峡遗址玻璃被认为是新疆当地用土硝做助熔剂生产的，主要成分是 NaNO3 与 KNO3，但基于目前主要成分的样本量，还难以区分新疆地区生产的玻璃与中亚地区高钾钠钙玻璃的区别，只能统称为中亚类型｡

除此之外，和田买俄甫尔麻扎遗址时代在唐至北宋，但玻璃体系属于地中海东岸的泡碱玻璃，这种成分类型从9世纪开始数量迅速减少，10世纪时几乎消失，11世纪已无迹可寻｡

所以这件玻璃片年代较早，下限不会晚于10世纪，在已公布的数据里宋元时期新疆玻璃器里几乎都是中亚类型，产地包括中亚与新疆当地｡

从出土情况上看，新疆地区先秦时期出土玻璃器全部出土于墓葬，以不透明单色规则圆珠为主，包括少量蜻蜓眼｡

汉晋时期玻璃珠数量突增，色彩丰富，工艺复杂，来源众多，开始出现西方的器皿｡

南北朝至唐时期(公元5 ~ 10世纪)的墓葬、城址发现的玻璃器居多，遗址遍布丝绸之路的贸易重镇，疏勒、于阗和龟兹最为集中，最晚在南北朝时期开始渗入当地人们的生活中，成为日常用品｡

所以，宋元时期新疆玻璃器的使用面貌其实是继承了前期的情况，并发展出了玻璃加工的现象｡

从产地来源上，新疆各个时期玻璃的成分体系分为了地中海东岸钠钙泡碱类型、西亚钠钙植物灰类型、中西亚钠钙植物灰类型、中亚类型 ( 植物灰、混合碱) 、南亚类型 ( m-Na-Al、植物灰Bara类型、混合碱类型) 、南亚东南亚类型 ( 高钾玻璃) 、国产类型 (铅钡玻璃、钾钙玻璃、高铅玻璃) ｡

将上述产地类型绘制成柱状图，从各自的相对数量、持续时间上全面总结玻璃制品传播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宋元时期的变化｡

部分样品属于汉至唐时期，跨度较大需要单独统计，绘制时归入汉至唐组｡

研究发现战国时期中原的铅钡玻璃出现在新疆地区，汉晋时期南亚玻璃突增，丰富的玻璃类型映射出丝路贸易的繁荣，中亚类型则一直存在，延续时间最长。

说明两个地区玻璃的交流一直是持续的，但是宋元时期新疆地区的玻璃类型与前期相比迅速减少，仅存短距离传播的中亚类型，南亚以及西亚长途运输的玻璃制品似乎消失了｡

这种交流特点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是外界玻璃器生产格局的变化，由于这一时段发现的多是玻璃器，鲜有玻璃珠，而南亚地区直到16世纪莫卧儿王朝才开始出现玻璃器的生产，所以南亚类型消失｡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文明与域外文明交流的中转站，一方面中原的物质文化承载中华文明通过新疆传到西方，影响世界｡

另一方面，其他地区的产品与技术也首先传播到新疆再传入中原｡宋元时期中原地区进口玻璃器等级较高，国内玻璃生产主要应用于佛教仪式中，而新疆玻璃朴素简单，且出现了制作日常实用玻璃器的现象｡

这是因为10~13世纪中亚地区的玻璃生产进入新的繁盛期，玻璃的制作与使用随着伊斯兰文化传入新疆，后期在蒙元中西交往频繁的影响下，新疆地区进一步吸收了玻璃技术｡

再者玻璃器易碎，建立区域内稳定的消费与贸易网络是更加理性的选择，所以大规模长途运输高等级玻璃器基本消失，也强化了新疆与中原地区玻璃器使用面貌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