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气候寒冷，并且比中原来得早，唐军无法适应。再加上冬至大雪后马匹草料将断绝，以骑兵为骨干的唐军战斗力将大减，因此可以说寒冷是最大的敌人。

正由于此，九月唐军丢失土山时，江夏王道宗徒跣请罪，反攻三日不克以后，太宗不得不下令班师。

唐君臣都明白，他们丢失的不是一座土山，而是最宝贵的东西----时间，冬天已经来临，即便反攻成功乃至攻占安市，唐军也无法实现他们的目标：攻克平壤。因此，虽然唐军连克十座城池、打赢了驻跸山等战役，杀敌四万，己方“战士死者几二千人”，战果不能说小、损失不能说大，却无法打羸这场战争，颇类1812年拿破仑之征俄。

唐军攻占辽东、盖牟时获粮六十万石，以每人每日食二升全军六万人计算，足可供陆军五百日之食，即便加上蕃兵、人数未明的张俭部和禁军，就以全军七万人甚至八万人计，也可食一年有余。

而从攻克辽东城的五月甲申(十七日)到失败班师的九月癸未(十八日)共计四个月、一百二十天，粮食不可能穷尽。运输途中当然会有损耗，但幽州还会不断济粮辽东，权衡计算，“粮食将尽”不过是失败的托词，很可能来自于太宗班师的诏书。撤军真正的原因就是冬季的来临。

与速战速决的目的相左的是太宗在战争中“按部就班、稳扎稳打”的具体战法。攻克白岩城时，太宗在长孙无忌的劝告下放弃了绕过安市直取建安的想法。

后来先后拒绝了江夏王道宗乘高丽主力来援安市而出奇兵直赴平壤的建议和驻跸山战役后群臣直取乌骨再取平壤的建议，而是循序见进地计划由安市而建安，由建安而平壤即由北向南步步为营地攻城略地，结果在驻跸山和安市城将宝贵的夏季白白耗费，九月丢失土山后，面临冬季不得不无功而返。

太宗早年在统一战争中擅长出奇而制胜。太宗一贯重视出奇兵而制胜，因此其在伐高丽役中小心翼翼、按部就班的战法就着实令人难以理解。这种变化的产生既有太宗本人的原因，亦是客观条件制约所致。

首先，太宗此时是万乘之君，不再是敢打敢冲的天策上将了。经过二十年钟鸣鼎食的帝王生活，任何人的锐气、果敢都可能消逝。

远的不说，其父高祖李渊，当年北拒突厥、讨历山飞、太原举义、统一天下，往往亲临战阵，勇冒矢石，也是旷世英杰，然而当了几年皇帝后，闻听一个小小的庆州都督杨文干要叛乱，就在仁智宫(今陕西宜君县西)中乱作一团。

英雄气概荡然无存。太宗已是晚年，顾虑自比少壮时为多。长孙无忌一番话正是太宗精神面貌之体现：“天子亲征，异于诸将，不可乘危徼幸。”，天子自然不能冒险，也许少年时的太宗就认同这一点。

大业十一年八月，隋炀帝巡行途中冒然亲讨始毕可汗，以至于在雁门关被突厥包围，“矢及御前”，形势一度十分危急。

隋炀帝

十六岁的李世民从屯卫将军云定兴来援，炀帝最后赖义成公主之救和各地勤王之师才得以生还。围中，炀帝曾“抱赵王杲而泣，目尽肿”，这种窘态难免不让世民铭心刻骨。也许此时他考虑的也正是如何“万全”，自然不会轻易冒险。

太宗晚年，用人范围狭窄，愈发亲近关陇贵族集团，尤其对长孙无忌信任有加。无忌集关陇贵族、皇亲、老官僚于一身，自身缺乏战场上的奇谋勇略，他所着眼的自然首先是君主的安危，因此接连否决出奇制胜的计划，太宗抱“按部就班、稳扎稳打”的战法也就不足为怪了。但是这并非主要原因。

更重要的是，太宗的这种谨慎乃客观现实所致。前文所述的太宗早年亲历的战争都发生于黄河中游一带，这里是关陇集团的大本营和人口稠密、经济富庶的地区，无论从人心之向背还是兵员之补充、粮草之馈运来说都对太宗有利。

因此太宗屡屡上演出奇制胜的拿手好戏。征伐高丽却与之相反，这是太宗第一次也是唯——次出国作战。以前李靖之破突厥、侯君集之灭高昌都是任将出战，太宗并没有直接的感受。深入高丽境以后那宽达二百里的沼泽和辎重部队铺路搭桥的艰辛可谓前所未闻。

攻占辽东、盖牟等城后，虽然一时握有大量粮食，却由于战线推移、补给线的延长而牵制大批兵力从事转运，运输的主力----驮马随着负担的加重和天气的恶化而大批死亡，带到辽东的数万匹马到班师时死亡十之七、八，粮运已经日益困难。另，既然是“奇兵”，自携粮食绝不能多，因粮于敌、速战速决才能保证安全。

可是驻跸役后，安市东南至鸭绿江一带高丽方面实行坚壁清野，“后黄城及银城并自拔，数百里无复人烟”，人口和粮物都己转移，就地补给也就无法做到。

而且高丽堡垒向来坚固，一旦长途奔袭敌后却无法破城，再继之以粮运不济或粮道被身后安市、建安、新城之敌截断，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样，太宗不敢置补给线于不顾、赉粮轻装深入高丽腹地也就可以理解了。这里出现了一对矛盾：唐军以速战速决为目的，却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为战法。可以说从根本策略上唐军已经先输一招。

战争就是以成败论英雄，这场战争的失败原因被胡三省归结为太宗一味求万全，太宗本人可能也这样认为，其实，就当时具体条件而言，出奇制胜和稳扎稳打究竟孰对孰错实在难以断言。

准确地来讲，那种如平定突厥、吐谷浑、高昌一样由内地出发、自携补给、长驱直入的战法根本就不适用于沼泽密布、气候高寒、堡垒坚固的辽东。第一步已经迈错了门槛，至于进门后向左抑或向右于大局又有何补?

唐军兵力过少。此役中，海陆两军兵力为十万左右。海军四万人基本无所作为，陆军六万人中又有50%人员从事后勤工作，因此驻跸役中只有三万人参战。

或以为唐军兵力寡少的原因是太宗轻敌，如前所述，实际上太宗对这场战争是非常慎重的，不会无故以少敌多，兵力少估计是太宗节省民力所至，如前文所述，隋炀帝出动一百一十三万大军伐辽，直接从事馈运的民夫多达二百万以上，最后导致亡国。

太宗此行唯恐有伤民力，故动员兵力有限，影响了战斗力。这也是后勤艰难的客观条件所限，非太宗一时之不明。

假设安市在驻跸山战役后迅速拿下，唐军还是有可能赢得时间进而获取胜利的。从当时情况来看，高丽援军被歼、安市与平壤渊盖苏文的关系又由于其弑君而一度恶化过，而太宗出征前宜布的战争目的之一就是为高丽“雪君父之耻”，又认为“然盖苏文弑君，又戮大臣以逞。

一国之人引颈待救”，观白岩城之请降、驻跸山战役后高延寿、高惠真主动献策攻乌骨、平壤，各部首领家属皆在平壤被拘为人质就可知当时高丽确实士气并不十分旺盛，并且也非铁板一块。

如是则唐军甚至有兵不血刃占领安市的可能。可真实情况却是安市守军在外援无望的情况下做困兽之斗，以弹丸小城硬将唐军拖入冬季，成为战争胜利的首功。何至如此?撇开高丽方面内部情况的变化不论，太宗在战争中忽略了笼络高丽人心，使自己由“拯救者”变成不折不扣的“侵略者”。

战争历来攻心为上。开始时太宗在收络人心方面做得很好，占领白岩城时曾经拒绝李世勤对俘虏财物、子女进行掳掠的要求。占领盖牟以后，又将俘获的加尸城七百戍兵放还。这些举动势必对以后的行动产生良好影响，可惜却未能善始善终。

太宗第一个错误在于驻跸山战役后杀已降。前文有述，驻跸役后，太宗在数万俘虏中拣出三千三百靺羁兵尽数坑杀，太宗是怒其助高丽，兼有向白山靺羁部示威的意思，但这也会使高丽方面产生恐惧。

第二个也是更大的错误在于威胁要对安市进行屠城。起因却是由于“安市人望见上旗盖，辄登城鼓噪，上怒。”雄才大略的李世民此时如此不冷静，可能反映出其连胜后对安市的轻视，以为旦夕可下，不必加以笼络，不曾料到使其“闻之益坚守”，整个攻防战都表现得十分顽强主动，拖住了唐军数万大兵。

唐海军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由于高丽方面水上武力的羸弱，无论是隋来护儿还是贞观年间的张亮都没有在海上遇敌。

这样就可以发挥海军最大的优势—机动性，只要准备充分、后备力量充足，完全可以对高丽方面漫长的海岸线上任意一点进行攻击，或直取平壤，或腰斩其国，观显庆年间苏定方之破百济可知唐军完全有这个能力。

但太宗出于“求万全”的指导思想，赋予海军以运输和支援、配合陆军的任务。海军除攻破沙卑城、围攻建安以外再无作为，白白浪费了一支生力军。

再说海军首领也任非其人，新旧《唐书》本传皆称张亮“素怯懦”，观其战争中之所为，完全缺乏主动性，尤其在六月底到九月中旬陆军困顿于安市城下这段时间里其所部四万大军未能提供有效支援，更是不可思议。

也许太宗任命张亮为海军主帅就是因为他循规蹈矩，不会冒然出战，打乱太宗海陆汇合于建安的既定方针。

其实，我们实在无法对太宗求全责备。直到清末北洋水师出现前，中国并无真正的海军，和其他王朝一样，唐一无常备战舰、二无常备海军人员。本文中“海军”一词其实准确地讲应该是“泛舟过海的陆军”，因此其海军色彩被而高丽方面自有其成功之处。

一是国内政局紧张形势得到了缓解或者说矛盾双方暂时达成妥协。渊盖苏文篡权时，国王、大臣一百多人被杀，政局大乱，如前所述，安市甚至可能还有更多地方爆发过反渊盖苏文的战斗，所以太宗认为其国内“一国之人引颈待救”，而战争开始后，高丽方面却同仇敌忾，没有出现太宗设想的情形。

愚意以为，除了所谓“民族大义”外，渊盖苏文战前的一些措施暂缓了或强压住了国内矛盾。首先，渊盖苏文击安市不下又与之和解，应该是因为大敌当前，攘外必须安内，因此戒急用忍，暂且不与之决以高下。

试想若没有唐入侵这个迫在眉睫的威胁，篡权且性格狠戾的渊盖苏文怎能对异己轻易罢手?如同我们不敢想像赵高会放过扶苏、杨坚会放过尉迟迥一样。另外，高丽各部首领家属都在平壤拘为人质。

应该指出的是，这些措略只能起有限的、一时的作用，战争初期高丽损兵失地，国内显得并不十分团结，由于唐军的杀俘和屠城威胁才使高丽方面越来越顽强，是太宗帮了渊盖苏文的忙。但矛盾依旧存在，渊盖苏文死后，终借其子内讧得以爆发。

二是其军事策略在驻跸山战役后根据形势做了合理调整。战事初开，高丽可能由于曾击败过隋军而自信心十足。在新城、辽东、沙卑城外与唐军都进行了野战，但却无一胜绩，损失数以万计。

尤其是驻跸山战役中，高丽、靺鞨联军以十五万不敌唐军三万，给渊盖苏文以当头棒喝。于是高丽改变策略，不再与唐军野战，而是坚壁清野，静候唐军攻城。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已是旧历六月底，东北的夏季马上结束，冬天还有三个月就要来临，能坚持到那时就意味着胜利。

而遍布辽东的上百座城堡就像浆糊一样，可以将唐军死死拖住。所以虽然渊盖苏文手中至少还有二十万兵力，但除了遣靺羁交通薛延陀外却不再见其在驻跸山役后组织大规模行动。

可以说这是高明之举：高丽人不善野战，但婴城固守却是其所长，原因大概一是其城多为山城、地势险要，二是本方善弓箭，有利于守卫，三是准备充分，大多数城堡中粮食、水源皆不成问题。

避己之短，扬己所长，高丽可凭这些城堡将“入侵者”攻势迟滞乃至顿挫，进而将其拖入冬季。唐军驻足攻击安市正中其下怀，领教过安市厉害的渊盖苏文对其城主的军事才干一定充满信心。

话说回来，即便安市丢失，唐军如果还是那样步步为营、按部就班，那么前进路上还有其它坚固堡垒和鸭绿江阻挡着他们。

每拖一天，高丽就向胜利迈进一步。所以应该说，驻跸山战役后高丽的策略是成功的，成功在将“天时、地利、人和”完美结合，“天时”就是早寒的气候特点。

它使唐军作战周期“先天不足”;“地利”就是宽阔的沼泽地带和丘陵，这种地理限制了唐军行军速度、粮食转运和兵力投入；“人和”就是发挥其守城专长，拖延战争时间。

再加上唐军自己又有一系列的失策，因此，虽然初唐之武力卓绝东亚，却不得在辽东一逞其志。

文|萌眼探世界

编辑|萌眼探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