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恶意讨薪会成为历史名词，为什么讨薪不可取! ?
1853年7月8日，大清咸丰三年，日本嘉永六年六月三日，江户湾来了一群不速之客——黑船。它们装备有铁甲大炮，体积之大，载人之多是日本人见所未见。
自1633年德川幕府宣布锁国，到黑船强行冲进东京湾，幕府编织的两百余年“稳定压倒一切”的神话被戳破，黑船事件给日本民众带来了灵与肉的巨大冲击，日本各阶层都被卷入了时代大潮。
1192年，源赖朝取得“征夷大将军”的称号，在镰仓设立将军幕府，即镰仓幕府。为了打击贵族豪强，巩固统治，源赖朝将心腹家人（也称武士）派往全国各地担任守护、地头，行使警察、征税和土地管理权，将权力逐渐渗透到基层，彻底掌握了地方权力。
在日本江户时代，武士阶层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德川幕府的掌控之下，日本被划分为了大大小小两百个藩，从而形成了严密的从上到下的政治结构，稳固了德川幕府的统治。德川统治者随意按照武士的忠诚度和自己的战略目标重新分配土地，阵前之勇无法再保障武士家族首领获得大名之位，家族派系也无法带来财富和威望。要上缴给将军的地产税和贡税的增加，甚至给高层大名造成了经济困难，他们也无法再依赖于恭顺的家臣武士体系了。
1634年，德川幕府为武士及其家人设立参觐交代制，命令武士每隔一年要在首都的宅邸居住。这一制度继续发展，藩国大名必须隔年觐见江户幕府，从而确保武士忙于两地奔波，没有时间、动力和资源来组织能够推翻德川政权的帮派。
对于财力雄厚的武士来说参觐交代制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游，而对于手头不宽裕的下层武士来说这就等于要扒皮了。武士是将军、大名的私人武装，他们效忠这些封建主，保证封建主的安全和权力的稳定；封建主则给予他们封地和俸禄。江户幕府的土地制度“石高分封制”，以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包括土地占有权）的二元分离为特征，武士退出土地，享有地租征收权;农民占有土地，拥有世袭的土地使用权。石高分封制以土地上的利润为再分的原则，从“封地给予制转为俸禄给予制”。在禄米分封制下，武士又失去了自己的领地，不再是拥有领地的在地领主，完全丧失了经济独立性。承平日久的幕府对于武力的需求是成下降趋势的，而和平年代下发展起来的社会经济对钱包的渴求是呈现井喷势头的，就这样在十八世纪中期以后，原本煊赫的武士阶层开始走向没落。
闭关的幕府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社会内卷的危机，商品经济发展，商人积聚了大量财富，
到了德川幕府后期，仅依靠俸禄为生的武士变得极端贫穷，种种特权相较于生存显得微不足道。
贫穷的武士和缺钱的大名往往找商人借钱，甚至有不少武士成了商人的养子，金钱，让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位置颠倒了。
武士道思想的影响，幕府将军和大名并不鼓励其从事经济活动，武士自身也瞧不起农业和手工业者，而重视武士道精神，这就给武士职业转型造成了障碍。
发展的经济映衬武士的没落
当时有一个叫小川显道的人指出:“于法是武士治人而商民治于人，实际上，而今却是一个町人（商人）当家的时代。”当时日本农民不可转让土地，但富有的商人可以通过典押和地租成为“地主”这种”所有权“同时带来了势力和财富。日本不禁止跨等级通婚，商人可以通过把子女过继给武士当养子、招婿等方式获得上层阶级的身份。维新派横跳大王——坂本龙马家里就曾出钱购买武士身份，由此可见当时的武士生活困顿。
明治维新前的日本武士跟八旗子弟一样，只能当兵，别的职业不能做。每个武士都有相应的级别和俸禄，从一百石（大米）的低级武士，到一万石的大名，每年都可以从大名或幕府将军那里领到。直属于幕府的家臣包括旗本（中、上层家臣）约5000家，御家人（下级家臣）约2万家。各藩大名的家臣团的规模，则因其领地的大小不同而异，小藩百余人，而大藩则可多达数千乃至上万人。如中小藩平户藩（有领地6.3万石）“茶堂”（家臣等级的称谓）以上等级的家臣有506名；而大藩熊本藩在19世纪初有家臣7308人，长州藩有5675人，萨摩藩的家臣团最为庞大，包括乡士在内，连同其家属，总数达12万余人。
到了幕府后期，为了应对财政危机除了“苦一苦百姓”之外，朝廷也把主意达到了武士身上，很多中下层武士的禄米被拖欠，许多藩都向下转嫁危机，克扣本藩藩士的俸禄米，名曰“征借”，征借的比例占藩士禄米额的一成至五六成不等。
本来倒幕打的是“尊王攘夷”的旗号，现在“尊王”已经实现了，攘不攘夷就成为一个需要掂量的问题，就当时日本那小体格口嗨都爽不起来，正所谓“老乡见老乡，背后开一枪”，又经过了一番极限撕逼后，1873年以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岩仓具视等为首的“洋务派”赶走了以西乡隆盛、副岛种臣、江腾新平等人为代表的维护旧体制意图恢复“武士荣光”的“攘夷派”。
大久保利通
明治政府成立后，实施了“版籍奉还”政策，版，指土地，籍，指人口，版籍奉还，就是收回了各藩国的领地和人口，加强中央集权。同时还册封倒幕派、维新派的有功人士以及各地诸侯、藩主“公、候、伯、子、男”五个等级世袭的爵位，以换取他们原有的领地。明治政府接管各藩的武士之后，将各藩藩主（大名）列为华族，将武士列为士族，武士阶层内部等级秩序打破，高级武士和中下级武士成了一类人。1870年明治政府颁布了《平民苗字容许令》，规定允许平民使用姓氏，打破了武士拥有姓氏的特权，于是在短时间内日本诞生了大量姓氏，诸如松下、井上、野尻等等，1871年又制定了《户籍法》，将华族、士族、平民统一登记到了户籍册上，进一步打破了身份等级制度。
这还不算，明治政府还逐步废除了武士的诸多特权，比如明治三年日本（(1870）首先禁止了平民带刀，明治九年（1876）又颁布了佩刀禁止令，所有除军人、警察、穿大礼服者之外的人都禁止佩刀，第二年又发布断发令。
如果说诸如废刀令和改发型是打脸，让武士以后不能装逼的话，接下来的狠活才是要人老命。当时，日本一年的财政收入为5044.5万日元，开给武士的工资为1607.2万日元，约占财政收入的1/3，远高于当年的军费开支734.6万日元。缺钱缺到都要卖老婆的明治政府很像把这笔钱给赖掉，但是这帮玩刀的爷不是农民工，还真不好说话，本来当初跟着造幕府的反就是因为工资待遇问题，那帮被革了命的武士还好说，没了也就没了，谁让你丫是反动派，这帮一起扛过枪，一起砍过人的就不好弄了。当初起事的时候缺二楞子所以把他们当临时工使唤，说好了要讨回薪水，有了“从龙之功”还要升职加薪，现在人家也以功臣自居，还看不起别人，虽然事实上无产，但是丝毫没有无产阶级觉悟，指望他们有“我不下岗谁下岗”的高尚情怀属实难为人，明治政府决定采取忽悠的策略！
以前在日本扛枪就为了一碗大米饭
没错，就是忽悠，谁让这帮武士没啥见识呢，让你们这帮土包子见识一下俺们出国学习的先进经验搞金融创新——”家禄奉还“（1873年）和“金禄处分”（1876年）。在推出金融产品之前明治政府先进行了分化瓦解，要不怎么说这帮维新人杰不是后来的昭和参谋能比的呢，曲线救国玩得溜啊!幕府末期全国家禄总额1300万石，德川一系的势力已经被平了，直接不用考虑，这就省下了800万石，相当于2/3。再通过“版籍奉还“和”废藩置县“，接受了各藩国的领地和人口，作为补偿，政府给予了各藩主优厚的待遇，包括任命他们为原领地的知事（县行政长官）、取消各藩的债务、授予贵族头衔、发放高工资和丰厚的退休金等。一般而言，各藩主可领取本藩年贡米收入的1/10，作为工资。老干部待遇保留就把几个大佬稳住了，剩下的就是最广大地中下层武士了。
家禄奉还，就是买断工龄，提倡家禄不满100石的武士，放弃家禄，换取政府的补偿金。世袭的，补偿6年的工资，终身的，补偿4年工资，一次性买断。
补偿金一半支付现金，一半支付秩禄公债证书——政府没那么多钱，只能给张“纸”，先欠着以后慢慢还你，秩禄公债证书类似于国债，有国家背书，可以交易，有利息，到期可以兑换现金。
金禄处分，就是一刀切地推广秩禄公债证书，不管愿不愿意，1876年，明治政府修改了国立银行条例，规定个人可以用“秩禄处分”中的金融公债为资本金设立银行。这一规定，大大缓解了日本银行业发展初期资本金缺乏的困境，使得日本银行在短短两年内，从7家迅速增加到150多家。自明治十年（1877年）起，所有家禄一律折成公债证书发放，从公债发放的第6年起抽签偿还，30年还清。对于低级武士来说，债券不能花、不能用，他们除了挥刀杀人，别无所长，只好低价卖给贵族武士和商人换点现金。而贵族武士的金禄公债本来就高，再加上收购的低级武士债券，往往一人便有上百万日元的公债。到1878年为止，29360个武士与贵族控制了30,580,000日元的银行股份，而其他4730位股东只控制8,870,000日元股份。
据日本大藏省统计，明治政府发放的金禄公债总额高达1.73亿日元，相比而言，现金支付只有73.4万日元。从每年一千六百余万干到不足百万买断，就问你服不服！你以为这就完了？非也！事实上，它只是几年的工资而已，下级武士平均每人只领到了415日元，当时1石米价约为5元，而与华族平均一人持有公债64000 元相比，士族的平均公债1人只有四百来块元。新的阶层差距就此拉开。别忘了，明治维新需要用钱，税收得高，而且还有通货膨胀！意不意外？惊不惊喜！这些武士们很快就面临来自资本的毒打了。
对日本影响深远的岩仓使团
1873年5月，由西乡隆盛主导的《征兵令》，在日本历史上首次将全民列入征兵范围。这就意味着，明治政府将改革的利剑毫不留情地砍向了下级武士。1873年9月岩仓使团回国，1873年10月，参议西乡隆盛、板垣退助、江藤新平、外务卿副岛种臣和后藤象二郎等“武士派”辞职，公然宣告退出政府。随后，簇原国干、桐野利秋等萨摩派军官一百四十余人辞职，一起返回家乡萨摩藩，土佐派军官也同样辞职了。这样有600多名政治家、军人和官吏一同辞职，史称“明治六年”政变。
大久保利通（左）和西乡隆盛（右）本是好友
回家的西乡于1874年6月设立了私学校，并得到了县令大山纲良的协助。私学校设铳队学校，以篠原国干为监督，设炮队学校及幼年学校（章典学校），以村田新八为监督，又在县内各乡设置分校。随着政府对下层武士勒紧绳索，这些失去里子和面子的武夫决定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对抗政府的“白嫖”行径。1876年10月24日熊本县士族掀起神风连之乱，27日福冈县士族掀起秋月之乱，28日山口县士族又拥戴前原一诚，掀起萩之乱。11月，西乡在日当山温泉听闻叛乱继起的消息，寄信给桂久武，在信中表示自己也在等待“决起之时”。
萨摩藩因当地士族的强硬态度，明治政府的多项改革措施在当地收到了坚决抵制，如废除卒族、地租改革、禄制改革等都没有丝毫进展，是明治政权的“法外之域”，也是明治政府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必须迈过的一道坎。
当士族叛乱不断发生的时候，大久保仍然相信西乡的统治力，他说：“有老西在，就决不会有暗地起事之类的行动，我非常了解西乡这种气质，所以无需格外操心。”
不过眼见西南九州岛局势不稳，士族起义不断，大久保又坐不住了。
大久保利通担忧西乡隆盛也会造反威胁到他，于是派人前往鹿儿岛调查西乡隆盛，甚至派出中原尚雄准备对其进行刺杀。1877年1月底，政府秘密派船到鹿儿岛县搬运武器和设备，但走漏风声，大批士族冲出西乡私学校，抢掠鹿儿岛县内各处军火库，并绑架、拷打监视西乡隆盛的特务，得到了“政府准备刺杀西乡隆盛并血洗私学校”的口供。
1877年2月15日，西乡隆盛在60年一遇的大雪中，命令萨摩军从鹿儿岛出发，西南战争开始。总兵力约3万人，核心是13000多名私学校学员，按照西式军制编为6个步兵大队和2个炮队，部队里有大量曾经与德川幕府作战的宿将老兵，经验丰富。萨摩军把部分剑法娴熟的士族集中起来，编成“拔刀队”，用于近战奇袭。
《鹿儿岛暴徒出阵图》
而参与镇压的就是西乡自己一手打造的新式军队，“老逼登”山县有朋一口气出动了镇台兵/近卫军/北海道戍耕部队（其中有不少武士）四万多人，还抽调了警示厅5000多名警察凑够了5万大军，同时海军也派出了多达19艘战舰前往九州。2月21日开始，萨摩军与熊本镇台兵在熊本城下进行了激烈的攻防战，但因政府军抵抗顽强，迫使萨摩军放弃了强攻熊本城计划，改为长期围困，但这一变动贻误了战机，挫伤了萨摩军锐气，政府军后续部队也陆续出发南下。
山县有朋
讽刺的是尽管政府军是仿效西洋的新式军队，但是在对阵时却屡屡被人数较少装备更差的萨摩军占便宜，山县等人不得不从关东地区抽调士族出身、精通剑术的警察，其中有许多十年前为德川幕府效力的武士。
电影剧照
1877年8月15日，仅剩约3500人的萨军退无可退，返身与5万余追击的官军“决战”，结果不言而喻，很快被官军包围，西乡隆盛下令“……今日唯有奋死决战而已，诸队愿降则降，愿死则死……”大部分萨军残兵选择向官军投降，剩余约1000人誓死追随西乡，欲仿效“田横五百壮士”，“七生报国”。9月1日，西乡隆盛率军退回鹿儿岛县城山，政府军开始反攻围困，9月24日政府军三面进攻，西乡隆盛自杀，看到西乡自尽，剩余的将士也继续向政府军士兵发起冲击，在私学校据点筑垒死战，无一生还。西南战争最终以萨摩藩士族的失败告终，武士们讨要公道的行动化为泡影。西南叛乱中，叛乱士族最多时有4.2万人，政府军集结了8个旅团，合计58858人，再配上海军2280人，总计六万余人。死伤人数根据明治十七年民部省的统计，政府军共伤亡16095人，叛乱军共伤亡2万余人。明治政府为了平息叛乱，共花费了4200万日元的军费。此战之后，明治维新进入快车道，士族作为日本历史上曾经的辉煌与荣耀而落下了帷幕。
某地劳务中介骗打工人引发恶性事件
在时代的大潮下日本武士成为了其军国主义发展之路的垫脚石，工具人的命运始终没有改变，终究还是没有掌握生产资料和经营手段的悲催打工人，被天皇榨尽价值后就成了无用而落后的代名词，提刀上洛也就成了最后的呐喊，被彻底推倒的武士只有在军国主义法西斯需要的时候才会被野心家“招魂”，有谁还记得他们的初衷不过就是想要回自己的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