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一般的说法，中世纪指的是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直到公元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这近一千年的历史。在此之中，人们论及中世纪的后勤问题，大多会联想到威风凛凛的欧洲骑士姥爷以及他们屁股背后那乌泱泱的乡巴佬。

但事实上，无论是奥斯曼还是日本，甚至中国历史上的唐宋元明都同属中世纪这个时间节点上。为此，并不能单以西方骑士的后勤体系来以偏概全。只不过如此一来，却也使得我们在论述中世纪的后勤制度时存在了一个巨大的划分困难上。毕竟，百年战争期间的英格兰无论如何在动员能力上是很难和同期中国的唐帝国相媲美的。而同理，当我们把目光放在桶狭间之战时的日本时，则其后勤自然也不能以面包数量来评价其高低，说到底日本人那时候还不知道面包为何物不是。所以，也就这个角度来说，我并不准备以不列颠或者某个局部地区来作为讲解的对象，而主要以分封制王权、中央集权制、游牧集权制为载体来分析其在这一期间不同的后勤制度。另外所需申明的是，考虑到这个话题本身就很难通过一篇文章讲完，为此，若文中有表述不到位的地方，还请大家见谅。后勤简述我在拙文《分队战术后勤入门》中曾提到过，从广域上来说，后勤可分为战略后勤、战役后勤、战术后勤三大板块，但事实上军事后勤本身又包含有后勤保障、后勤指挥、后勤管理、后勤建设、军需勤务、军械勤务、卫生勤务等等分支。只不过对于中世纪来说，后勤学尚没有那么复杂，甚至粗狂点来说中世纪乃至整个古代后勤的核心，都在于如何保障军队由一处安全转移至另一处。这之中，古代军队对于水源和食物等給养的需求要远高于对其他保障的需求。也因而，中世纪后勤的终极目标即在于如何动员尽可能多的人力以及为其征集尽可能多的给养。分封制王权分封制王权以欧洲中世纪的骑士及日本战国时的家臣制度为代表，其内核都在于通过将土地承包出去来减少王权管理上的负担。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

对于中世纪的欧洲来说，自西罗马帝国被蛮族攻破之日起，欧洲就遭受了百年的动荡，其大量代表先进的城市文明不是被彻底摧毁，就是被洗劫一空。其后虽然也偶有查理曼帝国等地区强权昙花一现，但总体来说频繁的战乱仍使得欧洲缺乏强有力的中央帝国。因而在整体人口流失严重，且分裂的局势下，便促使人们往往更趋向于就近依附农村划地而居，而如此一来，遂也就不足以支撑起大型城市和集权帝国的发展了。

与此同时，由于这种地区农村自然经济占据了主导地位，且罗马帝国后盛行以骑兵为代表的风尚，故而欧洲君主们也乐得将土地划分或者说承包给各个诸侯，以此来换得战时各诸侯领的骑士们支持。

为什么会这样呢？很大程度上这也得归于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再无那样庞大的纪律武装，且冶金工艺的发展也使得拥有快速机动能力和防护能力的骑士变得更为重要。根据法国《里普阿尔法典》就曾记载过这么一段备忘录，在当时要装备一名骑兵，所需要为其配备头盔、胸甲、护腿、长剑、无鞘剑、长毛、盾牌、马匹，其总花费在48索里达。而彼时一头健康公牛的价值也不过才2索里达，由此可以想见当时装备一名骑兵的花费是如何的高昂。

故而对各位王上来说，由于社会生产力并不足以保证中央集权长期供给一支脱产的骑兵武装，所以君主们也乐得将土地分封出去。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为保证王权的威慑，各诸侯领内的骑士均会被登记在册并有严格的数量限制。与此同时，历代君主们还试图通过宣传《尼伯龙根之歌》《亚瑟王传说》等文学作品来宣扬骑士忠君爱国的思想，由此来统一骑士们的价值评判体系（当然了，你要说是洗脑也行）。

而除了骑士外，欧洲军队中的另一股重要力量是村落民兵，这常常是一支容易被极端忽视的力量。因为大部分的民兵通常是临时征召，不仅装备简陋，而且训练水平也不高。一般认为，数百名骑士仅一轮冲锋就能让数千仓促征集来的民兵一溃千里。

但事实上，因为各地民俗风尚、政治经济不同，不同地域的民兵武装在战斗力上也多有差异。如是后来盛行欧洲的瑞士民兵，就以其非凡的纪律和战斗力而一度被各国积极招募和雇佣。当然了，客观来说在早期的欧洲各国，民兵仅作为骑士的辅助力量，承担地区防卫和战时的徭役、炮灰等工作。真正使得民兵地位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刻，还是来自后来欧洲经济进一步的发展以及当火器出现的时候，只不过这也是后话了。

然而无论如何吧，与通常盛行的说法不同的是，尽管骑士在中世纪的战术体系里举足轻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世纪的人们不懂得协同作战的重要性，事实上从查理曼帝国到不列颠诸王朝，大凡武功强盛的国家大都是步骑弓配合得力的。那么，在分封制王权期间，军队的动员以及具体的后勤又是怎样的呢？首先我们在上面说过，对于分封制王权的各个国家来说，军队往往由各诸侯领的骑士和民兵构成，其中诸侯享有地区的管辖权，但有义务给王上交税以及战时为王上提供骑士。也由此，对于骑士本身在大多数时候并没有统一规范的装备，至于其给养配给也是根据各领内的发展来决定。而这点在后来，随着分封制在欧洲的发展，还形成了独特的纹章制度，至于同期的日本战国也形成了自己的武士和家臣文化。在这一期间，骑士以及武士阶层的武器装备、训练大多由各领主乃至骑士自身进行负责，由此也就使得不同诸侯间骑士们的差距往往相当巨大。如是早期查理曼时代的法兰克骑士仅仅装备锁子甲来保护上身的主要部位，而等到了后来的伦巴第、哥特骑士和十字军期间，包裹全身的铁叶甲、板甲便已逐渐成为了战场主流。据说这一期间一套完整的板甲，其重量通常能达到20-25公斤左右，骑士们光是完成上马这个动作就需要耗费大量体力。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实际上在整个中世纪，锁子甲和链甲还是占了绝大多数军队所装备的主要部分。

至于民兵方面，由于各地的发展不一，贫困地区往往仅仅只能提供紧急征召的农夫，而在富裕的乡村和城镇却有能力维持一支装备较好和训练有素的民兵。不过因为分封制王权下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控制，为此既缺乏对严格统一的武器制造标准，也缺乏中央武库的概念，虽然历代君王也都曾试图改变这一点。

这一点直至10-12世纪开始，才逐渐因为生产力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如是爱德华一世在13世纪颁布的《温彻斯特法令》就表示，此时不列颠已经陆续开始将制式武装列为国防的战略目标之一，其后著名的威尔士长弓也是源自于这一期间。而同样的，法国国王在1448年才开始重新发现民兵正规化的意义。但很可能是因为财政负担，在当年其颁布的法令中尚只能规定：每50户人家必须提供一个人作为弓箭手或者十字弓手，并且还要为其支付军饷和购买装备。

当然了，话虽然这么说，但并不意味着中世纪的诸王朝和各位君王不曾考虑建立中央武库和统一武器的生产与管理。事实上，皇室每年都试图将全国骑士中的精英招进王庭，以扮演类似长篇小说《冰与火之歌》中御林铁卫的角色。并且，皇室也常常搜罗各地的能工巧匠以充任王庭的国工，以为皇家军队锻造精良武器。

而诸如御炮监造官、御粮官乃至后来的战争财政大臣均是历代王室为统一全国军备所做的努力。只不过需要承认的是，在这一系列制度中，分封制王权的武器和粮草管理也常常与行会制度相互纠缠。毕竟在西罗马帝国和查理曼帝国分崩离析的前几百年里，欧洲就再也没有哪个王室具备组建大规模中央政府乃至中央军队的能力和基础。

行会最早的出现其实在罗马时期就有雏形，但只是等到了中世纪时由于中央政权的垮台，为此各地往往形成了以各个封建庄园为载体的小农经济，这种自由式经济必然会促成双方的进一步交流。为此，冲破封建框架的行业工会以及商会也就越来越被各地人们所接受。

于产业工人来说，只要有行业工会的背书，那么他无论走到哪都会被各家领主和王上所重视，而大小王们也乐的不用花费财力去长期圈养一帮没有主动精进业务需求的懒汉。与之相反的是，行业工会因为彼此的竞争，而必须争先做好自己的服务，这就为皇室在发动战争时提供了诸多便利。这一点在后来也逐渐使得部分产业工会由手工业、制造业而变成了更为专业的职业雇佣兵。这些自负盈亏的雇佣兵公司往往自己装备和训练士兵，然后为其雇主提供服务，虽然一般来说雇佣兵的纪律和忠诚难以保证，但至少对于缺乏财力维系中央军的各个王室来说，倒并不失为一种不错的权宜之计。有意思的是，人们一般认为在同期的日本由于相对封闭，为此并不存在雇佣兵和行会。但事实上我们如果细数历史，其实早在圣德太子期间，忍者便已初见萌芽了，只不过那时候尚没有形成后来著名的甲贺伊贺，而是被称为“志能便”。与此同时，日本的商会事实上一直就充当着军火商和行业工会的多重角色。著名的铁炮传入，就源于在1543年有一艘中国船遭遇风暴漂流到九州南部的种子岛，此时船上有两个葡萄牙人，通过同船中国人做翻译和日本人交流。葡萄牙人给种子岛时尧展示了一件奇怪的管状物：只要点燃便能产生火花并随之发出巨响的铁炮。敏感的种子岛时尧一下子便认识到了这件武器的跨时代意义.为此,他不惜重金买下葡萄牙人的这两把火枪，并指挥当地制刀匠八坂金兵卫尝试仿制这种威力巨大的新式武器，又命令家臣笹川小四郎研究火药的合成方法。后来甚至传说为了学习铁炮制造技术，八坂金兵卫把自己的女儿“若狭”都嫁给了葡萄牙人，以换取铁炮制造的关键机密，从而锻造出了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支铁炮。种子岛也因此成为日本铁炮发源地。而其后这种武器便伴随着跨越日本各地的商会陆续展现在各个领主面前，最终被慧眼如炬的织田信长所发扬光大。那么，在战争期间，分封制王权下的军队又是如何来展开其军事后勤呢？事实上由于缺乏统一的中央标准，分封制王权下的军队后勤往往十分混乱。在能力较强的雄主如查理大帝、诺曼威廉这些豪杰的统御下，往往能在战前就储备相对较充足的食物和装备较好的部队。虽然很多时候这些食物常因为地区不同而种类繁多，浪费不断，但至少人体活动所必须的盐份还是能得到较为充分的保障的。

只不过正如《战争与后勤》的作者马丁·万·克列威尔德所说，实际上直到铁路出现以前，军队尚不存在一条完全由后方提供全部给养的补给线。为此，战争总是伴随着“就粮于敌”和“后方输送”同时进行。这之中，就粮于敌不仅往往作为主要因素存在，并且也往往是军队进攻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也因而，尽管早在查理曼大帝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一定的仓储机制来为军队作战提供必要的物资保障，但事实上这与近现代的野战仓库和兵站制度还是有相当大的区别的。尤其还需要注意的是，自查理曼大帝后，欧洲的分封制王权就很少具有和他同一级别的王朝出现。

在此之中值得注意的另一点是，因为中央集权的衰弱，围绕着封建庄园，领主们往往建立起一座座城堡来巩卫自己的资产。在某种程度上，这也使得中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总是围绕着一系列的城堡来展开攻防战。与绝大多数人们认知所不同的是，即使分封制王权中最小的国家，也少有因为食物匮乏而直接崩溃的例子。毕竟即使环境再恶劣，只要不是被彻底包围，人们总还是能找到各种充饥的东西（比如两脚羊）。与此同时由于城堡的兴起，也使得战争往往围绕着双方彼此城堡展开，为此一旦出现不利，军队还是能有条件撤回的。

绝大多数例子中被后勤蠢货们所忽视的，更多是来自水源问题。如是公元1187年的哈丁之战，此战中以萨拉丁为首的阿尤布王朝军利用机动和袭扰，不断诱使十字军深入太巴列的高原深处。最终在马里斯卡尔西亚的一个废弃小村庄彻底包围和断绝了十字军的退路，其后由于缺乏水源十字军终告全军覆没。

为什么说中世纪军队往往相对并不因为缺乏食物而直接崩溃呢？实际上除了上述各庄园主为保护资源而建立起来的城堡构成了一个个“天然补给点”外，同时也源于中世纪农业技术的进步，此时在6-8世纪末的西北欧已经相继出现了重犁、敞田制、三圃制、现代挽具、钉马蹄铁以及车前横木等一系列的技术进步与普及。

与此同时，水力和风力技术也渐渐被欧洲人所发现和利用，这样一来就大幅度提高了谷物和种植业的繁荣。也正因为这点，尽管公元800年左右的鼠疫和后来的“黑死病”一度席卷了欧洲大半个人口，但非常讽刺的是却并未因此完全阻断欧洲人口的增长和土地利用率的进步（某种意义上反而促进了提高）。这就使得即使在欧洲人口最低点的公元543年-公元950年这几百年间，军队在食物上尚不至于完全匮乏到无力储备或者说无力出门靠“打草谷”来满足需要。不过同样讽刺的是，随着城堡技术的进步，中世纪军队也曾一度因为对方越来越完善的堡垒而无可奈何。此时哪怕直到15世纪古斯塔夫时期和19世纪拿破仑时代，军队想要彻底包围一座城市并使之屈服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的。由此也就产生了马基雅维利和利德尔哈特书中所一再痛斥的“军事思想停滞期”。

但不管怎么说吧，分封制王权下的中世纪军队，在更多时候的后勤仍主要依赖于打草谷和与行业商会合作。军队自身尚没有建立专业和完善的后勤机构和部队。这一点在欧洲直至华伦斯坦时期和路易十四时期才发生根本性变化。另外最后容易忽视的一点，乃是军队饮食结构中关于面包炉技术的进步。虽然早在古罗马时期，欧洲人就已经可以建立面包窑和烤炉来批量制作军队所需的面包，但事实上因为这项工作费时费力，且无法伴随部队经常运动，为此更多往往是大麦粥或者说面疙瘩汤来得更为高效。然而随着中世纪的不断发展，欧洲人在烤面包的工具上也逐渐进步，一些更为简易实用的面包炉逐渐出现，中世纪军队在饮食上相对前者也就越来越成熟起来。

中央集权制其实写到这我才发觉用中央大一统王朝来讲会更形象些，毕竟像莫卧儿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中国唐宋明帝国时期，其共有的特点就是突出一个大和集权。在这之中，与分封制王权所不同的是，中央集权往往使得帝国军队不管在装备还是编制上都更为统一和规范化。此时不管是奥斯曼帝国还是中国的唐宋明，尽管军队也偶有因为政治原因而地区化与军阀化，但事实上至少明面上大家还是一杆旗子下的战友，在训练和装备方面也趋于统一。为此，接下来我们就以中国的唐朝为例来一窥中世纪期间集权帝国的后勤体系。唐朝兵役和后勤制度的变迁，在唐朝延续了近三百年。但其总体离不开府兵制和募兵制两大板块。其中府兵制主要出现在唐初，这一期间由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至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同时也可以说是唐朝军事实力最强和军威最为鼎盛的时期。

府兵制的核心在于寓农于兵，由全国边境线、京畿和军事重镇的各军府开展军屯，平时进行耕作和训练，战时则自备武器出征卫国。作为回报，国家规定府兵享有免除“租庸调”税收和分配充足土地的经济待遇，也因此一经推出便受到了当时青年们的热烈欢迎。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理论上府兵的武器装备来源于自购，且初唐时期尚武之风尤烈，但官府对于府兵的装备和训练仍有一定要求。且诸如弓弩和陌刀等制式装备也更多是由官家所掌控和制造，为此府兵购买装备的钱也更多流入这些官方机构。这一点和分封制王权下骑士们那些五花八门的装备是不太一样的。与此同时，初唐兵役制度虽然以府兵制占绝对主体，但也并非就完全排斥雇佣兵和募兵制。但府兵作为“非权势子弟辄退番，柱国子有白首不得进者”，往往因为其负责镇守边疆和宿卫京师，而在士气和战斗力上都十分出色。

整个唐朝期间，府兵往往由被称为“折冲府”的机构所管辖，其中每个折冲府根据地方情况不同而多有变化，诸如上府往往有一千二百人，中府有一千人，而下府则不到八百人。其全盛的时候，唐帝国全境内共有八百多个“折冲府”。在后勤给养上，尽管帝国庙堂并不给府兵们发放报酬，但同时因为免除了各种税收，而使得官兵们能自备军马干粮（一般规定每十人自备六匹马来运送物资），这就使得中央财政压力大大减少。到了战时，帝国朝堂往往可以“租庸调”税收制度中所征得的“佃租”和“绢调”为主要军费来源，然后再由中央掌管内库的金部和仓部对除武器外的各类军用物资实施严格的出库审批供给前线。这就使得初唐时期，军队的物资普遍充足。而且更重要的是，初唐期间，军队的作战距离并不遥远，所以对其军队机动能力也有坚实保障。等时间来到唐玄宗年间，由于此时唐帝国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庞大的国土和周边日益频繁的战争，府兵们往往长年征战而难以回乡休养生息，且随着境内人口的增加和土地兼并，可封给府兵的土地也越来越少。最终，府兵制在玄宗中期被最终淘汰。开元十年，兵部尚书张说提出“请招募壮士充宿卫，不问色役，优为之制，逋逃者必争出应募。”募兵制由此开始成为了新时期唐军特色主义改革下的重点成果。那么，什么叫募兵制呢？简单来说，就是招募以“猛士”“壮勇”或“善骑者”等具有一定运动技能和体格强壮的人为主。在此之前，府兵制需要自给自足，半耕农半打仗，但募兵制则全由朝廷发钱发响，不耕不农、只专心军事。也就是说，募兵制最重要的特点是军队高度专业和职业化，是不折不扣的战争机器。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期间唐军在战役后勤部分并没有明显改变，只不过是朝廷担负了更大的军费和物资开销。而事实上在唐中期以前，帝国仍主要是以“佃租”和“绢调”来统计和给养军队前方所需。只是等到了安史之乱后，帝国方才发现全国的土地制度早已崩坏（尤其是残存的府兵制），遂在公元780年，由宰相杨炎建议颁发了两税法，重新以土地为收税基准，扩大了税收。只是可惜的是，此时的藩镇割据日益严重，中央财政往往日益萎靡，最终酿成不治之局。

总体来说，唐帝国作为中央集权制的代表，其军队的发展也昭示了中央集权下后勤发展的变化。其中，早期的帝国大都能以边境屯田制和民兵结合来形成庞大的戍边军和中央禁军。但后期由于国土的变化对脱产军人的需要，为此职业化的军队和统一化的财政后勤制度便成了标配。这相比于分封制王权来说，其军队无论在规模、组织能力乃至运动能力上都是不可想象的，但与此同时也增加了这些军队对于中央财政的依赖。因为越是庞大和专业的军队，就越无法依靠自身的打草谷和自行携带来满足给养的需要（除非当地实在富得流油），而规模化的地区物资调动也必须经由更为灵活的商队和官方机构加以保证。如此就使得中央集权下的军队在后勤上通常呈现中央地区进行物资调配，边境地区形成仓管制度，而前线部队则必须严重依赖专业辎重和商队相互结合的方式，方才能保证军队长期作战的需要。甚至来说，由于中央财政的介入和商人的合作，朝廷往往可以通过直接发放饷银来让地方行政机构和军队直接购买补给品，而无需通过原始的货物运输将大量军需消耗在半路上。只不过一般来说，甚至直到19世纪末，各国的军队仍没有完全脱离这种给养的直接输送，毕竟想要光靠商人来满足这么庞大的军需仍然是不可能的，何况它也并不安全。那么在具体的给养上，中央集权制的军队又相比古典时期有什么进步呢？有这么种说法称，粟或者说小米一直是古代军队饮食结构中最为核心的部分，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因为小米易长期保存，为此历代都是军队仓储中的重要指标。但客观的说，由于古代中国人口密集，更多有战乱，军队的给养虽然能保证却种类相对单一，而烹煮小米不仅容易暴露，且多数时候在肉食等高蛋白摄入上也是往往不足的。为此古代中国军队直到后来胡饼、锅盔、明光饼的出现方才有了大幅度提高。就这个层面来说，并不亚于欧洲饼干出现后对于西方军队的普遍意义。

游牧集权制游牧就游牧，为什么要后面加个集权呢？因为从广域上来说，游牧民族自古有之，但形成强大中央集权的却并不多见。如是秦汉时期的匈奴和三国期间的鲜卑，这些游牧民族往往形成的多是短暂的部落联盟，而甚少有元金时代的集权体制。当然了，后者事实上也没有完全脱离部落间的联盟。而以成吉思汗前的蒙古人为例，蒙古军队或者说部落出征的习惯通常是：“糙人粮食固只是羊马随行，不用运铜，随行羊马自食、食羊尽则射兔、鹿、野泵为食，故屯数十万之师，不举烟火”。也就是说，其军队或者说部落往往以牛羊为核心，以战养战，走到哪，打到哪，吃到哪。

在这种三分靠运气，七分靠天意的体制下，其军队事实上并不存在严格的后勤概念。而且各个部落和家族也往往以自身为单位，虽同属一个联盟，却未必都愿意在最后时刻为胜利而奉献自家的续命粮。直至公元1206年，铁木真在建立大蒙古国时方才通过千户制、怯薛制、分封制、断事官制度和札撒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设置，来让蒙古军队的后勤供给开始呈现制度化和统一化的发展。

使人们经常所忽视的是，成吉思汗及其后来的蒙古政权统治者对于商旅的利用。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在漂泊在各地从事贸易的商旅不仅为成吉思汗带来了巨大经济利益，同时也为他建立起丰富的情报网络。正是靠着这些情报网络和贸易，使得成吉思汗往往能为其军队保持极好的数量和后勤储备。与此同时，也使得蒙古人在选择对手时可以更巧妙的执行歼灭战略。很大程度上，这些方式不仅应归功于游牧部落的军事传统，同时也是因为铁木真、木华黎等一干蒙古名将的杰出才华。毕竟从古至今，游牧民族也是从匈奴到鲜卑，从柔然到突厥，从契丹到女真，这些游牧部落里真正意义上具有集权基础的也就辽金和元朝了。比较值得玩味儿的是，广为盛传的蒙古骑兵后勤法宝，肉干、马奶酒和奶酪，在相当多的资料里也称早在秦汉时期就已被匈奴人所掌握。其具体做法是：先将一匹牛杀掉，然后取出数百公斤的牛肉进行风干，这样就能变成十几公斤、二十几公斤的牛肉干，然后战时塞进一个牛膀胱里，由一名士兵随身携带。需要食用时可取出来烤制或者烹煮。又或者就是直接噻嘴里进行咀嚼。

按现代医学研究的说法，每百克牛肉干就含有能量307千卡、蛋白重55.6克、脂肪8克、碳水化合物15克，另外，还包含有钙、磷、钾、镁、铁、钠、氨基酸、烟酸、硫胺素、核黄素等等成份。可以说是极具高热量和高营养价值的食品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同为大量食用牛羊的游牧民族，没理由要到了蒙古时期人们才有做储备粮的习惯，为此很大程度上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风干肉的做法事实上源于历代游牧民族的长期习惯。使得蒙古军队真正在后勤上脱颖而出的，很可能是来源于奶酪和蒙古煎饼（或者说烤馕）的出现，同时也包括胡椒等香料的风行。前者不仅是因为蒙古族的起源更为靠北，同时也是因为与一般人们不同，自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的前后，蒙古人客观来说并不算严格意义上单纯靠畜牧业发家的游牧民族。事实上，早在蒙古的祖先室韦人身上，就盛传有种植农作物的传说。而且后来为了管理农业，成吉思汗还专门成立了名为“阿姆其”的机构，以负责蒙古本地的耕种。

至于后者，诸如胡椒等香料的传播，也使得后来人们在制作和存储肉干上的工艺要远比前人更为熟练和精良。这一定程度上可能揭示了为什么人们会更多把风干肉视蒙古军队长于机动的法宝所在。不过值得说明的是，一般讲胡椒在中国的传播又多说是源于15-16世纪，这和成吉思汗生活的年代倒是有所违背的。无论如何吧，集权式的游牧民族在后勤上通常并非人们所想的完全以战养战，事实上举凡是辽金还是后来的蒙古乃至满清，都有大规模屯田和食用谷物的例子。使得集权式游牧在后勤上真正脱颖而出的，是其在军队建制上的管理更为合理。在大多数时候他们不仅继承了传统游牧部落携带牛羊易地而居的传统，同时也大量引入了农耕民族的种植业，丰富了粮食储备。为此，诸如后来的辽金和蒙古，都能较匈奴和鲜卑建立更为专业的户籍管理和职业军队，这点是传统游牧民举家而战所不能比拟的。

在这种情况下，值得注意的是诸如成吉思汗等游牧民族的杰出将领总是十分巧妙的维持其军队规模，甚至到了后来更直接征召当地的仆从军来作为战斗主力。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可以始终能有效的保证核心军队的给养和战斗力，且因为仆从军熟悉当地环境，故而在获取给养上也更为容易。与此同时还进一步避免了动员国内的经济影响。当然了，你要说这是蒙古人的人口增长一直不高，那我也无话可说，但至少就元朝来说，其后期的大部分战役中，蒙古人所占军队的比例已经是十分低了。最后，不管怎么说吧，无论是分封制王权下的中世纪军队，还是成吉思汗手下的蒙古人，中世纪的整体军队虽然已经开始逐渐因为生产力的进步和人口的增长，而陆续有了建立仓储机制和兵站的设想，但其后勤仍不完全依赖于国内的供给。事实上只要是战争，人们仍旧还是会更倾向于就粮于敌，毕竟这样还能打击敌对势力的战争潜力，以避免其日后报复。但客观的说，要说军队就完全像《战略与后勤》所说的，不受后勤脐带影响也是颇有待商榷的。毕竟实际上我们无论查看西方还是东方的历史都会发现，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仍必须严格按照道路交通网来进行。而这一点的很大原因即在于庞大军队仍需要通过掌握交通网来协调各地的物资调运和管理，这种方式当然无法和现代军队的物流体系相媲美。

但对于大型的帝国来说，仍具有通过领内建立仓储机制和局部调动资源来弥补一个地区因为军队的过境造成的粮食匮乏。只不过确实有一点十分正确的是，至少在14世纪前还鲜有出现专业的勤务部队乃至辎重部队。

最最最后，战马真不是光靠吃草就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