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春风一杯酒

首图｜龙潭三杰

“战争有两种，一种是公开的战争，一种是隐蔽的战争。虽然公开的战争在我国已经多年没有发生，但是隐蔽战线的战争却一直没有消停，境外势力除了网络攻击、直接派人入境等方式，还通过金钱、女色、拉拢、威胁等手段不断拉拢我国的涉密人员下水，甚至远程操纵普通人以信息搜集的名义从事间谍行为。在这个隐蔽的战场上一直是硝烟弥漫、战火不断。”

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有一面挂满了黑色五角星的大理石墙，每一颗黑星代表一个身死海外的“间谍”，这些黑星中的第一颗名字叫马克南，此人1950年在我国新疆乌鲁木齐从事间谍活动时被当地军民击毙，马克南成为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自1947年成立以来第一个身死海外的“间谍”，喜提美国中央情报局大理石墙上的第一颗黑星。

2021年10月，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局长伯恩斯公然宣布正在建立一个针对中国的“中国任务中心”，以便统一中情局的对华工作；

202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又公然叫嚣，对外宣称其在华情报网络重建已取得进展，正努力构建强劲的人力情报收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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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党自革命以来就一直面对着明面和暗处的两种敌人，毛主席曾讲过：“我们要消灭敌人，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的战争，一种是隐蔽的战争”。这两种战争形式贯穿于我党的革命战争始终，相互支持、相互依存，其中正面战争在毛主席和老一辈革命家的领导下已经取得胜利，另一条隐蔽的战争则是由周总理开创并领导。这条隐蔽的战线在战争年代有力的支持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和平年代又在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隐蔽战线的硝烟却一直没有散去。

我党自1921年正式建党以后，一直师从苏联，将主要精力放在组织、发动、领导工人的运动上，当时无论是人力物力还是斗争经验都不足以支撑情报系统的建立，也没有意识建立情报系统。直到1925年国民党左派廖仲恺遇刺一案发生，引起我党的警惕，当时周总理、陈延年领导两广区委开始有意识的组织人员做情报工作。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突然对昔日的盟友开战，仅仅3天的时间，在上海的共产党员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逃亡，共产党迎来了白色恐怖，整个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

为了应对迅速恶化的革命形势，1927年4月29日在武汉召开了党的五大，研究挽救革命的对策，当年5月25日，中央决定由周总理任中央军事部长，组建一个特别工作组，作为党在秘密战线的利刃，中共中央军委在武汉设立“特务工作处”，开始有组织的做统战、情报收集、锄奸保卫等工作，这就是中央特科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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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白色恐怖，保卫红色力量。1927年11月14日，中央常委会决定正式成立党的政治保卫机构——中央特科，由周总理代理主任的组织局直接领导。新成立的中央特科参照苏联的契卡，结合我国实际制定了三项基本任务：情报工作、保卫中央、惩处叛徒；1928年，周总理在苏联参加党的六大时，又参照苏联的“契卡”对中国的中央特科进行改造，进一步确立了我国情报工作开展的指导思想、方法和原则。

首先，我党情报工作要有崇高的理想指引，强调事业的正义性和感召性！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一个有着崇高理想和目标的政党，也是一个对自身严格要求的政党，我党的理想是要推翻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新社会。不是为了一己私利或者为了反对哪一个人，因此，我党从革命开始就对情报工作立下了严格的规矩：不许搞绑架暗杀、不使用美色、不搞恐怖活动，不许对党内同志搞监视。这些宝贵的理念和原则一直坚持至今，成为情报界的一股清流。

在情报获取上包括苏联克格勃在内的各国情报组织为了获取情报都是无所不用其极，西方国家在用金钱腐蚀、女色拉拢、威逼利诱乃至暗杀、恐怖活动上都是极尽所能，前苏联为利用女色、男色获取情报专门训练了“燕子”和“乌鸦”，可谓是臭名昭著。直到现代社会，以色列摩萨德的各种暗杀和恐怖活动也是层出不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获取情报对于普通人的各种引诱、拉拢、腐蚀、威逼也是花样迭出，放眼全世界，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情报组织是一股清流，一直坚持崇高的理想和道德要求，从革命时代一直坚持到今天。

第二，我党的情报工作开展区别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强调群众路线，尤其是在国内反谍的斗争中特别注重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也是我党一直以来的重要工作方法，人民群众在从革命年代到新中国建立后的反谍斗争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从革命老区中人民群众站岗放哨到今天遍布的“朝阳群众”，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再厉害的间谍也无所遁形。

第三，我党在情报工作开展上更重视统战工作，更重视事业的正义性和正当性，强调信仰和思想的影响和感化，尤其重视人心向背，而不是单纯的情报开展，除了情报人员打入敌人内部直接获取情报外，我党还特别重视与各方利益相关方交朋友，强调通过正常的、合法的、公开的渠道收集情报，依靠自己事业的正义性，通过政治信仰发展关系，抗战期间我党对日情侦工作直接打入日军大本营获取战略情报，如日本首相近卫文磨的秘书尾崎秀实就为我党提供情报，中西功、西龙夫等日本籍中共党员在尾崎秀实的掩护和帮助下，成为了日本驻中国情报分析官员和特工部门的要人，日军在中国的动向都能及时传递到中共方面，1942年日军要进行“大扫荡”，决定刚做出不久，延安方面就已经收到情报。

建国后，新中国的情报工作依然坚持通过事业的正义性去开展，通过交朋友去获得，尤其是在国外开展情报工作，朋友越多工作越好开展。而金无怠在美国中情局长达33年的潜伏，更是情报史上的经典。

第四，确定了严格的工作原则和纪律。在情报获取上，我党摒弃了那种为了情报工作无所不用其极的工作方法，明确提出不得用女色和金钱获取情报，不许搞暗杀、不许搞恐怖活动，不许伤及无辜。周总理制定了严格的原则与纪律，牢固地把握着政治方向，避免特科走上单纯恐怖活动的歧路。他曾反复强调：不许乱打叛徒，危害大的才打；不准打公开的特务；不准搞绑票，这是三条基本原则。更不允许将情报手段用于党内同志。

第五、讲究方法。抗战时期，周总理根据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结合国统区工作特点，总结、发展了10年内战时中央和他提出的党员职业化原则，具体地、创造性地提出了“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和“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工作方针。这是党在国统区开展地下工作的基本方针，对情报工作人员意义尤其重大。尤其是勤交友和职业化这两点对于情报人员的工作开展尤为重要，勤交友让我们的情报人员可以在正常公开的渠道、潜移默化中搜集信息不至于给他人带来伤害，而职业化又能很好的掩护情报人员的生存。如我国建国后在国外开展情报活动，主要是通过公开、合法的渠道搜集信息、分析情报，通过真心交朋友的方式赢得大家的信赖开展情报的搜集，绝不使用女色、威逼等下三滥手段；

第六，重视先进工具和科学方法。周总理是我党我军电讯工作的创始人，我党的首次远程无线电联络、第一部无线电台、第一期无线电培训班都是在他的组织和领导下实现的，他还亲自编制第一本密码，用“伍豪”的化名命名为“豪密”，而他的夫人邓颖超则是第一稿译电员，正是在他的努力下，我党建立起中央同各地及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

自古都是“得人心者得天下”，隐蔽战线的斗争同样是“得人心者得情报、得先机、得优势”，一项事业的正义性不仅可以吸引大批志同道合的人拥护，也可以感召团结最广大的人一起为之奋斗。周总理作为党和人民军队创始人，同时也是我党情报工作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为我党的情报工作开展积累了经验，赋予了正当性和正义性，就像当年的那句口号“天下谁人不通共”，当一项事业有足够的正义性，就会吸引人们自发的聚拢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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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敌人的猖狂，唯有果断亮剑，竖起我国的安全之盾，我国的国家安全部就是在这个战场上保卫人民的金盾和长剑！

2024年1月8日，国家安全部公布破获一起英国秘密情报局（M16）利用第三国人员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案件；

2023年10月11日，服刑期满的澳大利亚间谍成蕾在刑满释放后，被北京市国安局驱逐出境；

2023年8月21日，国家安全局公布破获了一起美国中央情报局间谍案，国家某部位干部郝某被抓获；

2023年3月，为日本人充当间谍的北大教授袁克勤在准备出境时被我国国安人员当场逮捕；

2021年4月15日，江苏省苏州市国家安全局以间谍罪逮捕了已经78岁的美籍华裔间谍梁成运，结束了其长达30多年的间谍生涯；

2019年4月，曾经为高级工程师的黄娟和挂职副县长的丈夫因出卖国家机密被云南省国家安全机关逮捕；

2014年，参与国家重点项目的宋哲被捕，其因被台湾间谍以美色、金钱利诱威胁出卖国家机密而犯了间谍罪；

2009年7月，澳大利亚籍华裔间谍胡士泰在力拓集团上海分公司的办公中被逮捕，出身北大的胡士泰利用其华人身份和金钱开路不断刺探我国经济信息为澳大利亚谋利，造成我国几千亿的经济损失，这就是当年震惊世界的特大商业间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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