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是调整社会生活的共同规则和规范，具有普遍约束力。立法权的观念最初源于分权思想。国家是一个权利体系，立法权是这个权力体系之中的一部分。从最初的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我们总结出一切政体均需要议事机能、行政机能、与审判机能三个要素。

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明确提出了，具有现代意义的三权分立理论，且洛克的理论学说中认为，立法权是最高权力。现在我们谈及的分权理论，大多是源于孟德斯鸠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三权分立理论，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分别由不同的权力部门行使，相互牵制相互影响。对立法权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实质与形式之分。

从广义上讲，立法权是指所有能够行使立法的权力，包含制定、认可、修改、废弃法律的权力，同时并非仅仅包括由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的权力，还应当将其他机关，行使其拥有的立法权力包含在内，甚至包括特定的立法主体，对在特定的方面被长期公认的习惯的认可。

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虽君上集权，然地方立法权力亦早已产生并有所发展。狭义的立法权，仅仅指拥有立法权的立法机关制定、认可、修改或者废止法律的权力。

形式上的立法权的观点，在于法律的制定过程就是立法。而立法必须通过有权威的机构，经过严格的程序加以制定。而这些权威机构，所享有的制定法律的权力就是立法权。实质立法权则是统治阶级之法律发布，具有强制性同时富含真理，人们必须严格遵守。

找准地方立法权力的法律定位，首先要从“地方”两个字入手。辞海中对“地方”一词有五种解析，分别是：中央以下各级行政区域的统称；处所、部位、领域；部分、方面；地保以及本地、当地。

清朝文献中多将“地方”表述为行政单位，道、府、州县等行政单位，从字面释意上不难看出“地方立法权力”，必然是存在于局部特定区域之中，相对于中央立法权力而存在的。无论从历史发展还是地理分布上来说，地方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各具特色，地方立法权力亦应符合地方特色，具有“当地特色”，符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在此前提下，地方立法权在每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发展之中，必然也不会存在一个固定的发展以及存在的模式。

谈及地方立法权力，想到的便是与其相对应的中央立法权。从地方立法权的权力来源来看，有学者认为地方立法权力来源中央，是在中央分权体制下，地方立法机关得到地方立法权，在地方开展创制、修改、废弃地方相关立法工作的权力。

因此地位也必然低于国家立法权。这部分学者研究的地方立法权，更倾向于委任立法权。亦有部分学者认为，地方立法权是地方立法机关，在本行政区域内制定在本域内，行使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规则，和法律规范的活动的总称。

强调立法权的自主性，即自治立法权。然而我们知道权力的最高存在是权利，地方立法权首先是一项权利，在不同的权力模式下，其权力来源不定。因此将地方立法权力之定义，应置于不同立法模式之中。

对地方立法权存在模式上有以下几种理论：中央集权模式，中央集权模式下一切立法权全部归属中央，地方没有立法权，有利于法制统一。此种模式下当然无地方立法权力之概念。

地方分权模式，在地方分权模式下，国家虽是一个整体，但中央没有立法权地方拥有立法权，地方立法权力，乃为地方之完全享有不受干涉的、创制地方立法的活动之权力总称。当然这种模式只在普鲁士历史上，存在非常短暂的一段时间。

集权分权模式，集权分权模式下，中央立法权把控地方立法权，地方立法权的行使，需要根据中央的授权进行。

分权集权模式，分权集权模式主要理论观点在于，地方立法权力既可以由地方与中央共同行使，也可以将地方立法权分寄于地方。对于中央立法权力已经作出规定的部分，归于中央。对于中央立法权之于地方之管理，未作规定部分，分寄于地方。

此种模式下的地方立法权，应是中央与地方，对地方事务共有之立法权力。中央立法权力与地方立法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平行存在。这种体制多存在于联邦制国家中。

中国古代立法，法律形式主要表现为律、令、格、式，对地方立法仍然有所涉及。地方行政长官发布的政令与地方法规，都可视为地方立法。朝廷亦会分时派中央官员巡视地方，在巡视地方时做出的禁约、条例等亦为地方性法规。尤其自明代之后，条约、章程、规条、告示等，成为比较稳定的地方立法的基本形式。

从王公大臣之建议至地方习惯法、地方规章制度的建立，在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早已存在。但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关于中央立法权力与地方立法权力，最突出的表现仍然是中央集权政治的模式下，中央权力牢牢控制着地方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