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左玉河

孙中山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人在孙中山革命事业遇到挫折之时伸出援助之手，毅然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孙中山完成了思想上的转变，改组了中国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的高涨。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的中国工人阶级政党。在其成立之初便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纯洁性，要求各级组织和党员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但中共成立之初力量弱小且处于秘密状态之中，仅有50余人，一年后召开中共二大时也仅有195人，故必须联合一切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政党。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有着光荣的历史，虽屡遭挫折但始终没有放弃革命的旗帜，故成为共产党联合的对象。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鉴于国民党的广泛影响力和共产党力量弱小的客观现实，提出了联合孙中山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设想。马林拜见孙中山时建议改组国民党并接纳新生力量，以便组成联合革命阵线。当他得知孙中山不赞同两党平等合作的想法后，建议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以建立联合革命阵线。

马林的这种想法并没有得到共产党人的赞同。1922年4月6日，中共领导人陈独秀致函维经斯基，详细阐述了反对加入国民党的理由：（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五）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无加入之可能。

可见，此时的中共中央虽然赞成国共合作，但主张两党平等合作，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正因如此，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明确提出：扶助民主派共同打倒封建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确是必要，“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中共中央所能接受的限度，是召开联席会议以实行两党党外的平等合作，而不是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

对于中共中央所主张的国共两党的平等联合，“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严词拒绝了，他只许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党内合作，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决策并要求中共中央执行的。1922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根据马林的建议通过决议，要中国共产党以党员个人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行两党合作。马林随即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莫斯科匆匆赶回上海，着力做共产党人的工作。

8月底，马林与中共领导人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讨论与国民党合作问题。因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必须服从共产国际决议的纪律要求，故陈独秀等人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提议，会议决议：“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存共产党，后者对于国民党内的工作发出指示并领导工会的组织工作。”

中共中央同意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既是为了遵行共产国际关于采取“党内联合”的指示，也是为了迁就孙中山关于实行党内合作的要求。

陈炯明叛变后，回到上海的孙中山正在经历思想上的剧烈阵痛。他深切地认识到，不能单纯依靠武力，而要依靠党的力量来推进革命事业。但当时国民党存在着严重缺陷，难以担当重任。这主要体现在：（一）国民党的组织力量涣散，党人丧失革命精神，不为主义进行奋斗；（二）党员成分复杂，人格不齐，不少人以入党为升官捷径。孙中山痛感必须淘汰党内“人格非常卑劣”分子，增加新的革命分子，才能加强战斗力。用他的话说就是：“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孙中山在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接触中，看到了中国共产党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认定年轻的共产党是可以使国民党重新振作的新鲜血液。

孙中山虽然对年轻的共产党予以称赞，但并不同意与共产党进行平等联合，而是主张以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两党合作。他明确提出，两党合作应以国民党为核心：“只许中共及青年团分子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而不承认党外联合。”

孙中山为什么只赞同党内合作而反对党外合作呢？在他看来，国民党是中国“唯一之革命党”，共产党则人员太少，影响力有限，不具备与国民党平起平坐的资格，故坚持两党联合要以国民党为中心，仅仅同意以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两党联合。孙中山解释采取党内合作方式的原因时说：“国民党系我创立之民国唯一之政党，而共产党派则为赞成俄国列宁等主义之学者有志一派。国民党固有加入该派者，然国民党始终为国民党，共产派则为共产派，而为其独特之活动而已，不能必言其互相提携也。”

这样看来，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是当时孙中山所能接受的实现两党合作的方式。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而实现党内合作，对共产党来说显然是为了满足孙中山的希望而在合作方式上求同。孙中山欢迎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并答应依照民主化原则改组国民党。

1922年9月初，经张继介绍和孙中山亲自主盟，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共领袖首先加入了国民党。随后，孙中山指定陈独秀为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九委员之一，让他参与国民党的改组工作；任命李大钊和张继一起担任与吴佩孚联络的代表。

当李大钊说明自己是共产国际党员而不能退出中国共产党时，孙中山明确表示：“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

共产党人参与国民党改组，目的在于改造国民党，壮大国民党力量，以推进革命运动的发展。陈独秀表示：“重建国民党是我们的职责”，“我们的任务是把国民党发展到全国去”。认定共产党人“应当最先竭全力参加促进此国民革命，并唤醒农民，与之联合而督促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以引导革命到底”。

共产党人对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予以巨大帮助。陈独秀参与了国民党改组的筹备工作，还接受孙中山委任的负有“辅助总理”责任的参议之职；李大钊始终参与国民党改组的筹备工作，研究改组计划，草拟国民党党纲和总章草案，深得孙中山信赖。

9月4日，孙中山召集在沪的胡汉民、汪精卫和刚刚加入国民党的陈独秀等人举行谈话会，讨论改进国民党的具体设想。9月6日，他指定了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九人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命其负责起草国民党党纲和总章草案。

经过三个月的反复讨论修改，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公布《中国国民党党纲》，明确提出：国民党是以谋求实现民族平等、民权平等和民生平等的三民主义为目标的革命政党。这是中国国民党自1919年由中华革命党改组以来第一次公开确定自己的奋斗目标，标志着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思想发生了明显转变。

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独立立场，并对孙中山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和忠告。用陈独秀的话说就是：“若国民党与最反动的黑暗势力（如张作霖、段祺瑞、曹锟等）携手，或与帝国主义者妥协时，吾人即宜反对之，绝不容顾忌。”

1923年初，孙中山回到广州设立大本营，重新埋头于军政事务之中，以致国民党的改组工作逐渐停顿下来。1月26日，孙中山发表《和平统一宣言》指出，“为救国危亡计，拟以和平之方法，图统一之效果，期与四派（即直系、奉系、皖系和西南诸省武力集团）相周旋，以调节其利害”，强调“和平之要，首在裁兵”。该《宣言》反映了孙中山对军阀仍然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故立即受到以陈独秀为首的共产党人的严厉批评。陈独秀在《向导》周报上发表《怎么打倒军阀》，主张国共两党必须对待民主革命的对象——封建军阀采取一致的政策。

6月25日，陈独秀与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等新当选的中共三大中央执行委员联名致函孙中山。他们在信中认为，由于曹锟逼走黎元洪，试图取得总统地位，遭到上海乃至整个北方民众的强烈反对，上海各马路商会已经公开要求组织国民会议解决问题，国民党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公开出来领导民众的斗争，并乘机宣传自己的主张。他们诚恳地向孙中山建议：“我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结束广州的战事，这样我们才能在国家政局危急之时去胜任我们的主要任务。我们不能囿于一方的工作而忽略全国的工作。我们要求先生离开广州前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到那里去召开国民会议。”他们还建议孙中山建立一支国民革命的军队，“这是居于首位的重要任务，唯有您可为之，因为您是四年前护法运动的领导者”。

该信言辞诚恳而又热切，充满了对孙中山的崇敬。但孙中山并未采纳共产党人的意见。孙中山在与陈独秀等人的谈话中明确表示：既不会与曹锟等人合作，也不会按照各方建议把国会召来广州，同时也不会支持上海商人的行动。

据陈独秀报告，当他向孙中山提出，在国民党尚未成功地改组并扩大自己阵地之前，如何能够建立这样一支军队的问题时，孙中山回答说：“党只有到紧急关头才能一马当先。现在我们必须发展我们的军事力量，在南方广东可以建立根据地，然后我们必须设法在东北或西北得到一支军事力量。靠这些力量的协作将使革命取得胜利。召开国民会议是不可能的。”

对于孙中山的回答，不仅陈独秀沮丧，而且马林也同样失望：“凭这种观点，就不可能期望国民党的领袖们会很快采取主动，把国民党变成一个现代的政党。”

很显然，孙中山仍然要走与军阀张作霖等结盟的老路。这自然引起了共产党人的不满和公开批评。

7月11日，陈独秀在《向导》周报上发表《北京政变与国民党》，批评国民党“应该起来统率国民做革命运动，更应该断然抛弃以前徘徊军阀之间，鼓吹什么四派势力的裁兵会议与和平统一政策”。他在同期发表的《北京政变与孙曹携手说》中质疑道：“若孙中山可以和曹锟携手，那末，北伐伐谁？那末，岂不是孙中山和陈炯明、沈鸿英走到一条道路？那末，孙中山可以联曹，何以陈炯明、沈鸿英联曹便罪该万死？”

接着，中共中央发表了《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从正面阐述中共的政治见解：“由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一国民会议……只有国民会议才能代表国民，才能制定宪法，才能够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

陈独秀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孙中山的公开批评是非常正确的，也是相当严厉的。孙中山晚年要求党员服从自己，不喜欢党员对其决定提出异议。用他的话说就是：“本总理受之在前，党人即不应议之于后。”故不能容忍身为国民党党员的共产党人公开批评自己。1923年7月18日，孙中山在与马林等人进行谈话时，突然用英语愤愤地说：像陈独秀那样在他的周报上批评国民党的事再也不许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个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

据马林后来向共产国际报告，孙中山当时说到这个问题时情绪显得非常激动，以致廖仲恺和胡汉民等个个噤若寒蝉，都悄悄地走开了。只有马林还留在那里努力为陈独秀进行辩护并强调：“援助问题与共产党人能否留在国民党内毫无关系。”

这是孙中山和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的一次直接冲突，表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后，并没有放弃对孙中山的批评和忠告，而是以批评的方式推进孙中山的进步和国民党改组。

实际上，此时的国民党存在着诸多缺点，急需进行改组。马林曾致函廖仲恺，集中概括了国民党的六大缺点：（一）国民党从不召开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二）三民主义的实行日益封建主义化；（三）党只依靠军阀，不断向封建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妥协；（四）对许多重大问题，如世界大战、五四运动、京汉铁路大屠杀等不领导、不参与，党没有成为国民运动的领导者，却与封建军阀为伍；（五）家长制的观念代替了党的纪律；（六）违反党义的现象司空见惯。

孙中山对国民党存在的这些缺点又何尝不知？故他尽管对陈独秀等人的批评一度恼火，但同样意识到借助共产党人来改组国民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共产党人和共产国际新任代表鲍罗廷的积极推动下，孙中山加快了改组国民党的步伐。

1923年10月19日，孙中山在广州致电国民党上海事务所，“已委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并嘱“密电北京李大钊即来沪会商”。10月25日，孙中山指定包括谭平山、李大钊在内的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着手进行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和建立各地区党部的工作。李大钊随即从北京到上海，随后赴广州与孙中山具体研究有关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事宜，并督促孙中山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国民党改组的筹备工作逐步就绪。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身份担任大会主席，李大钊被推为大会主席团五名成员之一。共产党人谭平山代表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做了报告。大会确立了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实现了对国民党的改组。

孙中山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予以充分信任和高度重视。中共及青年团总人数虽然仅占国民党在册党员人数的2%，但出席大会的代表人数却占全体代表的10%；大会新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25人，其中有共产党员身份的有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等3人；候补委员17人中有沈定一、林祖涵、毛泽东、于方舟、瞿秋白、韩麟符、张国焘等7名共产党人。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任职的有组织部部长谭平山、秘书杨匏安，农民部部长林祖涵、秘书彭湃，工人部秘书冯菊坡等。

国民党派赴各省市建立党组织的负责人多为有共产党员身份者，如热河的韩麟符、江苏的张曙时、湖北的刘芬、浙江的沈定一、山西的韩麟书、湖南的夏曦、直隶的于方舟等；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有毛泽东、恽代英、罗章龙、邓中夏、沈泽民、王荷波、向警予等；北京执行部有李大钊、于树德、蔡和森、王尽美、何孟雄等；汉口执行部有林祖涵、李立三、项英、刘伯垂、林育南等。

孙中山的这种人事安排，既表明了他对共产党人的信任和重用，也反映了他利用中共发展国民党组织的想法。

共产党人没有辜负孙中山的信任和重用。李大钊代表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中共代表郑重声明：“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倘有不遵本党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宜受本党的惩戒。”

国共合作初期的共产党人，积极支持孙中山创建黄埔军校，不仅从全国各地选派优秀的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踊跃报考军校，而且派周恩来、聂荣臻、萧楚女、叶剑英等人担任军校教官，培养了大批的优秀军事政治人才。共产党人彭湃、阮啸仙、毛泽东创办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先后培训了六届学员，培养了大批农运骨干，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开展。共产党人支持孙中山收回广州“关余”，平定商团事变，巩固和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并发起国民会议运动，支持孙中山北上，推动了国民革命走向高涨。

不仅如此，国民党各级部门内的共产党人将主要力量放在发展国民党各级组织上。据统计，在共产党人的积极努力下，国民党在一大后迅速在全国范围建立起区、省、市、县各级党部，开始了大量发展党员工作，仅北京执行部一年间就发展党员上万人。到1925年底，国民党党员总人数发展到40万人。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共组织的发展却陷于停滞。据阮啸仙报告：广东共产党人已经完全淹没在国民党的组织宣传工作之中了。谭平山则报告：我们在广州的干部总共只有30多人，而国民党在一大召开前全市12个区只组织起12个支部，而现在已成立了9个区委，64个支部，拥有党员7780多人；我们在5个区委和13个支部中担任重要工作，而干部人数却没有增加，党员的发展几乎停顿。

从全国范围看，1921年7月中共成立时党员50余人；1922年7月中共二大时党员195人，一年增加近3倍；1923年6月中共三大时党员420人，一年增加1倍多；到1924年5月，中共党员基本上没有增加。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是由于共产党人将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国民党组织上了。中共以牺牲自身的组织发展为代价，求得国民党组织的迅猛发展。共产党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雄辩地证明：“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

国共两党因共产党人跨党所引起的纠纷，早在1922年底就开始显露。面对不断增加的两党纠纷，孙中山扮演着居中调停的角色。

1923年11月29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邓泽如等人联名上书孙中山，指责本党改组、党章党纲等草案“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借国民党之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军阀宗旨是“使我党丛结国际之仇怨……在国内断绝实力派之协助”，“使我党陷入孤立无援之地。此陈独秀共产党对于我党阴谋之纲领也”。因而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并帮助国民党改组。

孙中山耐心地解释说：党纲党章等草案“为我请鲍君（鲍罗廷）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之为汉文，陈独秀并未与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他强调：“若我因疑陈独秀而连及俄国，是正中陈独秀之计，而助之得志矣。”与此同时，孙中山也强硬地表示绝不会听任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自行其是，声称尽管陈独秀等已加入本党，但“陈如不服从吾党，吾亦必弃之”。为了消除国民党人对引进共产党人的疑虑，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专门发表民生主义讲演，说明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其实并无根本分歧：“我们老同志，亦认定民生与共产为绝对不同之二种主义，于是群起排斥，暗潮便因之而生。然揆诸民生主义之真谛，双方均属误解。”他强调：“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耳。”但国民党人对于这种说法仍旧表示怀疑：既然共产党员服从本党三民主义，为何不退出共产党？因此，会上围绕是否容许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依然引起了激烈争论。

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大会上严正指出：“我们对于本党实应负着二重的责任，一种是本党党员普遍的责任，一种是为本党联络世界的革命运动以图共进的责任。”他还郑重声明：“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

据何香凝回忆，孙中山曾对一些反共分子说：“你们怕共产党，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呀！”还说：“你们不赞成改组，那就解散国民党，我个人可以加入共产党。”张继多次在总理面前反对改组，“孙中山当时甚至想开除张继的党籍”。有一天晚上开会，张继无理取闹，“孙先生还叫卫士长马湘把张继带出会场，软禁了一晚”。

孙中山一面批评国民党右派阻止其容纳共产党，一面也对他们进行耐心地解释。孙中山一方面欢迎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另一方面同样警示共产党，强调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差别。

孙中山虽然在国民党改组后任命了一批中共干部充任要职，但同时也任命对共产党人深怀疑惧之心的邓泽如、吴稚晖、李石曾、张继和谢持等五人为中央监察委员。

国民党一大结束后，刘成禺、冯自由、徐清和、谢英伯等人秘密集会，商议如何应付共产党问题。鲍罗廷得知消息后坚决要求孙中山查办，但孙中山并没有对他们进行惩戒，只是循循开导而已。

不仅如此，当汉口执行部因国共两党纠纷停止活动后，孙中山特派刘成禺前往办理，表示了对国民党右派的重用。当刘成禺强调共产党人跨党居心不良时，孙中山则解释说：“共产党能守吾党范围，吾默化之！不能，吾自有处理之法。”再次表达了对共产党人的“默化”意图。

孙中山对国共两党的中立调停态度，在1924年的“弹劾共党案”中得到了集中体现。1924年6月，国民党人从上海得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刊》抄本和一些中共党内文件，从中发现中共不仅在国民党内有党团活动，而且有在国民党左派中发展党员、扩展自身组织的目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张继、谢持等人联名向孙中山提出了“弹劾共党案”。8月19日，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讨论“弹劾共党案”。力主调和国共纠纷的孙中山发表演说，严词训斥了那些继续鼓噪的老国民党员，并下令开除了公开组织反共活动的国民党元老冯自由党籍。但会议同时决定在国民党中央设国际联络委员会，要求共产党人将其所进行的有关国民党之活动进行通报。孙中山此举意在警示并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活动，以显示自己对国民党右派和共产党人的不偏不倚。

实际上，孙中山对国民党一大后国民党的变化是欣慰的，对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各级部门中勤奋工作的表现和成绩是满意的，因而他更加坚信自己引入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决策是正确的。他斥责那些反对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右派说：“尔等不奋斗而妒他人之奋斗，殊属可耻。彼等破坏纪律，吾自有办法，与尔等何干？”

孙中山晚年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盟友关系，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宋庆龄写道：“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来。在同共产党进行合作以后，李大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一回到华北以后，就担负了国共两党在那个地区的领导任务。孙中山在见到这样的客人后常常说：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的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参与领导了追悼孙中山的活动。李大钊还写了上、下联各长达107字的挽联：

广东是现代思潮汇注之区，自明季迄于今兹，汉种孑遗，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类皆孕育萌兴于斯乡；先生挺生其间，砥柱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涤新淘旧，扬民族大义，决将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要为人间留正气。

中华为世界列强竞争所在，由泰西以至日本，政治掠取，经济侵凌，甚至共管阴谋，争思奴隶牛马尔家国；吾党适丁此会，丧失我建国山斗，云凄海咽，地黯天愁，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亿兆有众，惟工与农，须本三民五权，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成厥大业慰英灵。

在这副挽联中，李大钊代表共产党人高度评价了孙中山殚心于民族革命事业的精神和伟大功勋，称他为“革命的中流砥柱”、中华民国的“建国山斗”，表达了孙中山逝世后举国上下的悲痛之情。“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既表达了共产党人对孙中山逝世后国内局势的担忧，又显示了共产党人继承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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