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寿桐公,1880年生于望城铜官新塘冲(现彩陶源村)一个较为富裕的耕读之家。自幼聪明好学,熟读诗文经史,留学日本12年,通晓英日文,1950年辞世,享年70岁。
在古代,铜官的教育依靠私塾。私塾是中国古代社会开设于家庭、宗族或私人的教育机构,以传播儒家思想为中心,其启蒙教材为《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女儿经》《教儿经》,更高一级的学生则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以上简称四书五经)和《古文观止》等等,经费来源于文武庙产、会馆、考田、书院、义产款及富户捐赠。
清朝末年兴新学。1910年(宣统二年),临湘都(长、望当时均属其管辖)境内开始有初、高两级私立小学堂。民国伊始,政府提倡新学,效法西方,改革教育。长沙知事姜济寰在湖南首开新学,热血青年寿桐公,顺应历史潮流,紧跟时代步伐,在铜官地区力废私塾,首推新学。1912年在东山寺戏台上创建铜官镇东山寺初等小学,并任校董和校长,经费由当地商铺和富户筹集。当时学生30余人,多为陶业工人子弟。
新中国首位驻印度、尼泊尔大使,原外交部副部长袁仲贤曾就读于此。
袁仲贤(1904-1957)1916年长沙县第九高等学校创办于书堂山,首任校长寿桐公。据原望城县政协副主席陈克新回忆,他1940年考入该校,先后有邹寿桐、王超凡、凌志辉、李阜薰、危急存诸先生任校长。
书堂山寺、校原貌写意图 陈克新绘出身望城桥驿民福村的周以栗,曾就读于此,寿桐公称他天资聪颖,读书过目不忘。周以栗投身革命后,参加过井冈山第一、二次反围剿斗争,新华社前身红色中华社成立时,时任临时中央政治局主席的毛泽东指名要他负责红色中华社工作,任第一主笔。《新华社烈士传》介绍的150位烈士中,周排名第一。
周以栗(1897-1934)像寿桐公还出任过西湖寺高等学校校长,是郭亮烈士的老师。
郭亮6岁始在其父郭弼林的学馆启蒙,12岁进西湖高等小学,1915年考入长沙长郡中学。由于军阀混战,溃兵流入铜官,郭家被洗劫一空,迫使他辍学回家务农,后经老校长寿桐公保荐,到郭氏宗族学校教书。
寿桐公为何保荐郭亮?
一是郭才华出众,给他印象深刻。一次学校举行国文会考,以“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三不朽为题考学生,郭亮名列前茅,在四乡八里传开。
二是郭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敢于扶弱斗强。他家附近有一周姓贫苦佃户,十多年前租了保长、外号“水牛肚子”的大土豪曾迪云的十几亩田,经他精耕细作,年年按时交租,也养活了一家老小。黑心保长,心生歹念,硬要周加租,周敢怒不敢言,辍学在家的郭亮见状挺身而出,替佃户写状子上告保长。横行乡里的保长以200块大洋行贿长沙知事周瀛干,升堂当天,郭亮不畏强暴,据理力争,官司胜诉,判周“继续佃耕”。
郭亮到郭氏宗族学校教书后,自编教材,把穷人受压迫、受剥削和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等事实,编成故事、歌谣教给学生,很受郭氏乡亲欢迎,纷纷送子求学。这一举动,受到当地土豪劣绅不满。有次,曾迪云、周仁夫等豪绅找寿桐公,说郭亮教书误人子弟,要求将其赶走。寿桐公不急不慢地说:“郭家祠堂学校,学生都姓郭,误你们什么子弟?农民愿将自己的孩子送来上学,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有什么办法!何况郭亮在学校又没错处。”曾、周等听完,也奈何不得,气急而走。
国民党特务两次追杀郭亮,都被寿桐公掩护成功逃脱。1928年3月28日夜,郭亮被反动派秘密杀害于长沙司门口,后将其头悬挂在东山寺戏台上(寿桐公首创的东山寺初等小学)示众!寿桐公借一首《瓶花》诗“花在枝头放,摘来瓶中养。可怜好花儿,却被无情丧”抒发悲愤心情。
寿桐公,不但满腔热血投身“教育救国”创办新学,还在铜官开展“实业救国”。其先与族弟邹寿松等,在铜官老街中部合伙创建了以经营南杂、酿酒等的“源泰”糟坊,后又在儿子的协助下,在新塘冲开办了“觉华农场”,仅1935~1936年间就种植了油桐树1900株、桔子树500株及梨树、桃树、茶叶、烟草等经济作物。
寿桐公育有一男三女。
儿希孟生于1906年,1928年就读于北京大学,1932~1934年任教于吉林省第一师范、山东省第二师范;1935年担任河北省教育厅督学,期间又受聘于北京大学,享受教授待遇,月薪光洋127块;1937~1940年分别受聘于桃源师范、长沙楚怡中学、武冈门山中央军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二分校)教书;1940年8月~12月在江西赣州任省干训班教育股长。曾著《思考方法论》。因身体原因1941年回铜官老家。曾从事中共地下工作,出钱并募捐为王震将军任司令的“南下支队”购买枪支弹药。当时新塘冲梧槚山庄曾有“全家共产党,一屋六机关”之称。1949年8月湖南解放后,王震将军曾通过地方政府部门打听:“铜官的邹希孟还在不在?希望他来参加革命工作。”可惜,希孟先生已于1946年4月驾鹤西去!
邹希孟(邹湘)在北大学习档案媳马子庸,早年毕业于长沙师范学校,1939年赴省立芷江乡村师范附小教书,聘为该校高年级自然、低年级常识教员。曾协助其夫从事中共地下活动,据其女儿静思说,晚年母亲常回忆四十年代帮夫刻腊纸宣传革命思想等活动。1950年任长沙市北区区公所助理,1986年长沙在市政工程公司离休病故。
解放初期马子庸(1912-1986)照马子庸任长沙市北区区公所助理的任命书寿桐公次女咏群,解放前后,一直在湖南芷江教书。
寿桐公幼女咏德,抗大毕业,解放后曾在文化部和湖南省总工会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病故。其夫袁学之又名袁德胜,1922年参加革命,曾任省总工会主席、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总工会第八届候补执委等职。
可谓江山代有人才出。
寿桐公孙女邹国芬,长沙师范毕业,曾在都正街、复兴街任教,爱学生如亲子女,教学生极尽职责。1979年带学生郊游,感染疾病,还带病工作了几年,于1986年9月20日在原曙光职工医院去世,悼词评价为“用最伟大的母爱护卫学生”。病重期间,数届学生多次去医院探望恩师,参加追掉会的N届学生长跪哭泣,怀念恩师;孙邹斌1980年代在成都西南大学任讲师;外孙莫安民任北方交通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其妻也在该校任教。
寿桐公曾孙定一、定军,继承祖辈遗志,在湖北武汉新洲区、江岸区教书育人,培养新一代接班人,均为共产党员,湖北省优秀教师。定一还曾任中学校长、党委书记。
今年恰逢寿桐公在铜官创立新学111周年。百多年来,四代人,参与了从倡导、创立新学,到新时代教改的实践,有近二十人从事教育工作, 是铜官人的骄傲!值得铜官人永远铭记在心!
如果要评近百年来对铜官作出重要贡献者,无疑寿桐公是其一。他不但在风雨如磐的年代以“教育救国”为己任,极力倡导、创立了铜官的新学,还尝试“实业救国”在铜官办农场、兴商贸,发展铜官经济。
开创铜官新学的邹公寿桐永生!
(感谢邹定一、邹国权、王天保、莫静思和贺湘凌及北京大学档案馆提供相关信息。)
附:寿桐公遗文
一、且闲亭记余钝鲁,好从公;失意则恙,因於不闲。泊乎解职幽居,恣情花鸟风月,几如遗世而独立。闲为不宜,不闲累心,常闲丧志,如之何而可?曰:养其心於闲之中,寄其志於闲之外,不离於闲,不囿於闲,闲於不闲,不闲於闲。斯吾之所谓闲,亦即吾之所谓且闲也,故以名亭。二、虚心阁记昔人云,松竹梅三友。余居竹林,性爱竹,彼松之节橛也,梅之品洁也。中心不空,竹出泥土,上干天日;中空外直,清洁坚贞,滴翠四时,不远观不可狎亵焉。尝思古人制乐,刳去其节,作律品为激浊扬清之助,亦以其心虚也。人心独不然乎哉,心不虚不明,性不见;心为物役,情为物诱,终自萦环扰扰,物之不若,岂不惜哉。余之名阁,亦以自励焉耳。(邹伟武存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