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是世界四大古文明其中之一。

随着时间的磨炼，其他三大文明逐渐销声匿迹，唯有华夏文明屹立不倒，并不断地扩大其影响范围，最终形成了以我国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的华夏文化圈。

黄河流域文明

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究竟是怎样的文化，能让我们华夏民族在上千年的选拔中屹立不倒，成为亚洲文化大陆中的中流砥柱。

提起思想文化，我们就不得不得说一说中国古代的思想启蒙运动，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起源于春秋时期，在战国时期进入顶峰。在此期间诞生了无数的思想家、哲学家和诡辩学家，对中华文化的启蒙和推动起到了关键作用。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派有孔子的儒家、老子的道家、墨子的墨家以及韩非子的法家。

而其中对我国思想影响最大，最久远的，就是儒家学派。我们要首先了解儒家最开始，最正统的思想，就是孔子提出的思想。

公元前511年，孔子出生在鲁国的一个落寞贵族家中。当时礼崩乐坏，各路诸侯自立为王，在这样的乱世下，孔子在不断地传教和游说中创建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孔子最本质的思想就是“礼”和“仁”。同时在政治、经济、教学等方面，孔子提出“为政以德”，“重利轻义”，“有教无类”等思想。

同时，孔子主张“礼制”，他认为战国时期动荡的原因为礼崩乐坏，他认为只要遵循周礼就可以挽救这个局面。

虽然孔子的思想有很大的治国价值，但是在战国时代，各路君主所追求的是实力和经济，所以孔子的思想也一直未被重用。

孔子

而孔子的弟子们结合姓氏，通过礼法结合逐渐扩大了儒学的适用范围。但是随着秦朝的大一统，儒学在如此严酷的思想管制之下没有任何周旋的余地。

直到秦朝灭亡，汉朝建立。为了一改秦朝的严刑峻法，汉高祖决定启用一个全新的思想体系来治理国家。

西汉初期，汉朝统治者为了经济和农业的发展，选择以道治国，无为而治。通过减轻赋税和徭役来增加百姓的生产积极性。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国家逐渐富强，政体也逐渐从无为变为有为。

这时道家的思想已经逐渐被淘汰，同时由于经济的发展，地主阶层开始兴起，有些乡绅地主的权利也逐渐对中央集权产生影响。

而无为而治已经不再适合此时的汉朝，汉朝急需另一种制度来管理国家。随着文景之治结束，汉武帝继位，道家治国的弊端逐渐体现出来。

公元前134年，董仲舒提出提出以儒治国，受到汉武帝的支持，从此华夏文明圈儒学的地位正式确立。

虽然董仲舒提出的是以儒治国，但我们要清楚一点，董仲舒所提出的儒学思想与先秦时期孔子的思想已经大相径庭。

随着社会不断地变化，儒家学者们为了适应统治者的需要，也做出了不少改变，而董仲舒提出的新儒学，奠定了后世儒学为帝王服务的基础。

董仲舒

为了迎合统治者的需要，加强中央集权。董仲舒首先提出了“君权神授”。

他认为，皇帝是上天派来的治理国家的使者，谁能当皇帝其实都是上天注定好的。这一举动不仅巩固了政治上的皇权，同时把祭祀的神权也交付于皇帝手中。

同时为了避免皇权势力过大造成相权的架空，董仲舒又提出“天人感应”。“天人感应”承接上一条“君权神授”，他认为，皇帝是上天安排的使者，那皇帝的一举一动上天都能看见。

当皇帝治国有功，上天就会降下祥瑞，但是如果皇帝昏庸无度，上天就会降下凶兆。

随后，董仲舒又提出“三纲五常”来规范庶民官员的日常生活。“三纲五常”强调“礼”。董仲舒所提出的“礼”与孔子所提出的“礼”又是两个概念。

孔子的“礼”强调周礼，更注重精神和生活方面的修养，而董仲舒的“礼”强调的则是阶级关系和伦理纲常。

“君为臣纲”“夫为妻纲”就出自董仲舒的“礼”。通俗一点讲，“纲”其实就是约束人与人之间尊卑大小的手段。

董仲舒同时强调人在社会中的价值，他认为，人在社会中就是要为君主服务，而君主的话就是天地之纲。

相应地，董仲舒对“纲”也进行了补充，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他强调“三纲五常”。三纲用来规范人民的社会生活，而五常则相对于规范人民价值观的塑造。

“三纲五常”不仅在客观上提升了人民的生活质量，同时也达到了其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

除了人伦方面，董仲舒还提出“减轻赋税，限制地主手中所有土地数量，减少徭役”等仁政思想。

在实际权利上限制了乡绅地主，极大地削弱了地主的财产和实力，同时更多的土地为民所有，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也促进了农业的生产。

但是只有内部仁政还不足以达到真正的加强中央权利的目的。为了更好地、有效地发挥“三纲五常”等一系列政策，董仲舒在实行以儒治国的同时，强调外儒内法。

通过一边实行以儒治国，一边用法律对人民的日常生活进行约束，来达到新儒学成为社会潜移默化的一个道德标准。

为了能尽快达成目的，在规范发布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人民群众的思想进行进一步地控制与规范。

就这样，经历了百年的沉淀，儒学以一种全新的方式重新出现，并开始为统治者服务，成为统治者加强自身权利的有效手段。

当儒学成为正统思想后，其弊端也逐渐展现出来。为了使统治能够长久，儒学也在不断地吸收着其他学派的思想和观点。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董仲舒的“外儒内法”其实就是儒家与法家的交融。

儒家讲究用“礼”来规范人民的日常准则，认为人出生就有明白是非的能力，但这样的统治太过软弱，无法有效实行。

而法家则认为人需要靠法律约束，主张严刑峻法，而这样治国又太过残暴。董仲舒的新儒学则结合了儒家和法家的思想，达成了一个仁政和法治的平衡，解决了过于极端治国的问题。

同时，随着儒学的不断发展，人民的素质水平也必然会得到提高，国家治理也会更加方便。

但美中不足的是，董仲舒的新儒学强调的“三纲五常”在本质上是为君主服务的，同时其极大地束缚了人的自我意识的形成，在今后数千年一度成为牢固的思想枷锁限制了人民自我思想的发展。

同时儒学重农抑商的思想也进一步封锁了人民对外界知识的获取。这导致一直到明清时期，我国才出现思想启蒙运动的萌芽，但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弱小，这些萌芽很快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儒学也根据统治阶级的需求不断变化。在宋朝，儒学再一次脱胎换骨，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体系。

图源网络

随着佛道传入我国，儒学的正统地位逐渐受到攻击。于是在北宋时期，儒学者们发起了一场儒学复兴。

儒学在批判中成长，通过不断地批判佛教和道教，儒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最后形成了以理为本的新儒学。因为理学思想是以北宋宋程颢、程颐和南宋朱熹思想为代表，所以北宋理学也被成为程朱理学。

它强调，“理”本是天地万物变化的规律，其规律本就在人的本性之中，但由于人本性还有其他不好的地方，所以提出“存天理，灭人欲”。

同时认为，任何事物都蕴含着万事万物变化的本源，强调要通过学习来探索世间万物中蕴含的道理，同时来提升自己内心的修养。

而“格物致知”就是其中心思想，这一思想受到统治者的青睐，随即被列入科举考试中必考的项目，一瞬间风靡社会各阶层。

陆九渊

而到了南宋时期，陆九渊又提出“心”是世间万物的本源，他提出“心”就是“理”。

他认为宇宙万事万物的本源是“理”，但由于“理”在“心”中，所以人们不必去通过外界事物去获取“理”，只需要探究内心，便可知晓万事万物的道理。

这个思想在明朝中期得到推广，王阳明就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

王阳明在汲取佛教的精神后认为，人的内心是最为本真的，人们探求真理需要做的就是刻苦修行，修身养性，他主张去除人性才能得到良知。

同时提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他认为，仅仅是探寻是不够的，应该把探寻后的东西通过融入到生活之中，要言行相对，表里归一。

作者观点：

经过数千年的演变，儒学其实已经潜移默化地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之中。比如我们常说的“百善孝为先”，这其实就是儒学的思想。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社会人民对旧儒学的弊端逐渐认识，在推翻了封建统治之后，儒学再一次以全新的面貌登上了社会舞台。

如今的儒学更强调道德和良知，强调自身修养，摒弃了之前的君主纲常，增加了对人个性的认知。

儒学是先民给我们留下的精神瑰宝，只要能适当利用，在如今的社会也一定能为我们共建美好国家发光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