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历代王朝所谓的雄主其功业都是靠开拓所得，但在生产力有限的情况下很少有王朝能够维持长期的战争状态，汉武之所以能辟地千里喜提千古一帝的标签是因为其实现了最大程度的集权，从诸侯王和地方豪强手里收回了财权，而隋炀帝却是单纯依靠开皇之治的有限积累维持其开拓战略，结果自然也就不一样。
首先，要真正理解战争就必须先对其花费有一个理性的认知，事实是，任何战争都是以其背后的国力作为支撑的，将领的素质只是术的层面，不能起决定性作用，长平之战的本质是秦国以其强大的国力耗死了赵国，并不是因为赵括这个人拿不上台面。
据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的记录，在六百四十千米的活动半径中，一个士兵需要三个民夫来供应，一旦超过了这个距离，每增加一千米，成本都会翻倍。而且，古代要往战场上运送一份粮食通常需要准备十份，因为，运送粮食的民夫和驴马骡才是消耗主体。如果粮食不能顺利运往战场或者被运送的人马消耗完，那么前方的军队会不战自溃，许多战争的结束都是以对方后勤出现问题而结束。袁绍是怎么败的，就是因为粮草被曹军烧了。前燕创业时面对后赵的军事压力，也是通过烧掉了对方的后勤物资破局的。
所以，所谓的战争就是钱粮的比拼，谁的后勤更充实、运输效率更高，谁的获胜概率就更大。
因此，后勤就成为了战争的重要环节。一般情况下，七万军队需要三十万民夫为其做后勤服务，那么朝廷就得承担三十七万人的开支，这就造成，任何一场战争，后勤人员才是所谓的主力。
看看史书中的记载：元狩四年春，汉武帝发动了漠北之战，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各领兵五万，至于为其提供后勤的人员则达到了数十万；汉武帝派李广利第二次远征大宛时，六万军士带了十万头牛，马三万匹，驴、骆驼更是数以万计；苻坚南征东晋时，作战部队是二十七万骑兵，承担后勤任务的步兵部队有六十万之多...
对于战争，人们往往关注的只是胜败的结果，很少关注其惊人消耗：卫青和霍去病班师时，出塞的十四万匹马只回来了三万匹；李广利在西征回来时只剩下万余人，马千匹；苻坚因为失败，直接领了身死国亡的终极剧本...
历史上的许多战争都需要动用整个王朝机器才能支撑，所以，一个王朝很难承担兵败的结果，宋神宗年间，宋军和西夏交战，一万宋军阵亡，宋神宗直接崩溃，整日嚎哭。胜败乃兵家常事，他不是无法承受兵败的结果，而是，一场败仗消耗了大宋多年的积累，他真正关心的点是钱。
而且，即使是打了胜仗，朝廷如果没有从敌国获取巨额财富，那么也是会伤筋动骨的。就像大秦，十年的灭国大战秦国并没有从关东六国得到多少财富，反而对关中的积累造成了巨大消耗，为了向秦军将士兑现军功爵制度的分红，始皇就不得不继续向岭南用兵。结果是，大秦最终被战争所拖垮，二世而亡。后来的元朝也是因为忽必烈后期的远征败多胜少，没有通过战争获取财富而发生了通货膨胀，此后，元朝常态化陷入财政危机。
除了后勤、人员和牛马消耗，其它层面的开支也是个天文数字，这其中包括打造铠甲、攻城器械的花费，战后的封赏以及阵亡将士的抚恤等。我们可以做一个比喻，古代培养一个专业骑兵就像现在培养一个优秀的飞行员，都是需要强大财力作为支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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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不管是战争中的战斗部队还是后勤部队，这些人都是脱产的，所以，就需要更多人来供养，以三十七万部队为基数，按照十税一的标准，其供养大概得需要一百二十万人左右。
如此惊人消耗，一个皇帝在位期间能打上一两场大规模的战争就已经是国力的上限，为什么说古人都一再强调要慎重对待战争，原因就在这里，朝廷很难承受其开销。
但是呢，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却打了四十三年的仗，其在西部的开拓就推进了三千千米以上，是沈括三个民夫供应一个士兵的六百四十千米活动半径数据的五倍。
对于此，大多数人的认知是，汉武用文景之治的强大积累来支撑长期的开拓战争。但事实是，文景的积累可能能支撑汉武打一两场仗却不可能支撑其长期用兵，汉朝正常的赋税制度更不可能支撑汉武的开拓雄心。
事实是，汉武之所以能辟地千里根本原因是：西汉开国的功臣派及其子孙已经凋零，不再垄断优质资源；诸侯王也在长期的削藩政策下没有实力叫板朝廷。
汉武在实现集权的同时可以从容地将诸侯王手中的财富转移到朝廷手中，典型就是白鹿皮币。
当然，这些还远远不够，汉武还果断向地方的豪强势力亮剑，通过盐铁专营、算缗、告缗、统一货币等手段从豪强手里夺取财权。因为，朝廷手里只有单纯的农业收入，而盐铁、矿物等商业层面的收入却被豪强垄断，所以，武帝就必须从他们手里收回财权。
这就是汉武能长期维持其开拓战略的核心原因。
还记得桑弘羊之问吗，在昭帝时代大将军霍光组织的盐铁会议上，桑弘羊质问儒生群体：“如果不实行盐铁专营朝廷如何应对战争，如何赈灾，地方豪强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威胁朝廷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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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收回地方的财权不仅是开拓的需要，更是集权、维稳的需要。
不得不承认，汉武确实雄悍，但其也是幸运的，因为，此时的军功派已经凋零、诸侯王也已经不成气候，汉武可以轻松落地其财政战略，可以想象，如果将其放在文景的历史区间，相信他也只会空有一腔壮志雄心。
如果仅从国库积累这个层面来看，隋炀帝也是幸运的，因为，隋文帝的开皇之治给大隋做了相当深厚的经济积累，而炀帝也和汉武一样，有远大的开拓理想。
事实是，炀帝在位期间不仅大型的工程建设没有停过，常年在巡游的路上，战争也是常态化，最典型的就是三征高句丽的战争。
大业七年（611）二月十九日，炀帝在结束二巡江都的工作后正式踏上了征辽的征程，此次东征，炀帝几乎调动了整个帝国的资源：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三万人；敕河南、淮南、江南造车五万乘送往高阳；发河南、北民夫以供军需；发江淮以南民夫将黎阳和洛口等仓储的粮食运往涿郡...
此次，隋军一共出动了1133800人，史书中的原话是：扫地为兵。按照文章开头民夫供养士兵的数据，此次隋军所需要的后勤支撑肯定就是个天文数字。史家对此的形容是：
天下骚动。
实事求是地说，炀帝征辽的战略没有错，因为，这是统一的必选项，是隋唐两代帝王的历史任务，作为决心超越秦皇汉武的炀帝来说，征辽是必然的动作。
但由于战略、战术的失误，隋军的第一次东征最终以惨败收尾。隋军付出的代价有多大，史书记载：当初渡过辽河的隋九路军共355000人，但是回到辽河以西的却只有2700人，损失的军资器械更是不计其数。
此次失败已经让大隋伤筋动骨。
如此情况下，炀帝就应该及时收手，休养生息，在做足充分的积累之后再谋大举，就像文帝当年一样，失败之后及时收手。
但炀帝却像一个亡命徒一样，连续三次东征，最终引发了整个天下的起义烈火。农民起义导致大隋四分五裂，完了又被贵族抓住机会、利用，最终灭亡了大隋。
和当年前秦的苻坚一样，炀帝也是因为对战争的执念从而失去了江山，都落了一个身死的结局。可见，战争对内的破坏力也是相当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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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炀帝之败，大多数人的认知是，举国三次东征耗光了国本，这话没错，炀帝耗的是朝廷的积累和百姓的力量，但是呢，贵族的力量却并没有因此削弱，事实是，在大业后期，以李渊为代表的贵族都纷纷起兵对抗大隋，李渊能够起兵并成功的核心原因就是，其有强大的物质基础作为支撑。
因为，当时的关陇集团是帝国的主体，他们不仅垄断了权力、军队，更是具备经济优势。早在宇文泰时期，关陇贵族就是庄园经济，到了大隋，他们的经济实力只会更强，而且，他们还拥有自己的部曲、私兵，当时，李渊起兵其在关中的内应更多就是家族部曲。
炀帝不能够将关陇贵族手中的资源收归朝廷就只能消耗国库，从民间夺取物力、人力，结果就导致了农民起义。当朝廷的力量不断减弱，麻烦不断时，贵族也就及时出手攫取了炀帝手中的权力。
想想，如果关陇贵族的资源被炀帝掌控，三征辽东也不至于会导致彻底的失控。
唐朝建立后，资源还是掌控在贵族手中，唐太宗东征也曾引起了天下骚动，差点就重蹈炀帝的覆辙。
所以，炀帝之败确实是因为三征辽东，但如果其能将关陇贵族手中的资源转移到朝廷手中也不至于败得那么快，那么狼狈。
只是，他当时还完全没有能力动贵族手中的蛋糕，最终只能深陷战争的泥潭中，被湮没。
炀帝之败，本质上是因为，皇权还不能做到对贵族集团的全面压制。
后来的崇祯其实也是复制了炀帝的失败，大明的资源都掌控在地方士绅手里，而他为了应付辽东战事就只能加派，辽饷、练饷...不断加重百姓的负担，最终被闯王给灭掉。
历史呀，虽然剧情有差别，但背后的深层逻辑是不变的。
只能说，汉武不管是能力还是运气层面都比炀帝和崇祯要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