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钟兆云

本文作者采访广东省原省长梁灵光后合影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由此开创了一个新时代。1979年4月，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向邓小平提出：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我们省委讨论过，这次来开会，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邓小平支持习仲勋和广东省委的设想：你们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当时就是特区嘛。他还以敏锐眼光和巨大气魄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创造经验。

在邓小平的倡议下，中共中央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将广东、福建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省份，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试办经济特区”。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文件，即“中发（1979）50号文件”，由此拉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序幕。

担负改革开放“先行队”、摸索经验这个特殊角色的闽粤两省，当时经济基础都非常薄弱。拿广东来说，1979年前，全省工农业总产值连续14年低于全国平均数。作为华南最大城市的广州，情况也令人吃惊：电力紧张，工厂一般每周开四停三；电话不灵，“广州有一怪，骑自行车比打电话快”；物资匮乏，市场紧张，柴米油盐都得凭票证，每人月发0.5元的鱼票，还往往不能全部兑现；另外，交通不便，文化教育水平也不高……

福建就更落后了。因为长期被作为前线，建国30年来，全国除西藏外，福建是唯一没有中央直属项目的省份，各项经济指标一直居于下游。

虽然存在着重重困难，但邓小平却透过现象看到了两省巨大的潜力和优势：广东毗邻港澳，争取它们的支援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福建与台湾一水之隔，今后打好“台球”前途不可限量；两省均是全国最重要的侨乡，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侨将是一支难以估量的建设力量；两省只要用好中央给予的“尚方宝剑”，就有望在经济建设中杀出一条血路来。

邓小平密切关注着广东、福建的改革开放进程，对这两个改革开放最前沿省份的重要人事安排亲自过问。

1980年10月，中央决定调习仲勋、杨尚昆回中央工作，由任仲夷和梁灵光接替他俩的职务。任仲夷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梁灵光任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

这两个人，邓小平都不陌生。任仲夷原是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在东北工作了30多年，思想解放，经验丰富。梁灵光是闽籍归国华侨，先后担任过福建省常务副省长、国家轻工业部部长等职，熟悉经济工作。

任仲夷、梁灵光受命南下前，邓小平和叶剑英等几位中央领导人先后接见了他们，作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谈话。总的要点是叮嘱他们迅速行动起来，闯出一条新路，放手把广东的经济搞上去。

邓小平特别要求他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发挥广东的优势，把特区搞好。他说：“我们搞特区，搞改革开放，国内、国际上都没有这个经验，你们过去一定要摸着石头过河，稳步前进。你们要有这个决心，有这个胆量，充分发挥有利条件，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邓小平还强调指出：“特区不仅是深圳、珠海那几块地方，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任仲夷、梁灵光听出了邓小平的意思：在广东，不光是要搞好3个特区，而是要把整个广东省变成经济特区。他们表示：决不辜负中央和小平同志的厚望，一定用活用好中央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与广大党员干部一道，唱好广东经济建设这出大戏。

广东在习仲勋、杨尚昆主持工作期间，已在拨乱反正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中央赋予其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后，他们更是闻声而动。邓小平相信，有这个基础，任仲夷、梁灵光这两员大将是可以打开局面的。他忧虑的是福建的现状。

三中全会已开过两年了，可“左”的势力在福建却依然根深蒂固。受其影响，福建的各项工作徘徊不前，对特区建设也还持观望态度，与中央的设想差距甚大，更遑论什么“先行一步”了。福建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存在不满情绪，一些闽籍爱国华侨还给中央写信，呼吁派出得力人员坐镇八闽。

邓小平在1979年的一次讲话中，把是否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定为选拔干部的主要标准，指出：“选干部，标准有好多条，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绝不能动摇。福建的工作没有打开局面，领导干部的不得力首当其冲。“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福建的领导班子建设问题摆在了邓小平面前。

邓小平在思考之时，胡耀邦向他郑重推荐了福建的“火车头”人选：项南。项南是胡耀邦任职团中央第一书记时的得力助手，在1957年反“右”运动和“文革”中历经磨难，“文革”后期才恢复工作。

邓小平与项南鲜有接触，但隐约知道他的一些经历，尤其对他在农机部任职期间所显示的才能有所了解。在中美建交之前，项南即于1976年率团去美国考察农机工作，继而又去欧洲和澳大利亚考察其先进的农牧业技术与管理经验，回国后如实向中央写出了考察报告。这在中国打开国门的前夕与改革开放初期，显然发挥了扩大视野、更新观念的作用。种种事迹表明，项南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坚定执行者，是个思想解放的开拓型领导者，完全符合邓小平选用干部的“主要标准”。

另外，正如胡耀邦考虑的那样，项南虽然生在福建，但因受投身革命的父亲影响，11岁就离开了家乡连城，解放后基本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与福建干部群众没有纠缠不清的瓜葛。这就有利于他站在公正的立场，实事求是地看待问题、解决问题，落实干部政策，早日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全力投入经济建设。

邓小平最终选中了项南。广东新班子任命一个多月后，中共中央又作出另一项人事任命：由项南担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务书记，主持福建大政。

邓小平为深圳特区题词

经济建设是20世纪80年代的核心任务，邓小平为此不止一次地向全党发出号召：“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件事情一定要死死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误。”“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过去20多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

只有经过严冬才会倍觉春天的温暖。闽粤两省这几位“封疆大吏”在“反右”或“文革”运动中都有过多舛的命运，他们更能理解邓小平的殷切之情和良苦用心，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心血和智慧融入到邓小平制定的蓝图之中。

任仲夷和梁灵光赴广东上任不久，即同赴深圳特区考察。特区起步之初面临的困难之大让两人颇为吃惊，而最使他们揪心的还在于特区的领导班子不够协调、团结。他们一致认为，靠这个班子打不开局面，更不用说领导大家“杀出一条血路来”。一定要马上调整。他们从众多人选中选中了梁湘。梁湘是个实干家，不仅具有开拓精神，还熟悉经济工作，去深圳最为合适。梁灵光还站在大局角度考虑，无条件地把广州一批骨干调去支持梁湘。梁湘果然不负众望，大刀阔斧搞创业，对深圳特区前期的开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82年底，中共中央决定：调梁灵光出任广东省省长，兼管经济特区工作。此时，广东3个特区从筹备到国务院正式批准试办已有3年多时间。总的来说，深圳进展较快，珠海其次，汕头还处于筹建阶段。为了及时掌握并解决特区的重大事情，提高工作效率，1983年6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决定：广东省试办经济特区的工作由梁灵光和吴南生等人主管，组成特区领导小组，在省政府下设特区办公室，集中处理解决特区的重大问题。于是，梁灵光除了主持省政府的全面工作外，还得经常跑3个特区。他曾说，对广东的工作，尤其是特区工作，不敢有丝毫的倦怠，总想着小平同志的嘱咐：“杀出一条血路来！”

在广东的3个特区中，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特区创办时间最早，也最引人注目。

深圳特区初创之际，世界各地大约已有不下400个功能相似的各类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所不同的是，世界上已有的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大都面积狭，规模小，功能单纯，而深圳特区一下就划了327.5平方公里，堪称举世无双的大手笔。深圳特区除了面积最大外，还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肩负着重大使命的深圳，在几个特区中，建设场面自然是红红火火、沸沸扬扬。一座新兴的现代化城市正日新月异地展现在人们眼前。

深圳特区已取得可喜成绩，特区拓荒牛们创造的“深圳速度”，连同蛇口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等口号，传遍了全国。但梁灵光和任仲夷认为，不能满足于这些，还要深化改革、开放，要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树立一个样板。

在珠海，梁灵光看到珠海特区管委会力量过小，工作抓不起来，便同意由珠海市政府直接负责特区建设，并对珠海在机构和发展方针上进行了调整，使珠海特区在短时间内也有了较大起色。

汕头特区起步较慢，上马后又受各种条件的制约，工作难以展开，现状十分尴尬。梁灵光心急如焚，多次亲临协调、指导。1984年元旦前后，他又专程前去考察。汕头市委在汇报中提出，想开辟广州至汕头的航线，飞波音737飞机。考虑到汕头离广州和香港都较远，陆上公路和海路交通耗时较长，极不方便，直接影响外商投资，梁灵光当场答应尽力帮助解决。他很快同部队取得联系，询问可否将汕头军用机场改造成军民两用机场，但遭到拒绝。梁灵光不死心，到北京时又专门找到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汇报这个问题。杨尚昆赞成这一提议，专门召开军委会议，反复讨论了几次才定下来，从而解决了汕头交通不便的大问题。后来，汕头还开辟了直通香港、泰国的航线。特区安上翅膀后，马上进入了起飞的跑道。

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对兴办经济特区，更是众说纷纭。就拿福建的厦门特区来说吧，虽然仅2.5平方公里，但创办初期互相扯皮，以致于1979年立的项，耽搁了两年多时间还没起步。为了打消福建广大干部的疑虑，上任伊始的项南即在福建省直机关干部会议上专门作了题为《厦门特区非搞不可》的讲话，呼吁全省上下支持厦门特区的工作。该如何在一张白纸上绘出特区蓝图？项南给特区领导者和建设者们上课：“搞特区，基础设施建设是第一位的，怎么做也不会过分，没有危险，搞晚了倒是会耽误工作。”厦门特区创建之初，基础设施建设体现了项南的这一设想，以后的事实证明此举极有远见。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两省主要领导人都提出了许多意见和点子，尤其是项南，在6月11日下午的会上所提几条更是语惊四座：

——特殊政策特到什么程度。在目前条件下，福建对华侨和外国资本的吸引力不如广东，更不如香港、澳门。因此，福建应采取比广东、港澳更加优惠、更具有吸引力的政策。具体说，有“三个要干”：外商和我们双方都有利的，我们要干；外商有利，我方无利也无害的，我们要干；外商有利，我方吃点小亏，但能解决我们的就业等问题的，我们也要干。请国务院在原则上予以认可。

——要扩大地方自主权。……只要中央给了权，两省可以通过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搞到钱，解决资金短缺这个长期困扰我们的大问题。

出于对项南的高度信任和倚重，时过不久，项南被任命为福建省委第一书记。

在项南的多方奔走下，1981年10月15日，厦门经济特区湖里工业区正式动工兴建。在为特区命名时，湖里加工区的正式定名是“厦门经济特区湖里加工区”，而没有使用“厦门湖里经济特区”。虽是几字之差，意味却十分深长：在项南和特区创办者的心中，已不把特区理解为湖里的2.5平方公里，而是着眼于厦门全岛，着眼于整个厦门特区的扩大和发展。

以厦门特区建设为龙头的福建改革开放事业全面起步。在项南的带领下，全省上下积极行动，独辟蹊径大搞基础设施建设，筑巢引凤，其中的曲折和艰辛一言难尽，每个故事背后所包含的共产党人辉煌的创造力也并非三言两语所能详尽。就拿1981年6月正式开始生产的福建日立电视机有限公司（简称福日公司）来说吧，这是在中国落户的第一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虽然国家订立了中外合资法，但法规是一回事，实际做起来又是一回事。由于“左”的思想迷雾重重，从中央到地方对此都有不同意见。一位副总理竟把福日公司定性为“殖民地性质的厂子”。随着这顶帽子泰山般压下，一场围绕福日公司的争论引起了举国关注。

在“卖国主义”的巨大压力和重重困难面前，项南想到了邓小平的重托。这成为他排除千难万阻的精神动力。他毫不犹豫地对福日公司给予了最有力的支持，并以超然魄力表态：不答复，不辩论，只要下工夫把福日公司办好！

不只是福日公司，几乎每一个大的引进项目都遇到过这类问题。面对纷至沓来的各种议论，关键时刻项南都挺身而出，既旗帜鲜明地支持，又给那些裹足不前、袖手旁观、对改革者冷嘲热讽甚至大打棍子乱放暗箭的“评论家”们以无情的抨击。他还勇于面对各种非议，力主引进外资，倡议省里利用美国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的贷款，建成全省第一支远洋船队；并率先引进、开通了当时全国最为先进的万门程控电话。

随着闽粤两省的大门向世界敞开，一些腐朽没落的东西不可避免地趁机混入。一些地方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经济犯罪活动，如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等。两省虽然狠抓了走私贩私斗争，严厉打击了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但由于有人用“有色眼镜”和“放大镜”看问题，两省处于“香一年，臭一年，香香臭臭又一年”的状况之中。

以深圳为代表的特区随着声名大噪，愈发成了焦点。1982年四五月间，在北京举行的关于深圳特区建设的会议上，就出现了“不能讲特区经济是以市场调节为主”、“特区建设应该纳入计划”的主张，反映出计划经济体制对新兴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束缚。

由于对特区的认识很不统一，全国上下，党内党外，有人支持，有人怀疑，还有人反对。有人到深圳、珠海等地走马观花一番后，得出的结论是：“广东已改变了颜色，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西北内陆的一位副省长，在参观途中痛哭一场，说想不到自己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革命，世道却全变了，又回到了以前的国民党时代！还有人觉得特区变成了新的“租界”。香港的报纸也大发横议，通过一系列失实报道，得出的结论是：特区“失败了”。在1983年秋天大张旗鼓开始的清除“精神污染”的政治批判中，一些人更是无限夸大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不仅不理解经济特区，甚至责难经济特区姓“资”不姓“社”。

中央对特区几年来的发展是肯定还是否定？特区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对还是错？一个个硕大的问号盘桓在特区上空。这些都是关系到特区能不能办下去、闽粤两省和全国的改革开放能否继续深入下去的问题。

此时，处在风口浪尖上的闽粤两省和4个经济特区的领导人倍感压力。他们盼望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关键时刻给特区这“是非之地”，给特区这个改革开放的“试验场”一个说法，对两省的改革开放作一个公正的裁判，为特区建设乃至改革开放前途和命运排忧解难、指点迷津。

自特区创建之日起，邓小平就一直关注着这棵改革开放幼苗的成长和发展。从1979年创办，如今一晃四五年过去了，特区究竟是什么样子？成功不成功？对特区的种种指责、怀疑对不对？在这节骨眼上，他作出了视察特区、眼见为实的决定。

视察深圳时，邓小平登上20层高的国际商业大厦，眺望建设中的罗湖新城区

1984年1月24日，北国还是瑞雪纷飞，天寒地冻，而南国广东却花红柳绿，春意盎然。上午10时05分，一趟从北京开出的专列缓缓驶入广州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杨尚昆陪同下来到了广州。任仲夷和中顾委委员刘田夫乘坐专列一同南下。身着军衣、脚蹬黑色皮鞋的邓小平和前来接站的梁灵光等人一一握手。他满怀深情地说：“办特区是我的主张，中央定的，至于办得行不行，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

短暂的广州会见结束后，梁灵光等陪同邓小平一行视察特区。在火车上听了梁灵光的介绍后，邓小平言简意赅地说：“情况到底怎样，行还是不行，我看后再说，现在不评论。”

中午12点一刻，专列抵达深圳。下午3时半，邓小平在他下榻的深圳迎宾馆稍事休息后，便在6号楼二楼会议室里和王震、杨尚昆一起听取深圳市领导班子成员和一些部门负责人汇报特区建设和发展情况。40分钟的汇报结束后，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梁湘请邓小平作指示。邓小平神态自若地靠着沙发，意味深长地说：“深圳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你们谈的这些我都装在脑壳里，暂不发表意见。”这时，杨尚昆插话说：“小平同志很关心特区，这次主要是来广东休息，有关问题我们回京后吹个风，让国务院有关部门研究解决。”邓小平灭掉手里的烟头，望望大家，一挥手：“走，到外面看看去。”

邓小平一行乘坐一辆中型旅行车参观深圳市容。纵横交错的宽阔马路上，车如梭人如织，被脚手架和安全网裹罩着的建设工地热火朝天，让人目不暇接。望着窗外的景象，邓小平脸上露出眯眯笑容。路上，他不停地询问：这是什么工地？那座高楼是准备用来干什么的？

4时40分，大家驱车来到当时全国高楼最集中的地方——罗湖新城区。60多幢18层以上的高楼大部分正在建设中，运输建筑材料的载重汽车穿梭其间，升降机在脚手架间不停地上上下下，一片热闹而繁忙的景象。对刚刚建成开业不久的当时楼层最高的国际商业大厦，邓小平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登上大厦天台，他沿着四周缓缓走了一圈，从东西南北不同方向俯瞰市容，尽情饱览特区建设风貌。

天近黄昏，寒风袭人，随行人员要为邓小平披上大衣，但被他谢绝了。80高龄的邓小平站在天台上，详细地听取和询问罗湖新城区的规模、设计、施工等情况。得知昔日荒凉萧条衰败的罗湖区计划兴建100多幢高楼，是目前全国高楼群最集中之地，而那里的建设者们曾创下三天一层楼的速度时，邓小平似乎怔住了，半晌才说：“三天一层的速度，这是过去从来没有听过的。”

这群特殊的参观团一出现在罗湖新城区，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有人很快就认出了邓小平。邓小平来视察的消息马上传开了。一拨拨人群闻讯立即向国际商业大厦涌来，争睹伟人风采。当邓小平一行从天台下来时，大厦门前已是人山人海，欢呼声和掌声经久不息。红光满面的邓小平不停地向人群挥手致意。

1月25日上午10时30分，梁灵光陪同邓小平一行来到深圳河畔当时富甲全省农村的渔民村，并在村支书吴柏森家作客。吴家是别墅式住宅，楼上楼下两个客厅都有大彩电和其他家电，卧室里的家具被褥全是新的，10多平方米的厨房里，冰箱、洗衣机、电饭煲、热水器、煤气炉等一应俱全。参观完吴家的里里外外，邓小平问吴柏森：“你现在什么都有了吧？”吴柏森回答说：“都有了。我们穷苦的渔村能有今天，真是过去做梦都没想到的。这全靠邓伯伯，是托邓伯伯的福！”

邓小平立即纠正说：“话可不能这样说。这是托党中央的福，是党中央制定了好政策。”说罢，邓小平亲切地拉着吴柏森的手，在客厅并排而坐，让记者们拍照留念。

与吴柏森家毗连的还有32幢楼房，也一律是180平方米、二层楼高、六室二厅，构成一个环境优美的小洋楼住宅区。吴柏森领着邓小平走出客厅参观村貌，告诉他，这是渔村人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依靠集体力量于1981年统一兴建的。

听着汇报，看着眼前这喜人的变化，邓小平又眯眯地笑了，说：“如果全国通过改革开放，人均收入都能像你们这样达到2800块钱，那就了不起了。”

1月25日这天，邓小平一行还参观了深圳的电子工业。在深圳首家从事电脑引进开发、推广服务的中航电脑公司，邓小平参观了车间设备，详细听取了电脑技术和软件开发的情况介绍，观看了人和电脑下象棋的表演。邓小平说：有一位美籍华人学者告诉我，美国搞电脑软件编制的都是一批娃娃、学生，他还建议我们要积极培训青少年哩！邓小平望着大家，充满信心地指出：学电脑只要从中学生、从娃娃抓起，今后我们自己搞软件是完全有条件的。

邓小平的到来，给南粤沃土增添了几分浓郁的春色，也带来了几分神秘。早早期盼着他光临的深圳人，无不怀着莫名的兴奋和忐忑不安的心情在期待着什么。他们满以为邓小平会有一番指示，但是，邓小平每到一地，除了看，就是听。陪了几天，见邓小平一直很少说话，没有对深圳、对特区做任何“裁决”，特区领导人的心里不免七上八下。

蛇口是邓小平视察深圳的最后一站。1月26日上午8时30分，邓小平一行乘车离开迎宾馆朝蛇口方向驶去。车行蛇口，梁灵光和梁湘简略地向邓小平介绍了蛇口的情况：1979年，蛇口还是一片荒滩，路面坑坑洼洼，连厕所和洗脸水都没有，如今道路四通八达，厂房林立，一个现代化工业区已初具规模。然而，建设这样一个工业区，却没有花国家一分钱，可见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在蛇口确实发挥了巨大威力。邓小平认真听着，也没有发表意见。

上午9时30分，邓小平在濒临深圳海滨的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办公大楼会议室，听取工业区董事长袁庚的汇报。在汇报中，袁庚见邓小平只听不说，担心邓小平年事已高，听汇报时间不宜过长，便说：“再谈5分钟结束汇报。”邓小平说：“没关系。你再讲20多分钟。”

会议室居高临下，背山面海，视野开阔。结束这场汇报会后，邓小平信步走到窗前，指着窗外一派繁忙的蛇口港码头，问：“码头是什么时候建成的？能停多少吨位的船？”袁庚一一做了回答。邓小平称赞道：“你们搞了个港口，很好嘛。”

梁灵光和大家听了都有点吃惊。两天来，还是头一回听邓小平这么肯定的赞扬和评价。

10时30分，邓小平一行应袁庚邀请到“海上世界”作客。说是“世界”，其实只是一艘法国前总统戴高乐曾乘坐过的退役的万吨大客轮，从法国购进后改装成了海上游乐中心，拟于春节期间开业。邓小平步履稳健地登上九层高的明华轮，在顶层甲板上一会儿望望热火朝天的蛇口工业区，一会儿远眺碧波荡漾的深圳湾景色，一会儿又移眸伶仃洋海面上的艘艘豪华快艇，脸上不时浮现出舒心的微笑。午餐席间，邓小平连饮三杯茅台酒，并应明华轮主人之请，挥毫题写了“海上世界”4个苍劲大字。

下午2时45分，邓小平一行结束了对深圳的视察，由梁灵光陪同，在深圳人热烈的掌声和深情的注目中，分乘海军679号和674号炮艇，朝珠海唐家湾军港驶去。

邓小平一行到珠海后，按计划前往中山温泉宾馆休息。此后三天，邓小平每天上午散步，下午打打桥牌。期间，梁灵光几次想向他汇报工作，邓小平都摇摇头，说：“不要紧，我先到珠海看看，你不要急着讲。”看到邓小平神态自若，“胜似闲庭信步”，梁灵光不免寻思：老人家心中怎样评价特区杀出的这条“血路”呢？

28日上午9时，邓小平到宾馆后面的罗姑山散步，一直登上山顶。下山时，警卫人员建议按原路返回，他却说：“我不走回头路。”坚持选了另一条没有石级、比较崎岖的路下山。梁灵光从这一语双关的话里，品出了一些味道。也就在这天，邓小平在宾馆又一次会见了最早来内地投资的香港知名人士霍英东。中山温泉宾馆正是霍英东投资兴建的。在听了霍英东对特区的评价后，邓小平欣慰地说：“特区是我提倡搞的，看来这路走对了。”

29日上午，在珠海市委几位负责人的陪同下，邓小平一行先后参观了拱北工业区的建设、通向澳门的口岸建设，巡视了珠海度假村、九洲港口、直升机场以及南山工业区。一路上，他看得很仔细，不时还了解有关情况。

狮山电子厂是珠海自行设计的生产收录机、音响等产品的企业。邓小平沿着整条作业线边走边看，还兴致勃勃地观看了电子厂的产品展出橱柜，仔细地听取了介绍。青年厂长李振引起了邓小平的兴趣，特地问他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李振回答：“我是自己学习的。”邓小平和蔼地笑了：“噢，是自学成才的啊。好！”珠海市委书记吴健民一旁插话说：“我们大胆使用这批年轻的干部。”邓小平点点头，又问李振多大年纪。得知李振只有28岁时，邓小平连声说：“好！好！年轻人管理工厂，年轻人办事好。”

结束对电子厂的视察后，邓小平一行在梁灵光及珠海市领导的陪同下，来到珠海宾馆休息并用午餐。澳门知名人士马万祺专程赶来作陪。午饭后，珠海宾馆负责人想在餐厅中间摆张桌子，请邓小平题词。但市领导告诉他，小平同志在深圳也没有题，现在也不一定会题，还是把桌子摆边上一点。话刚说完，邓小平已进来了。在得知接待方的意图后，他来到这张早已准备好笔墨纸砚的写字台前，伏案挥毫，写下了“珠海经济特区好”7个苍劲有力的大字。

梁灵光看在眼里，顿感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邓小平的题词给了他一颗“定心丸”。在深圳时，深圳市领导专门准备了一卷上好宣纸，放在邓小平下榻的桂园别墅办公台上，希望老人能写下点什么。可直到离开，这张纸上仍是一片空白。不独深圳人有所不安，就连他这个省长也莫能释然。虽然他从邓小平考察深圳时的神态、语气中，感觉到老人对深圳的好感，但毕竟只是表层的东西，没有留下评价性的文字，至少是个缺憾。

如今终于在珠海见到了邓小平的墨宝，令他十分兴奋。他知道，这绝不仅仅是邓小平对珠海经济特区的一次检查评价，而是在考察两个特区后对中国创办经济特区决策的一次总体首肯。这个题词，不仅是给他，给珠海，而且给深圳、汕头乃至广东都是一颗定心丸。这证明特区建设是正确的啊！

珠海市领导以及所有在场的人都和梁灵光一样，深受鼓舞，报以热烈的掌声。这7个字是何等宝贵，何止是一字千金！

午休片刻后，邓小平又上路了。车经顺德，他在清晖园专门听取了顺德县委书记欧广源的汇报。

1月29日傍晚，邓小平一行来到广州，下榻珠岛宾馆。1月31日上午参观了国内第一流的五星级白天鹅宾馆。白天鹅宾馆不但开创了中国酒店业引进外资的先河，而且成为广州开放的“样板工程”。在28层楼远眺浩荡的珠江时，邓小平情不自禁地连连称赞搞得好，在全国起了带头和示范作用。在看了总统房后，他还问宾馆负责人：“这个多少钱？合美元是多少？”得知折合3000美元后，邓小平说：“美国宾馆的总统房比这里差得远了。”陪同参观的梁灵光和宾馆投资方霍英东闻言大受鼓舞。

邓小平对引进外资发展酒店业这一新生事物给予了充分肯定。在得悉中港合作的另一家五星级酒店——花园酒店即将在广州竣工开业后，邓小平欣然命笔，为酒店题写了店名。梁灵光认为，邓小平之所以为花园酒店题字，绝非兴之所至，而是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对广州的大胆引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陪同邓小平从广州到深圳、珠海，再返回广州，梁灵光的神经并没有稍加松弛。作为广州市的领导人，他也期盼能听到邓小平对广州工作的评价。一路陪同邓小平考察，给他留下了至为深刻的印象：老人仔细看，认真听，不仅观看城市建设，还深入最基层的渔村、企业、车间调查，亲自了解、掌握第一手材料，在尚未结束考察前，不下结论，不讲大话空话套话，更无长篇大论，这种严谨的作风值得自己和党政机关所有领导干部学习。

在广州，梁灵光接到了深圳的求助电话：恳请邓小平也为深圳题个词，打个分。原来，“珠海经济特区好”经报纸、电台披露后，引起人们一些猜疑：邓小平在深圳没有题词，是不是对深圳有看法？深圳做得不好？梁灵光理解深圳市领导的心情。请邓小平给深圳打分，不仅是这几年风声雨声不断的深圳特区所渴望的，也是广东人民的需要啊！他凭着自己的理解，叮嘱他们气不能泄。接着，他和有关方面也将深圳人的请求向邓小平作了汇报。

深圳人得知邓小平将在广州过春节，市委、市政府专门派接待办主任张荣赶到省城，请求邓小平给深圳题词。在得知深圳人的来意后，邓小平夫人卓琳和女儿邓楠答应做工作。

2月1日，是大年三十。上午，邓小平散步回来，蘸墨题词，一挥而就：“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邓小平。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六日。”

邓小平题词这天本是2月1日，为什么要将日期写成1月26日呢？深圳人从邓小平抵达深圳那天所言“我暂不发表意见”联想开来：显然，题词的内容是他老人家在深圳经过两天全面而深入的调研考察后经深思熟虑得出的结论；1月26日恰是他离开深圳前往珠海的日子，把题词的落款日期定在这天，这恰恰表明老人家还在深圳时就已经有了这个评价。

第二天，是甲子年大年初一。邓小平为深圳特区的题词，一大早就通过报纸和电台与世人见了面。后经香港电视台转播，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个春节，有了邓小平这份厚重无比的礼物，不仅特区人民过得愉快，广东人民也过得踏实。整个南粤大地充满了欢庆的喜悦。

本文为《党史博览》原创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等。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