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尊卑秩序的礼治

中华文明发展到西周时期，已经是一个高级的礼乐文明了。礼乐文明的核心是“礼”，社会用“礼”和“乐”确定其各个阶层的尊卑秩序，人民在这个尊卑秩序中各守其份，安居乐业。

也就是《礼记》里所说的：“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这里说的就是别尊卑，定规矩，讲秩序，明是非。对于王朝内外发生的各种矛盾、纷争和“怨”，倾向于用“礼”解决，所以，西周社会是中华文明最初的礼治社会。

西周末年，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宠爱妃，废太子，而太子母家联合外族犬戎攻破镐京，杀死周幽王，周王室首先破坏了自己制定的尊卑秩序的大礼。外族犬戎霸占了镐京和关中地区，继位的太子只好东迁洛邑，东周王室来路不正，地盘和实力缩小，其向心力和对诸侯的控制力减弱了，各诸侯国逐渐做大，不尊周室，互相攻伐。周王室制定的"礼乐"，就不断受到挑战，不断被破坏。到了孔子所在的春秋时期，基本就“乐崩礼坏”了。各个诸侯国之间发生矛盾冲突时，大都兵戈相向。战国时期，七国不断合纵连横，相互之间的战争争伐规模更大，更残酷。

2 . “以怨报怨”的法治

笔者在写《中华文明的起源》春秋战国部分时，发现南怀瑾老师评价春秋战国的历史是以怨报怨、冤冤相报的历史。各国的强兵雪耻无一不是对前因的报复，睚眦必报，兵戎相见，恶性循环，使得中华礼乐文明崩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

南怀瑾老师是佛人高师，以佛家大慈悲心站在高处解读历史，历史上的战争都是“怨”，都是在“以怨报怨”。

当然，在我们世俗的历史中，战国后期，秦国用战争的方式灭六国，统一中国，是以战争战胜了战争，以“怨”的方式结束了“怨”，促成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促进了中华文明发展，是有大功的。

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中国依靠的是法家的法治，用严刑峻法把秦国人民绑在灭六国的战车上，也用严刑峻法统治被占领的六国人民。

从“怨”和矛盾的角度说，秦帝国是在以己之“怨”报六国之“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灭六国后，本应该想方设法化解那些存在于六国人民心中的“怨”，化解帝国上上下下的矛盾。可是，帝国的统治者却没有这样做，而是继续用法家的严刑峻法抑制“怨”，这个“怨”也就没有被化掉，依然存在着，遇有时机，就会以激烈的形式爆发出来。

比如：作为韩国贵族后裔的张良为报复秦灭韩，在秦始皇东巡途中，刺杀秦始皇；陈胜吴广刘邦都是不堪忍受秦的峻法苛刑，在去服劳役的途中起义反秦；项梁项羽起事时，楚国人发出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仇恨“怨”声。所以，仅仅二十几年后，被秦强行抑制的“怨”就再度爆发，帝国也就被“天下苦秦久也”的人们以“以怨报怨”的方式推翻了。

以南怀瑾老师的观点读历史，秦灭亡后，刘邦与项羽争天下的战争，是“以怨报怨”；刘邦当上皇帝后，与韩信等异姓王的斗争是“以怨报怨”；刘邦死后，吕后残害刘姓皇子，吕后死后，周勃等人杀诸吕，都是“以怨报怨”。

不能否认，“以怨报怨”是解决矛盾和对立的一种方式，在春秋战国、秦末汉初的乱世中，这种方式对于打击和消灭对手，保存和发展自己是有用和有效的。这种以严刑峻法的法家思想为基础的解决“怨”的方法行为，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也是有过贡献的，在汉武帝时期，它被上升为一种治理国家的方法，名为“霸道”，和儒学的“王道”一起守护着汉家江山。

3 . “以德报怨”的黄老之治

汉初，在周勃等人诛杀诸 吕，迎代王刘桓登帝位以后的一段时期，出现了大治的良好局面，历史称之为“文景之治”。汉文帝面对汉初乱局，也就是面对当时社会上上下下存在的各种“怨”，对之以何呢？

对之以“无为”。

也就是摒弃了秦末汉初“以怨报怨”的处事方法，改之为不理不睬，不作不为，与民休息，相安无事。汉文帝“惩恶亡秦之政，伦议务在宽厚”。施行“约法省禁”的政策，以宽厚无为待天下，所以司马迁在《史记》里说：“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

汉文帝治天下用的是“以德报怨”的老子的思想，是黄老的无为而治的道家治术。

老子在《道德经》第六十三章里说：“大小多少，报怨以德。”老子认为，世上的事都应该大化作小，多化作少，用“德”解决矛盾，化解“怨”。老子这里说的“德”是他一惯主张的，“自然而然”的“道”。老子提倡人民虚心实腹、不学圣人言，统治者不去打绕人民，无为而治。世上所有的人在“自然而然”的“大道”之中，以“报怨以德”的胸怀，处理世事。最后，相安无事，无仇无怨。

老子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所以，不能把“以德报怨”说成是用高尚的道德去原谅别人的“怨”，而是以平等的姿态放下“怨”，不再纠缠于“怨”。自然而然，平等相待才是“以德报怨”里的“德”。

比如，汉文帝对匈奴的和亲政策。

站在后世“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立场看，送汉室公主去北方草原苦寒之地嫁给匈奴大汗，是屈辱，是一种充斥着“怨”的无奈。但是，如果站在中华文明大历史的角度，则可以认为汉文帝的“和亲”是“以德报怨”。汉文明是农耕文明，文明程度远高于匈奴人的游牧文明，和亲到匈奴的汉室公主同时肩付着把先进文明传播给落后文明，用汉文化的“德”化解匈奴文化的“怨”的任务，这是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民族融合的“大德”。汉武帝以后，不少匈奴部落内迁，匈奴人抛弃了落后文明，学会了汉人的生活方式，最后同化于汉文化中。匈奴人的这种文化改变应该始于汉文帝，汉室公主嫁到匈奴影响了匈奴人的文化。

汉文帝、景帝和窦太后执政时期，一直延用黄老思想治天下，对内与民休息，相安无事，对外和亲匈奴，以德化怨，使汉初民生凋敝的社会逐渐恢复了生机，呈现出安稳祥和的局面。

但是，无为而治，以德报怨也是一种消极的治世方式，它虽然能化解一部分社会矛盾和“怨”，但也有很大一部分社会矛盾和“怨”只是被缓解，被推迟，但依然存在着，积累着。而且，在社会的发展中，即便化去了旧的矛盾和“怨”，也还会有新的产生。

所以，在窦太后去世，西汉王朝进入汉武帝时期后，社会里的各种新旧矛盾和“怨”，就已经累积的很严重了。汉武帝掌政初期，直接面对的就有三大问题，也就是三大“怨”：

一. 土地兼并严重，地方豪强势力庞大，社会上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二. 被封王的刘姓子孙在自己的小王国里，不服从中央政府的管理，形成割剧势力，和皇权的矛盾日益激化；

三. 由于游牧文明生产力低下，遇有灾荒之时，北方匈奴会南下侵入汉朝农耕之地抢掠，汉武帝初期，这种入侵日益频繁，汉帝国和北方匈奴的这种冲突日益加重。

汉初文景时代采用的无为而治，以德报怨的治世方法已经解决不了这些矛盾和“怨”了，那么，汉武帝会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呢？

4 . “以直报怨”的儒治

汉武帝掌政之初，天下骚动的险恶局面，已经不允许他继续无为而治，以德报怨了，加上他本人雄才大略的性格，于是他选择了主动出击，直面矛盾，解决矛盾，有所作为的方式。也就是面对当时汉家天下存在的各种各样的“怨”，汉武帝采用了“以直报怨”的儒家治世的方式。

“以直报怨”是儒家对待“怨”以及治理社会的方式方法，语出《论语》。《论语宪问》记载：“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以直报怨”是指直面矛盾，直面“怨”，以真诚、正当、正气和宽厚的方式去解决矛盾，解决“怨”。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要是由于儒学认为皇权天授，君权至上，宣扬皇帝集权和天下“大一统”的思想观。而且，儒学经儒者董仲舒加工，提出了一整套教化人心，维护秩序的道德伦理规范，也提出了儒家应对社会矛盾，或者说“怨”的方式方法，就是“以直报怨”。

“以直报怨”不是法家严刑峻法的“以怨报怨”，也不是黄老无为而治的“以德报怨”，而是直面矛盾，直面“怨”，以真诚、正当、正气和宽厚的方式去解决矛盾，解决“怨”。“以直报怨”的这种“以礼为本，辅之以法”，相对公正公平解决问题的手段又被称之为“王道”，以区别于“以怨报怨”式的“霸道”。

汉武帝如何用“以直报怨”的方法解决他掌政初期社会存在的三大矛盾，也就是三大“怨”呢？

第一，对内：汉武帝一改对内无为而治的态度，强行迁徙部分地方豪强到茂陵原和其他地区。用征收算缗即财产税的方法，重农抑商，抑制商业豪强。汉武帝直面矛盾，以合理有效的“以直报怨”的方式方法解决武帝初期社会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保持王朝的相对公平稳定。

第二，对刘姓诸侯王：汉立国后，分封的刘姓子孙王国独立于汉朝的版图，不服从中央政府管理，离心倾向严重，成为王朝的威胁。文景时代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一问题。汉武帝掌政不久，用一纸《推恩令》，把各个封王的长子继承权变为所有儿子平等的继承权，把大的封国肢解成小块的地方，削弱了诸侯王们的实力。汉武帝没有用“以怨报怨”的方法消灭诸侯国，而是用相对温和“推恩令”，兵不血刃地解决了诸侯王坐大的问题，这种方法也可以说是儒家的“以直报怨”。

第三，对外：主动出击，打击匈奴。汉初，北方匈奴经常性地南下汉地侵扰抢略，对汉帝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文景之时，文景两帝采取的是和亲政策，意图以平等亲戚的身份保持两地和平相处，以“以德报怨”的方式化解以前和匈奴之间的“怨”，并且帮助匈奴提高文明水平。

“以德报怨”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汉朝和匈奴几十年大多数时期互市互利，相安无事。但游牧民族的文明程度毕竟比汉帝国低，习惯于用武力抢略的生活方式，特别是遇有天灾，他们的生存环境艰难时，更是直接南下进入汉帝国抢略他们需要的物质和人口。到汉武帝时期，这种入侵和抢略变得更加频繁。

于是，汉武帝放弃了“以德报怨”式的和亲政策，直面矛盾，“以直报怨”，直接出兵进入北方草原和大漠打击匈奴。通过几次大规模的战争，基本上把匈奴人逐到了漠北之外，解除了匈奴对汉帝国的威胁。

在对匈奴的战争中，汉武帝并不是采用“以怨报怨”，斩尽杀绝的方式，对于投降，臣服于汉的匈奴人，用内迁安置的方法，给他们一个安全稳定的生活。

汉武帝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采用“以直报怨”的儒家王道思想来治理天下，但他并没有放弃“以怨报怨”式的法家霸道统治之术，也任用酷吏以严刑酷法的统治权术维护集权的统治秩序。汉武帝之孙汉宣帝总结说：“吾家自有制度，霸王道杂之。”反映了西汉统治者自汉武帝以来统治思想的特点就是外儒内法，王霸杂用。

5 . 中华文明的发展模式

秦末汉初的大历史，就是一部从乱世争霸，到休养生息，到有所作为的历史。就是从法家治乱，到道家休养生息，到儒家治世的历史。如果用“怨”字，就是从“以怨报怨”，到“以德报怨”，到“以直报怨”的历史。

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这种发展模式几乎是王朝更替之间的发展规律，因为农耕文明的综合生产力较低，恢复和发展被乱世毁坏的社会生存水平缓慢，所以一般新王朝都会在初期采取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政策。这个政策一方面使社会稳定发展，积蓄了王朝的力量，但另一方面就是使内外的社会矛盾积累，越来越严重。所以，在社会恢复和发展到一定水平，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王朝就会出现一位较为英明的君主，直面解决矛盾，使王朝平稳发展。这种解决矛盾的方法，往往是使用以儒家为主的“王道”。就是“以直报怨”，以直、正、诚、宽、恕的方式解决问题，不再是以暴制暴，以牙还牙，以怨报怨。

事实上，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以德报怨”不仅仅是道家的无为思想，它还是中华文明的一面旗帜，关键点是“以德化怨”。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曾经数次在汉民族的土地上建立政权，统治汉民族，但基本上到最后都归化于汉民族，实际是先进文明同化了落后文明，使各民族不同的文明共同化入中华文明之中，这是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最大的“以德报怨”。

而“王道”和“霸道”的杂用，以儒为主，儒法道并用，以“德”、“礼”、“法”的秩序治天下，就成为汉武帝以后，历朝历代统治者的基本治理天下的政策方针，也使得中华文明一路前进而辉煌。

作者简介：

孟维：男，一九五七年出生，澳大利亚华人作家。发表有长篇小说《蓝的天空蓝的海》，专论《走进美学》系列，《中西方文化比较》系列，《重读“老子》系列，《中华文明的起源》系列，以及诗、散文等一百余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