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玉良

23年7月15日，从同学处听到一个噩耗，我初中的数学老师杨秀兰去世了，享年88岁。

蓦然回首，与杨老师已经近40年没见面了吧。对杨老师的印象，还停留在她风趣幽默的讲课上，脑子里全然没有她老态龙钟的形象。说什么“恩师如父、如母”，从小学到大学，有多少位老师啊，与他们大多已失去了联系，当然更谈不上怎么“孝敬”，怎么“乌鸦反哺”。目前与我有联系的老师，不超过四五位，说起来真是汗颜。从这个角度上说，我还真是一个“不肖子”。

眼前都是杨老师教课的身影，她个不高，短发，精明干练的样子。杨老师教数学，枯燥的数字，总能被她讲得跳跃起来，像小蝌蚪找妈妈一样钻进脑袋里，牢牢记住。杨老师的老公郭老师，也是我的任课老师，这样的夫妻老师并不多见，在我的人生中仅此一对。杨老师的儿子，还是我的同学，这更增加了对杨老师的印象。但20世纪80年代那会，没有手机，家里也没有电话，联系全靠写信，慢慢地大家各自忙各自的，信也不写了，于是失去联系，这一晃就是近40年过去了。

想一想，我也是奔六的人了。人过五十天过午，到了人生的下半场时候。前几天，有个儿时的好友，戏谑地说我“一事无成”，对我脆弱的玻璃心打击很大。我有很多人生的困惑，想请教老师，但老师却已经作古。以后人生中的困惑，要全靠自己悟了。悟开了，得道了，心灵就放松了，可以坦然迎接死亡的到来；悟不开，未得道，心灵便会很纠结，即便是死也会死不瞑目，觉得殊为遗憾。

杨老师是我知道的，去世的第二位初中老师。第一位去世的老师，是我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孟昭春老师。记得我上初中时，数学不太好，但语文还凑合，故常得孟老师念我的作文范文。但我认为我数学成绩不好，是我偏科的缘故，怪不得杨老师。我从小就对文字感兴趣，对数字反应很迟钝，直到现在也没有开窍。我的同桌先是李起立，后是张洪山，他们学习都很好，基本上是门门优，后来都读了大学，李起立当了高中老师，张洪山则成为博士生导师、教授，成了一名地质学家。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啊，都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为什么人家的成就那么大？也没见老师给他们吃什么“小灶”。

所以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是有智商差别的。人与人之间的智商是“不平等”的。同样的问题，有的人很快便会入门，并且能够触类旁通；而像我这种笨人，却百思不得其解，用拳头砸自己的笨脑壳也没用。我常常跟别人讲，我之所以在人生中也取得那么一丁点成就，完全是笨鸟先飞的结果。

思绪回到了四十年前，眼前全是我们那一帮同学，还有和蔼可亲的老师。我再也见不到杨老师了，还有她的老公郭老师，昨天听同学说，郭老师20年就已经作古。我联系了几名同学，要去凭吊杨秀兰老师了。本来想写篇悼文，歌颂老师的“丰功伟绩”，但脑袋空空又无从下笔。我只有三个感受：第一个感受是有问题再不能请教老师了，难过；第二个感受是人生有啥意义啊，说走就走了，啥也带不走；第三个感受是老师的命运未来要落到自己头上，因为每个人都会死，自然也包括自己。每送别一个人，就不由自主想到自己，未来有一天，也会装到那个小小的骨灰盒里。

“向死而生”，充满了一种悲壮的情愫。地球在宇宙中都是一粒尘埃，何况人类只是附着在地球上的“寄生虫”。我把人类称作“地球的寄生虫”，现在有80亿这样的“寄生虫”，而我又只是80亿分之一。这么庞大的数字，少了谁也微不足道。从这个角度上说，人生是没有意义的，每送别一个人，就多一次感受人生的无意义。以后的人生怎么活着？引发我不断思考。要让自己活得有趣一点，让剩余的人生过得精彩一点，把所有外在的、无用的追求都扔掉，是不是会活得轻松一点？但是，“舍”也需要一种勇气。

杨老师，您是教数学的，能不能经常托梦给我，帮我计算剩余的人生时间，该如何有效利用，该干些什么，不该干些什么。人生的迷茫，如雾。拨云见日，还真得需要一些智慧。真想好好哭一场，让眼泪将所有身体里面的负面情绪带出，从此阳光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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