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51年9月15日，太平军在官村与清军作战获胜，洪秀全遂统大军到大同里会齐，开始战略转移，挥师北上。
这时候，清军主将向荣和巴清德正带着幸存的残部，仓皇南逃，躲到平南去。剩下的清军同太平军继续周旋，就是乌兰泰的一部分清军主力。但在向荣惨败后，乌兰泰部已经成了孤军，不敢跟在太平军的后面紧追。
这样，从兵力到士气，太平军都已取得绝对优势，排除了后顾之忧，可以从容不迫直捣永安。太平军在大同里稍作休整。大同里有一条大同江，可由水路通向永安。
根据情况，洪秀全又把队伍作了调整，决定分水陆两路向永安进发。陆路以萧朝贵和石达开部为主，水路以中军杨秀清部为主。把原来的后卫部队拆开，调韦昌辉加入陆路，调冯云山加入水路。
陆路是太平军的战斗主力，担负攻坚开道的任务，除萧朝贵、石达开、韦昌辉几位主将之外，还有秦日纲、林凤祥、李开芳、罗大纲等骁勇的战将。
水路乃是太平军的指挥中枢，由杨秀清、冯云山统率，保护老弱妇孺和全军辎重同行。
从《天命诏旨书》中注明为“辛开八月十九日，时在舟中”发布的一道天王诏令看，可以知道洪秀全是坐船北上的，水路军务是由洪秀全亲自主持的。
9月20日左右，太平军整队出发。水路大军由大同江下驶，至三江口转入湄江，再溯江北上，一路顺畅无阻。陆路则由大同里东出藤县，进入藤北大黎，拟取山路北进。
但因这里有许多原先没来得及去金田团营的会众，这时听到自己的队伍到来，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热烈要求参军。
萧朝贵便在大黎驻扎了几天，让这些会众处理家产，携带全家到太平军队伍中来。
后来成为著名将领的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都是这时参军的。
萧朝贵在进入大黎后，即派先锋部队罗大纲，率精兵千余人星夜北驰，为后续部队扫清道路。罗大纲在加入太平军之前，曾于1850年初元宵节的时候，率天地会起义军袭击过永安州城。他熟悉这一带的地理，群众基础也很好，所以进军特别神速。
9月23日下午，罗大纲的前锋部队即进抵古眉峡，与盘踞在湄江对岸水窦据点的敌人平乐协副将阿尔精阿部接触。太平军以破竹之势发动猛攻，强渡湄江，打垮了敌人的防军，当即占领水窦。
阿尔精阿败退，同溃军一起窜回永安。
水窦距州城仅十八华里，是城南的军事要隘。太平军攻占水窦，敲掉了敌人的门牙，永安州就暴露在革命军的军锋之下。
9月24日晨，太平军逼近城垣，于通文江东岸一带巡逻，观察周围地形，为攻城战斗作准备。
这时，永安州代理知州吴江，阿尔精阿的残部，以及苏保德等带领的地主团练，全部龟缩城内。这天晚上，罗大纲派了几百名骑兵，乘夜渡过通文江，巧妙地发动了一场惊扰敌人的“攻心战”。
战士们把马队编成几个小组，用石块拖在马后，沿石街绕城奔驰，一边不停地燃放爆竹，造成一种猛烈攻城的声势。
城内的敌人本是一群惊弓之鸟，黑夜里又摸不清底细，更不敢开门迎战，只好盲目地向城下投掷硝罐，施放枪炮，强自壮胆。
经过整整一夜的“战斗”，敌人不但被扰得精疲力尽，而且备以守城的火药战具，也受到极大的消耗。
9月25日，太平军大队由水窦开来，控制了州城东南一带高地。到中午时，阵地布置就绪，开始了攻城的战斗。
太平军对东门发动攻击，几十门松木大炮一齐发射，城楼先被削去一半，城内的州署和尊经阁等处也相继中炮起火，顿时烈焰腾空。
敌人见东城危急，忙从其他城门抽调人马援救，企图拼命顽抗。
这样一来，敌人可就上当了。他们哪里知道，太平军昨晚的攻城是在用计，今天的攻城还是在用计。他们以为太平军要从东门打入，忙把人马调往东城。实际上，太平军炮轰东城，不过是虚张声势，给敌人造成错觉；攻城的主力却早在西南近城处设伏，静候出击的时机。
等到敌人手忙脚乱，兵力抽走的时候，太平军的伏兵乘机奋起，架起云梯，搭设天桥，一个猛攻，杀散城上守军，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入城后，激战了两小时，吴江看势不对”，“便跳下武庙前的水井中自杀了。
学正丁履吉在学府内吊颈死。平乐协副将阿尔精阿在武庙正殿被杀。团总苏保德……在南门内金带桥边被杀。”这次战斗，歼灭敌人官佐兵勇近千名，只有少数人跳城逃走。
到下午六时左右，战斗胜利结束，太平军光复了永安州城。
10月1日，即攻克州城后第七天，由水路北上的太平军总部也进抵永安。
这一天，洪秀全坐轿进城，受到人们的夹道欢呼，群情空前激昂。据群众相传当时情景说：“太平王进州城时，城里城外打扫得干干净净，锣鼓声、鞭炮声、响个不停。
太平王坐轿子走在中间，两头有马队保护，人山人海，非常威武热闹。
到州衙门前面的草坪时，太平王曾对部下讲话，要众人不得贪图金银财物，一切归公。”
群众传说的洪秀全这次当众演讲，从内容看，就是后来编入《天命诏旨书》注明为“又八月初七日，时在永安”的那道天王诏令。
这是洪秀全一进城就宣布的，再一次强调了太平军的圣库制度，要求一切缴获都归公，禁止私藏，命令全军一体遵守。
太平军占领永安，不但是军事上的胜利，而且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金田起义后九个多月来，在敌人围追堵截、封锁骚扰的情形下，太平军队伍动荡奔波，几乎无日不在苦战之中。这种极端艰苦的生活，到永安时算是告一段落。
永安州城池尽管不大，但敌人在城内储备的物资相当充实，太平军消灭了敌人，把这些物资接收过来，基本上解决了军需问题。
城外的地形也很好，只要据险设防，加强警戒，就不怕敌人再度围攻。因此，太平军决定在这里驻留一些时间，作比较充裕的休整。
洪秀全准备利用一段时间，总结实战经验，健全各种制度。入城以后，洪秀全进住州署，设立临时“天朝”，并开始了太平军的管理制度。
在此后几个月中，洪秀全同冯云山领导人一起，对政制、军制和官制作了认真研讨，改进和增订了一些原有的制度，又建立了一些新制度，大体上确立了建国的规模。
关于地方政权，是到南京以后的事，因为这时的客观条件还不具备。
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洪秀全以天王名义发布诏令，把前在东乡宣布的五军主将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加封王爵。
又封秦日纲为天官丞相，封胡以晃为春官丞相，还升赏了其他一些有功人员的官职。
封王后，即分设各王府，配备相应的辅佐人员。杨秀清的东王府，相传就是设在当时的武圣宫。后来建都南京，除洪秀全的天王府之外，其他各王府也都分别设立六部。
太平天国的中央政权，实际就是围绕各王府组织起来的，形式上和在永安时基本相同，只是规模大小有些差别。
洪秀全在永安封王，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诏令末尾加上的“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这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从这时起，关于军事指挥和行政领导，指定由杨秀清总揽。这是太平天国前期，领导集团内职权关系的一次重要变动。
在永安之前，太平军的指挥权，一直是由洪秀全直接掌握的，他既是最高的天王，又是全军的最高统帅。他在东乡称王时宣布的五军主将，也都是在他的直接统率下作战的，主将之间不存在指挥与被指挥的关系。
封王诏令发布后，情形就有不同，洪秀全把太平天国的军事统帅权下移，交到杨秀清的手里。
这样，东王杨秀清的地位和职权，就显得特殊起来，超出其他诸王之上：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都归杨秀清节制。
由于这个变动，所以稍后，洪秀全在永安汇集起义以来行军作战的文件刊行《天命诏旨书》时，就在茶地发布的那道诏令的后边，加了一句话注明说：“此是前时行营坐营铺排如是，今宜听东王将令。”
洪秀全把军队指挥权交给杨秀清，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从对敌斗争中看到了杨秀清的坚定、胆略和智慧，看到了杨秀清在群众中的号召力、组织力和卓越的指挥才能。
洪秀全认为，让杨秀清主持军事，会更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这是他从全局考虑所作的一个重大决定。实际上，在后来永安突围后进军江南，进行战争突飞猛进，取得蓬蓬勃勃的胜利，也确实同杨秀清的正确指挥分不开。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洪秀全把军事统帅权下移，就使他自己和日常指挥实践隔开，脱离了群众的实际斗争，并且培养了杨秀清的骄纵心理，在政治上产生了有害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