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龄反奉倒戈失败后，其残部在魏益三带领下，改编为国民军第四军，通电助冯反奉。张作霖把新账旧账一起算在了冯玉祥头上，誓死与冯玉祥决战，并多方联络反冯同盟。

吴佩孚被困湖北，也在思量如何重新一搏。郭松龄倒戈时，吴联想到冯玉祥对自己的背叛，开始考虑与张作霖联合。他说：“第一，赤化不可不防；第二，我与张雨亭相约合作，今天联甲倒乙，明天联乙倒甲，我姓吴的生平不干这种事。”1926年1月，张作霖致电吴佩孚表示谅解，直奉双方代表多次在汉口会谈，基本达成合作意向，并商讨了联合进攻国民军的具体方案。

郭松龄倒戈时，李景林背叛同盟，转向郭、冯开战。1925年12月4日，冯玉祥与李景林部展开激战，历时半月有余，李部最终不敌。在吴佩孚的指示下，李景林逃到山东，与张宗昌一起组成直鲁联军，继续与国民军作战。张宗昌与李景林虽都是奉系出身，但他们都不是东北人，而奉军普遍歧视非东北人，所以他们在奉军里很不得志，常生异心。张宗昌与吴佩孚是山东人，出于老乡的情分及对吴的敬佩，张宗昌暗中与吴佩孚取得联系，愿与吴联合，共同抵御国民军。

如此一来，反冯大同盟已经形成，反冯大同盟又称反赤大同盟，反赤指的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及国民军。张作霖是积极倡导者，吴佩孚则是急先锋，二者尽管在此前势不两立，多次开战，但在共同利益面前，还是联合起来了。双方在多次沟通后，达成谅解的基础条件为：奉方承认吴以长江流域为基地，吴则保证支持张从华北除掉国民军势力的斗争。这个同盟还得到了帝国主义列强在背后的支持。

1926年1月11日，张作霖以讨伐魏益三为名，开始向关内出兵进攻。1月19日，吴佩孚也在汉口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对河南的国民军发动攻势。他还派遣靳云鹗与张宗昌、李景林取得联系，并签订合作条约，约定由张作霖出兵饷，靳云鹗军由山东境内向河南进攻。

国民军位于京畿、直隶及河南的地盘陷入直奉联军三面包围之中，处境危险。且冯玉祥前叛吴佩孚，后支持郭松龄叛张作霖，吴、张二人皆为报仇而来，都师出有因，冯玉祥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冯玉祥的国民军内部因分封不均，矛盾重重，许多将士对冯玉祥都有意见，冯面临内忧外患的危机。为缓和各方面的危机和压力，冯玉祥决定暂时下野，以缓和各方矛盾。1926年1月1日，冯玉祥致电段祺瑞辞去本兼各职，并通电四方，解职后将出洋游历。9日，段祺瑞委任冯玉祥为考察欧美实业专使。

段祺瑞是在冯玉祥和张作霖的共同推举下，出任临时执政的，他自己的皖系势力已是一蹶不振，因此他处处受制于冯、张二人。郭松龄反奉后，北京政府实际控制在冯玉祥手中，冯一方面表示拥护段祺瑞，同时又逮捕了段的智囊曾毓隽和姚震。

段祺瑞的心腹徐树铮，与冯玉祥、张作霖都有历史性过节，段上台后，劝徐继续留在国外，以个人专使身份在国外游历，并开展相应的外交活动。徐在欧美逗留了几个月，于12月10日经日本到达上海。徐是个野心很大的政治阴谋家，他想方设法要保住段祺瑞的地位。他知道国内的乱局于段祺瑞不利，于是他呼吁国内和平，并大力鼓吹直、皖、奉三系联合，实现北洋系的大团结，主张各派共同拥戴段祺瑞政府。

徐树铮抵达上海时，曾接受中外记者访问，他认为目前中国无人比段祺瑞更适合为元首，主张推段为总统。他到达上海后，未敢轻易北上，先去杭州与孙传芳、张謇等联络，宣扬拥段主张。徐、孙关于政局的会谈，引起了冯玉祥的不快。冯、孙之前就有联络，二者准备共同反奉，但孙传芳从未向冯正面表达过自己对政局的意见。徐树铮会见孙传芳后，到处宣扬孙确实诚意拥段，并设法使段取得正位总统。这自然引起了冯玉祥的嫉恨。

为尽快推进自己的计划，徐树铮不顾段祺瑞等人的忠告，急急赶往北京。12月23日，徐树铮到达北京，但次日冯玉祥部就打败李景林部，控制了京津地区。随后，郭松龄部失败，冯玉祥与奉系必有一战。形势对徐树铮不利，还有人传来一些对他本人不利的消息，段祺瑞催他尽快离京。29日下午，徐树铮乘专列南下。鹿钟麟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报告给冯玉祥。冯对徐深恶痛绝，他告诉鹿钟麟：“处置徐树铮的办法，就是逮捕枪决！”

当日晚10时许，徐的专列抵达廊坊车站，站上布满了列兵。列车靠近站台停下后，徐树铮就被人拉出车厢，一枪毙命。据说他是被陆建章之子陆承武杀死的，陆建章是北洋老前辈，也是冯玉祥的舅舅，被徐树铮杀害。徐树铮可谓死得其所。

徐树铮死后，段祺瑞痛心疾首，又觉得十分害怕，担心自己早晚有一天也会落得一样的下场，于是开始策划自己的退路。北京爆发“三一八”惨案后，引起各方面的强烈愤怒，逼段下台。在国民军节节败退之际，段祺瑞不得不于4月20日宣布下野。徐树铮策划的直、皖、奉联合政府计划也一同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