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中旬的一天，由华东野战军司令粟裕主持，在曲阜召开的济南战役战前军事议会上，宋时轮所在的十纵分配到在城西运动作战的艰巨任务，但纵队的武器装备尚未完全到位。

秉性直来直去的宋时轮便口无遮拦地说出他对装备的担忧，在确定不难满足条件的时候，几句冲撞的话便脱口而出：“这仗简直无法打，我自行退出得了，你们谁上都行。”一时让所有在场的将领愣住了。

稍许静默后还是粟裕好言相劝，宋时论也意识到自己的冲动和莽撞实属不妥，也就顺着台阶而下，用更加坚定的意志和勇气投入的后来的战事当中。

虽然中央得知这一情况后，曾经指示粟裕将宋时论撤职，为了稳定军心，粟裕压下了这份来自中央的电报，并积极向中央作出了合理解释。

粟裕，湖南湘西会同县侗族人。生于1907年，20岁入党，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一路成长，到1948年5月被中央任命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兼政委，成为统领我军在华东战场上的军事指挥官。

在漫长的军旅生涯中，粟裕不仅以他的英勇善战、足智多谋和雄才大略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战绩，尤其是在淮海战役中，屡创以少胜多的战场奇迹。因此被毛主席称之为“最会带兵打仗的人”。

另一方面，粟裕也以谦逊低调，大度包容的优秀品格而著称。广为传颂的是粟裕三次让帅成为几乎无人不知的美谈。

那是1945年10月，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后，为适应新的形势下革命斗争需要，中央决定改组新分布在苏皖一带的新四军，除了部分主力北上山东外，留守部队组建苏皖军区，并任命粟裕任司令，张鼎丞为副司令。

收到中央电报后，粟裕诚惶诚恐，连忙向中央口头请辞，举荐张鼎丞任司令，自己担任副职；未获中央应允，遂于几天后再次以书面形式详谈此举的利与弊。终于，在半个月后，粟裕的诚恳终于得到中央的认可，粟裕只担任了苏皖军区副司令兼华东野战军司令。

到1948年5月中央调陈毅元帅到中原局工作时，中央要粟裕全面接任陈毅手头的工作，粟裕再次谦辞，争取到陈毅兼任华东军区司令员，自己以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委的名义履行职务。

最让毛主席感动的还是建国后的1955年，解放军实行军衔制的时候，在大多数人都为自己肩章上将会有几颗星而患得患失的时候，粟裕再一次以他的宽宏大度、谦逊低调而引来众人的钦佩目光。

1955年的某一天，在得知自己被列入元帅军衔的候选名单，粟裕特意找到毛主席，诚恳地请求把自己移出元帅候选人名单。也许，毛主席此时正在为众多有资格获得元帅的爱将如何取舍而犯难呢，面对粟裕主动谦让之举，主席非常感动，连忙称赞道：“粟裕壮哉！”

正是基于如此博大的胸襟，高尚的情怀和无私的品格，粟裕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还建立起非常独到“功绩”观。每当有人提起他之前在战场上的功绩时，他总不忘告诉人们，功是中央的英明领导和科学决策；至于一点点战场成绩，也是自己忠实执行中央命令之下取得的。

像这一位胸怀坦荡、淡泊名利的大将军，在日常工作中与部属、战友之间的一些小冲突、小摩擦又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呢？就说宋时论吧，他对于粟裕的冒犯也不是一两次。

这样的所谓冒犯或冲撞也只是将军们运筹帷幄、决战千里的宏大叙事中的小小插曲，反而成为他们日后友谊的催化剂。

宋时轮为湖南醴陵人，与粟裕同龄；早年在黄埔军校入党，后来在国民党发起的清洗行动中被捕入狱，出狱后辗转多地寻找组织未果而失去了组织关系，不得已回到家乡拉起游击队与国民党当局对抗。

在一次游记战斗中，与一支红军小分队不期而遇，从而融入了井冈山的大部队，遂再次办理入党手续，实现了第二次入党。此后一路走过井冈山反围剿、北上长征和抗日战场且屡建奇功。

真正让宋时轮走向高光的是解放战争时期。自从他参与的由美国人撮合的国共北平军事调停，由于国民党毫无诚意而失败后，宋时轮便回到山东解放区。1947年转任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司令员，从此让十纵这支铁军成为让国民党军队闻之胆寒的华野头部战队。

想当年十纵刚成立不久，宋时轮与团队指战员尚处于彼此了解与磨合之中，便奉命参加了莱芜战役。

十纵接到的任务是死守锦阳关，宋时轮就果断地带领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锦阳关，并抢占周围的有利地势，取得了整个战局的主动，让此前在战场上横冲直撞惯了的国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不得不为怎样给被围困的李仙洲集团军派出援兵而发愁，使得他首次尝到了挫败感。

由于锦阳关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气急败坏的王耀武不得不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令李仙洲向锦阳关疯狂反扑，但无论多少次发起冲锋，就是无法从英雄的十纵手里拿下这个阵地，十纵从此被国军标记为“排炮不动，必是十纵”。

不得已，李仙洲只好率军改道从莱芜突围，正好也就一头扎进了我军张开的口袋里，最终在这场战役中我军活捉了李仙洲，击毙了张灵甫。后来以莱芜战役为背景的电影《南征北战》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战例。

不过，在次年的徐东阻击战中，十纵却迎战了一个更强大的对手，遭遇了一次极为惨烈、损失严重的激战。

那是1948年7月，我军在徐州战场摆出阵势，包围了敌人的黄伯韬兵团，国民党徐州“剿总”刘峙急忙调遣邱清泉和李弥两个兵团前来解围，熟知这回又中了我军围点打援之计。

时任华野司令员粟裕来到十纵下达了阻击敌方援军的任务，宋时轮不假思索地回复道，“一定完成任务。”这时，粟裕带着几分神秘色彩问道：“你知道这次的对手是谁吗？”宋时轮稍微迟疑了一下，反问道：“难道是邱清泉？”

粟裕笑着点点头，肯定地说：“正是你的老对手邱清泉！”虽然之前两位宿敌几经交手，也互有输赢，但此时的邱清泉今非昔比，升任兵团司令后几乎手握20万重兵。但粟裕也给了十纵一颗定心丸，对宋时轮说：“只要你顶住最初的三天，我会再调两个纵队与你共同作战。”

但是，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新的形势下让十纵不得不在徐州东部平原地带阻击敌人。这里我军无险可据，而敌人的坦克却能够如入无人之境，疯狂撒野。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十纵艰难地奋战十几天，最终阵地是守住了，但付出的代价非常惨重，损失了五千多名战士，相当于两个团的兵力！正是在出于对巨大战损的痛心，才有了在战后的总结会议上宋时轮顶撞上司粟裕的举动。

事实上，宋时轮这样的直言不讳，也引起了粟裕对自己的反思，意识到自己在军力部署方面有点偏重之前的旧部爱将，在主战场上宋时轮这边参与较少，也许引起了对方的误会。于是，粟裕便主动找机会与宋时轮交流解释。

列出了这样一些理由，一方面宋时轮所在的原山东野战军向来以打阻击战见长，另一方面我军在解放战争早期还不具备大规模歼击战能力的情况下，往往采取了围点打援作为重要战术安排。

因此，十纵经常被安排打阻击战并不是仅仅当作偏师使用，在不少的战场上，你们十纵打掉的援军，才是我军真正要消灭的敌人。

不过，粟裕也非常客观地表示：“打阻击战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战场形势残酷，部队损失也大，你个人心里有想法也是人之常情。但是，我们若从革命事业大局出发，我们的共同目标是取得革命事业的最后胜利，这些小小的个人不痛快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这样一席话，让本来憋着一肚子不满的宋时轮心头豁然开朗，渐渐解开心结的宋时轮对粟裕充满了更多的认可和尊重。

在后来的渡江作战中，宋时轮率领的第九兵团在粟裕的指挥下，在1949年4月20晚率先突破敌人的江防阵线，并痛打落水狗，迅速追击逃敌，以日行百里的神速，在郎溪、广德一带歼敌5个军，得到军界的好评。

俗话说，不是冤家不聚首。这对战场上不乏争吵的战友，解放后又在军事化科学院成为了长期共事的老战友。

正是两位将军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凝结出的深厚友情，在和平年代得以延续并不断加深。在后来的动乱年代，粟裕受到不公平对待，以至于在他病逝的时候尚未得到纠正。

宋时轮却不顾外界的许多非议，毅然参加了粟裕的追悼会，并充分表达了对粟司令的尊敬。接着，又多方奔走，致力于还粟裕以公道的各种努力，最终促成对粟裕的平反。表现出的两人之间的纯洁友谊令人钦佩。

军事家粟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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